一座城市的地名，总是蕴含着这个城市的过往故事和精神气质。济南的地名和这座城市也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熟悉经十路和纬十二路这样的繁华大马路，但对经九路和纬十一路这样的小街小巷却几无注意。我们经常从六里山、七里山附近经过，却很少留心它们的地名来历。当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复兴大街、民权大街、民生大街、胜利大街、民族大街时，又是否会想到，民国时期，这片区域曾经发生过什么？贡院墙根街、筐市街、榜棚街……这些街名的背后，是否恰是当时街巷的种种样貌？
每个周末，只要家里没事，唐景椿就会带着他的《济南老街巷》，等候在曲水亭畔。经过的路人，无论是打听街巷的位置，还是街巷的故事，这位老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这些年来，他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件事。唐景椿说，这是在宣传济南的文化，从地名的角度。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实际上就在我们日日常听常见的地名里。
地名里的距离
四里村、五里沟、六里山、七里河、八里桥……以数字为地名，从来不是济南独一无二的特色，放眼中国，这样的地名比比皆是，它们带着古代人生活记事的简单和智慧，在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打(中，有些消失在片区改造和新城建设中，有些则留存下来，继续为后来的人们定位和指向。
在传说和资料中，这些数字和计量单位所代表的数字，大多是当时地理位置与济南老城，即当时历城县府的距离。譬如，据清朝雍正年间的《山东通志·疆域志》记载，“七里河：在县东七里，发源烟霞岭……”此处的“县”，便为旧时的老历城县城。现存的碑文也有相关记载，“大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吾屯去城七里，其西有石河，循村而北，此七里河所由名也”。同样，五里山、六里山、七里山、七里堡等地名，皆是以它们到老历城县城的距离命名。
虽然有史料记载，但是这些地名的最终来历似乎还有待考究。济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济南市地名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荣斌说，没有人真的拿着尺子去丈量过，它们与历城县府的距离是不是真的为四里、六里或者八里，而且其中有些说法也不太合乎逻辑，比如五里沟和五里牌坊相距甚远，怎么可能都是距离老城约五里呢。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中国人取地名的一种共性，只是为了好记而已。
同为济南市地名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的唐景椿则认为，这些地名里的数字，或许真的就是它们当时距离历城县府的距离，毕竟历城老县城四周的城墙位置是不规则的，而这样的城墙恰是它们估量距离的标界。
并非所有的数字地名都代表着它们当年与老城的距离，譬如八里洼，它的参照物则是杆石桥。据史料记载，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历城县志·地域考》中，便出现了“八里洼”这个地名。相传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有王、周、李、于四户人家，从直隶枣强迁至距离杆石桥八里的洼处，故有此名。
可见，八里洼不仅与距离有关，而且与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大事件有关。同样的原因，当时的济南老城周围还多了七贤庄、九曲庄等这样的聚居地。
七贤庄在地方志中最早出现的名字为“七仙庄”。据说也是从直隶枣强迁来的七位农民定居，只不过年代背景换成了唐朝德武年间。九曲庄则是从同一地方迁至济南的人定居之后，发现周围山沟有9个弯，据此命名。
经纬路里有角落
济南最有特色的数字地名，非经纬路莫属。经纬路最初只是修建于商埠区。1904年，胶济铁路竣工，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与北洋大臣袁世凯一起奏请，将铁路沿线的济南、周村和潍县三处，自开商埠。在济南，从西城普利门到北大槐树，从南部长清大路到北边铁路一带，被划为商埠。据民国年间的《济南指南·商埠大概》记载，最开始的时候，经路修了三条，纬路修了八条。其余的经纬路，则是在后来逐渐扩建而成。
开埠时期，“一马路、二马路及纬三、纬四、纬五诸路”是经纬路中最繁华的道路。如今，最繁华的道路非后来修建的经十路莫属，尤其是经十东路和经十西路建成后，这条城市主干道已经横贯济南东西。
