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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往 事（上）
—— 献给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大都是相似的，欢快、稚嫩，有小心思、小心计，一顿好吃的，一件新衣服，难以忘怀。童年中的往事经常在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时常会情不自禁的讲出来。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童年很幸福，得到了全家人的宠爱。父母这辈及上一辈都缺少女孩，出生时因为是女孩，医生没敢告诉，当焦急的家人得知后兴奋不已：“正缺！正缺！”因为奶水不够吃，吃奶粉又不消化，我很早就开始吃饭了。家里特意买了小奶锅，仅有的供应一点大米，唯我独享了。冬天包小冻饺子，煮熟后父亲用筷子把饺子从中间夹开，这样凉的快，数着个数督促我吃。供应有限的白糖，基本叫我拌饭吃了。那时吃的最多就是玉米碴子粥，奶奶早早就把玉米碴子泡上，过滤掉上面的玉米芯喂鸡，放在大锅中慢慢地煮。还有玉米面饼子，尤其玉米饼子里放些糖精，甜的发苦，难以下咽。
那时只有家中大人才刷牙，父母的刷牙缸和磨得快没毛的牙刷，就放在穿衣柜里和家中用雪花膏瓶子装的白糖紧挨在一起，小孩子是不刷牙的，吃了过多的白糖，结果我满嘴烂牙，从小就牙疼。脱牙时印象也深，那几颗烂牙总是轮流晃来晃去，无法吃好饭。总之，小时候没长好，面黄肌瘦，遇到熟悉的大人都会说：“这小孩，长的跟小林黛玉似的。”
家住龙镇时，每年都养猪。奶奶除了做饭，还要煮猪食喂猪，忙忙碌碌一整天。那头猪也是暴脾气，饿不得，哼哼唧唧的整天都在叫。平时舍不得给它吃好的，大都是菜叶土豆，临近杀猪前的一个月，奶奶每天都会给它抓把黄豆，看着它欢快地吃着，心情复杂。那段时间，哥哥们经常回家向母亲汇报：“这家杀猪了，那家杀猪了”，母亲会安慰着说：“我们家也快了。”奶奶是个慈悲之人，杀猪那天早早就躲到邻居家暗自垂泪。我也很难过，觉得猪好可怜啊！好好的一条命，尤其听到那惨烈的叫声更是悲戚，可是我很想吃猪肉，没有了猪，奶奶也就不那么操劳了。
因为是独女，家里人寄予很高的希望。据说女孩子吃猫肉聪明，邻居家勒死只猫，母亲硬着头皮拿着碗要点猫肉给我吃。平时在家教育的是，到别人家给吃的不能要，家里大人同意才能接过来，我仍不肯在那吃，带回家才吃。每年家里的猪牙花（猪上牙堂），俗称“猪巧”，都留给我吃，聪明的三哥常说：“越吃越笨”。因为常吃小灶，四哥就会趁我不备，往碗里哈气，气得我大哭，不肯再吃，四哥的小心计得逞了。
食物匮乏的年代，觉得什么都好吃。去母亲所在商店玩耍，白大姐从酱缸里拿出一头糖蒜给我，在母亲的默许下，站在那剥开吃了，又酸又甜大大的一头，这是迄今为止，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糖蒜。经常拿着碗去商店买豆腐乳，红豆腐乳大概5分钱一块，臭豆腐便宜3分钱一块，每次买两块红豆腐乳，路上边走边舔，到家时已经舔下去一个角了。那时生活艰辛，物资凭票供应。北方夏季7、8、9三个月蔬菜品种较多，平时吃的最多的是白菜土豆和萝卜，愁煞了做饭的人，只有变着花样来做。土豆就有多种吃法，土豆块、土豆片、土豆丝、捣碎成土豆泥，家家如此。
