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对艺术的扶持，可谓中国的文艺复兴，但儒家士大夫不喜欢

我们前面说了，掌握了话语权的儒家士大夫，那真的是杀人不用刀，可以重塑一个人的历史形象。不过，之前说的这些本质上都是权力斗争，要说宋徽宗因为这些得罪了儒家士大夫还可以理解，接下来我们讲另一个问题，宋徽宗这个人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同时他还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追求，可就是这些个人追求，也引发了他与儒家士大夫的矛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可能会问，是不是因为宋徽宗沉迷于这些爱好，耽误了本职工作，所以引起了儒家士大夫的不满？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宋徽宗的艺术和宗教追求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政治目的。你可能觉得奇怪，这些看上去不都是个人爱好吗，怎么也会有政治目的呢？举个例子，宋徽宗非常热爱园林艺术，这件事使他受到了很多非议。尤其是为了建园林而搜罗的“花石纲”，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江南的方腊起义，起因就是花石纲让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只能起来造反。其实，宋徽宗修建的园林背后也具有政治意义。

比如，他在京城汴梁建造了著名的“艮岳”。之所以叫艮岳，是因为“艮”是八卦中的一卦，代表东北方，而艮岳正是位于汴梁城的东北。宋徽宗建造艮岳，除了个人享乐，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宣扬道教。艮岳建成以后，宋徽宗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主要是说艮岳如同人间仙境，代表了天人合一。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宋徽宗对于道教的推崇。他为什么这么信奉道教呢？除了个人因素以外，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北宋儒学的一股重要思潮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约。宋徽宗就想跳出儒家的框架，自封道教的教主，从而获得更高的权威。

宋徽宗曾经和一位名叫刘混康的道士非常亲近。刘混康是茅山上清派的第二十五代宗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茅山道士”。宋徽宗曾经去拜访过刘混康，还经常与他通信。从现有的通信记录来看，宋徽宗对于各种征兆背后代表的天意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那些所谓的凶兆，宋徽宗总是请求刘混康为他提供详细解释，这样他就可以采取措施来化解。这些凶兆大多与国家大事有关，尤其与宋徽宗自身的权力有关。

公元1103年，宋徽宗下令全国各州都要修建一座道观，都取名为“崇宁观”，因为崇宁是当时的年号。崇宁观主要负责在皇帝诞辰那天举行庆祝仪式。到了那一天，宋徽宗会在皇宫中举行盛大的庆典，各地的崇宁观也要开放三天，供士大夫和百姓前去上香，祈祷皇帝万寿无疆。可见，宋徽宗试图用道教来塑造自己的权威，因为道教中各种神灵的上下等级关系，就仿佛是人间的宫廷。宋徽宗试图将宫廷的秩序与道教中神灵的秩序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为他的权力增添了一道神圣的光环。

宋徽宗崇信道教，试图摆脱儒家的制约，这当然会与儒家士大夫产生冲突。更严重的是，宋徽宗追求的政治目标也和儒家有所不同，这进一步影响了后世儒家对他的评价。宋徽宗追求的是宏大的盛世气象，他认为艺术成就也是盛世的一部分，是一种政治事业，所以，他认为国家应该扶持艺术的发展。

比如，宋徽宗曾经编过一套书法作品的收藏目录，叫作《宣和书谱》，里面收录了很多皇帝的书法作品，比如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还称赞唐太宗和唐玄宗在当时资助了一大批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他并不认为皇帝和书法家这两种身份有什么冲突，相反，皇帝推动书法的进步，这体现了对文化的尊重，恰恰是一个皇帝负责任的表现。

再比如，在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在学校教育里面增加“画学”这个科目，专门培养画家。他还在京城汴梁举行绘画考试，考中了就可以录入翰林图画院，成为官员。如果把他的这种做法放到人类历史当中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更大的意义。

在欧洲中世纪，美第奇家族统治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他们也曾对艺术进行大力扶持，著名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受到过这个家族的赞助。美第奇家族还把一座郊区别墅改造为培养年轻艺术家的学校，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了他的早期艺术生涯。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的孵化器。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国的艺术也确实在宋代达到了高峰，一些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其实，文艺复兴是艺术上的革新，也是政治上的革新，这就是艺术和政治相关性的一个典型案例。宋徽宗不仅属于北宋王朝，更属于整个中国文化。但儒家并不能理解这些，儒家认为皇帝应该控制自己的个人爱好，把更多精力放在国事上面。这是由于儒家将节俭视为美德，农业经济比较脆弱，平时节俭一点，有利于防范风险，皇帝更应该带头节俭，搞艺术太花钱了，在儒家看来容易败坏风气。

宋徽宗对于艺术的追求，在儒家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这也影响了后世对于宋徽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