我们习惯了经十路、纬十二路这样的大马路，却很少注意到如经九路和纬十一路这样的小路。夹在经八路和经十路中间的经九路，东半截是一条狭窄拥挤的小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老居民楼，沿街房则为很多外地人租来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西半截则位于一则新的住宅小区之前，刚刚修复一新，竖着“经九路”的路牌。纬十一路则更多为居住在那里的居民所熟悉，就连住在纬十路上的一些市民，突然被问到纬十一路也会有点发懵：它真的存在吗？它在哪儿？平常没有注意过。就在纬十路与纬十一路的一个小交叉口上，相邻的两间沿街房，上面的门牌号却各是这两条不同的路。
市民徒先生从1969年便搬到了纬十一路上居住，据其介绍，这里曾经为永田里，后来才被划到纬十一路。在他的记忆里，小小的纬十一路上有个煤炭店，砸蜂窝煤。纬十一路与纬十路并非两条平行的道路，前者分为多段，方向交叉，在西市场附近围成一个小市场。马先生在另一段纬十一路上经营小超市，跟徒先生一样，他也还记得之前的永田里。他们眼见着这块小小的区域，从一个名字变为另一名字，从一种样貌变成另一种样貌，就如这座城市里的其他地方一样。
藏在地名里的历史
与商埠区的经纬路不一样的是，济南老城区的每一条街道都透露着它的历史。据唐景椿介绍，文庙附近曾经有一条茶巷，在古代，这里是来省府考举人或祭拜孔子的学生们等候休息时喝茶闲聊的地方，蒲松龄或许也曾在此喝过茶。再譬如剪子巷，据资料记载，这里制造铁器，尤其是以剪刀著名。而筐市街，则是当年卖筐的地方。
但是马市街却不是卖马的集市，而是集中栓马的地方。相传，自宋代建府学文庙之后，来文庙祭祀的府官和应考的人员，“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马便被栓在这条街上。唐景椿说，因为马匹的数量多，看起来便像个集市了。
相比较于今天高校聚集的文化东路和文化西路，古代济南府城的文教街则是贡院墙根街。据《济南地名琐话》的记载，贡院也就是现在的省府大院，曾经是明清时候科举考试中省试的考场，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截至清朝光绪年间下令停止科举考试之前，贡院共举行省试200多次，“累计录取举人近2万人，其中考中进士的有4074人，包括状元9人……”贡院围墙旁侧的这条贡院墙根街上，清代曾设“提学使署”，是当时的省级教育主管机关，辛亥革命后，它改为济南道尹公署和山东省事业厅，1928年后，这里又成为山东省教育厅所在地。民国时候，这条街上先后有山东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山东实验剧院、山东民众教育馆、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等文化教育机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便曾在这里读书。另一位人大代表王烬美，则在济南的三和街办育才小学，同时进行党的地下活动。
因曾建有“督抚军门”而得名的旧军门巷，真正的名气却来自居住于此的丁宝桢。据《济南老街老巷》里介绍，丁宝桢做了10年山东巡抚，他曾捕杀了慈禧太后的大太监安德海，散放自己的钱财救助山东灾民，创办山东机器局等。据说，宫保鸡丁这道菜也是来源于他，因为他喜好炒鸡丁，又曾被册封为“太子少保”。据了解，旧军门巷11号，曾是全国仅存的丁氏故居。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后，他位于这条巷子的住宅被卖给了济南本道署理东司沈廷杞，瑞蚨祥孟洛川的亲家，这也是后来人们称之为沈家大院的原因。
但无论是丁氏故居，还是沈家大院，它们都消失在后来的拆建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江丹）
附：部分济南地名的来由
民族大街：街名取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样以此命名的还有民权大街、民生大街。这三条道路都是在日伪时期所建，曾有名为“新民东六路”、“新民东五路”、“新民东四路”。
闫千户：《明通监》记载，“……罢元所设平章、总管等名，定以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千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据传明朝万历年间，有位闫千户，来此落脚居住，于是此处被称为闫千户。
三角线街：当地供应火车头转向使用的三角线铁路线，后来居民渐多，形成街巷，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名称。1980年，整顿换制街门牌时，将此街定名为“三角线街”。
西更道街：位于清巡抚院西墙外，是当时更夫巡夜的通道。东更道街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河套庄：相传，清朝中期有农民迁来定居，以农为业，形成村庄。韩复榘时期，发源于“五龙潭”的“生产渠”流至该庄闸口后，分为两路绕庄而流，庄被小河套在中间，故名“河套庄”。
林祥南街：大概在1915年左右，官吏齐铭洲和律师郝风武等人在此建宅邸，形成街巷。因为建街之前，这里曾是树林，又位于麟祥街之南，故称“林祥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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