北方人喜欢吃生菜，黄瓜、辣椒、白菜、葱等都爱蘸酱吃；家家备有水缸，孩子们在外跑渴了，进屋抄起水瓢舀起水就喝；平时也不注意卫生，脏脏的小手，黑黑的脖子。因此几乎每个孩子肚子里都生过虫子。孩子们很瘦，面色腊黄的、半夜磨牙的、经常肚子疼的，大人们会说，肚子里有虫子了。我每年秋季都吃打虫药“塔糖”，相信每个孩子都有从屁股里爬出虫子的经历
孩子们最喜欢吃的自然是冰棍，冰棍大都由年长的妇女拎着保温桶，沿街叫卖，当掀开冰棍桶盖子时，香甜四溢，好闻极了。还有槽子糕和牛舌头等糕点，水果和肉类罐头。水果罐头大都是梨、苹果，稍贵的有橘子和桃的。遗憾的是平时难得吃到水果罐头，生病时家人才肯买，孩子们常见病就是感冒发烧。我发烧时很兴奋，除了睡不着觉，就是话多，吃着为我买的水果罐头，晕晕乎乎，觉得汤都是苦的，吃上几口还想吐，于是不解，心生怨气，为什么只有生病时你们才肯买？父母太节俭，食物常放到要坏才肯让我们吃，哥哥们生气的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肉类罐头常见猪肉和鱼类，猪肉罐头上层是白白厚厚的猪油，下层的猪肉很香很烂。猪肉罐头做菜，包饺子很好吃。年节或有过码的相互间也要送礼，礼品不外乎是：白酒、水果及肉类罐头、槽子糕、牛舌头，凑成四样。
林业局的春天防火第一。北方春季风大，家家住毛草泥房，烧木材，很容易着火，于是在局里显要位置挂有防火旗。黄色的防火旗升起，家中就不能生火做饭。山上时有火灾发生，扑火队员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哥二哥都有参加。每当他们上山扑火时，我就在家期盼，盼望着他们带回来的打火食品，硬硬的大块饼干。
那个年代只有“国营”，没有“个体”。稀缺食物只有靠商业科调运，大都是南方的猪肉和蔬菜。母亲用手比划着：“南方的猪，养一年就杀了，小膘就那么厚，肉放在锅里不出油直粘锅。”我们那时是夏天有菜没肉，冬季有肉没菜。于是人们就把猪肉熬成油，放置坛子中储存起来。每年的冰雪融化前家里都做此项工作，猪油肥肉切了一盆又一盆，放在锅中熬，熬出的油直接盛到坛子里，留着夏天没肉时吃。熬剩的油渣就有一大盆，油渣刚出锅趁热吃很香，吃多了腻人。然后是想办法“打扫”油渣子，家中不停的用其包饺子，邻居说油渣剁碎烙糖饼好吃。
母亲在商业科工作，新进食品最先买到。于是下班时，我常盯着她的兜子，她也像变戏法一样，经常掏出好吃的。家中人口多，每种食物都要分配到个人，父母有时不要，奶奶姥姥和我们孩子人手一份，我和哥们迫不及待地吃完。几天后常被奶奶或姥姥悄悄地叫到一旁，从怀里掏出她们那一份，带着温度。
我们家在龙镇住的是泥草房，一进门是厨房，里面右侧有一间房，房子南面有铺大炕，奶奶姥姥和哥哥们住，我和父母住侧面的小炕。屋地中间挖有土豆窖，上面铺着木板。土豆窖夏天雨季有时要渗水，冬天差不多倒腾两次土豆，掰掉生出的牙子。泥草房外墙因为雨水冲刷，每年秋季都要用草泥抹一遍，有时房子漏雨还要扇些毛草，这一收拾又像新房。每年秋天还要请泥瓦匠来家帮忙搭炉子搭炕。每家的炕面都有区别，就看女主人了。懒人买张竹炕席铺上，身体接触竹炕席会压出印迹来，淘气的小孩儿经常一点点的拆席子。我们家比较会过日子，炕面一般都是母亲从商店捡回来的牛皮包装纸。不少人家是专门买的炕纸，带着很规则的彩色图案。坐在邻居家的热炕上，听着大人们唠着嗑，享受着热炕带来的温暖，我会用手一遍遍抚摸着、欣赏着光滑漂亮的炕面。
盼望着家中扒炕，这样可以到邻居家吃饭，尤其有两夜要住在那里，跟小朋友挤在一个被窝，嘀嘀咕咕兴奋得很久不能入眠。有时跟母亲晚上去邻居家串门，大人们在那说话，我和小朋友在炕上玩耍，玩着玩着就开始装睡，只听大人们开始商量：“孩子睡着了，头上有汗，抱回去怕感冒”，于是在邻居的挽留下，晚上真的留宿在那里，新鲜着、快乐着。
我很调皮，常耍小心眼。趁家人不备，悄悄地把鞋脱在小炕这边，光着脚跑到大炕上，然后要求到小炕那边去，这样哥哥们就会把我抱来抱去。大哥经常会把我举过头顶，忽悠一下，脑袋一晕，快撞到了棚顶；四哥年龄小只能背着，每次都会蹲在地上低头向下控，趴在他的背上吓得我吱哇乱叫；二哥背我出去玩时，好像他要系鞋带，把我放在什么地方上，结果跌下来胳膊错了位，吃晚饭的时候，天都黑了，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理发大张给我胳膊复位，疼的我只剩下哭了。
孩提时，没人告诉我们，孩子是由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大都是以各种借口捡来的，捡孩子的工具大部分是家里的盆子，受歧视的孩子，我们都说是从厕所捡来的 。我就是由家中专属的大花洗脸盆捡来的，当我确信这件事后，有天晚上姥姥正用茅草烧炕，我就坐在灶坑旁的茅草上不停地哭，边哭嘴里边念叨：“我不在你们家，我要回个（二声）人家。”
那时几乎每个女孩儿都梳着辫子，人们觉得是那么地好看，而我却恨透了那条长辫子。不会梳头，不会洗头，头发上经常生虱子，脏头发经常梳不开，疼得唧唧歪歪。梳头的活由姥姥包了，她手很重，梳完头后常要吐点口水在手上，涂在我头上，让我极其不爽。有次造反了，她怎么梳我都不满意，只好奶奶来梳，奶奶手轻，梳出来的辫子更不好看，没办法，只好请邻居过来帮忙，才算平息。
童年时和燕子接触过两次，去过她所在的托儿所，只见满屋的大小孩子，很是羡慕。她有那么多玩伴，我是多么地孤单，无论走到哪，都有小脚的姥姥跟着，“怕人招 ”。有次吃过早饭，为了躲避那讨厌的梳头，拔腿就往邻居家跑，只听姥姥在后边喊：“姑娘，回家梳头”，这句话我听过无数次，厌烦透了。有一次生气的跑了回来，一扭一扭的姥姥在后边追，我脱了鞋，藏进了家中的衣柜里，姥姥一阵好找，其实我的鞋就在衣柜边，那时觉得姥姥多不聪明。
家里人不让我单独出去玩耍，编出了许多吓人的故事。有拍花的，在你身上拍一下，就得跟他走；有偷孩子卖的，又是挖人心人肺的，很是恐怖。在家无聊，姥姥就会拎出一袋子猪拐（猪嘎拉哈），扬在炕上，有时奶奶也来玩。
我的父母都爱照相，家中除了书就是照片。父母的结婚照、婚后一年、婚后二年等等，家中每个孩子过生日前后都要去照相馆。有次母亲病重，在北安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父亲在那护理，我生日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托人从北安捎来了口信，奶奶拿出捡日本鬼子的卷发剪子，放在火上烧热，为我卷了头发，大哥领我去照相馆补拍了照片。现在每每翻看老照片，那一岁、二岁、三岁。。。我有许多照片都是把嘴张开的，因为觉得照相只有笑才好看，面对镜头和陌生的摄影师，不好意思，一度认为张开嘴就是笑了。
我对“文革”那个时代，记忆的是热闹、忙乱、精神亢奋。龙镇马路中间（也可能是小广场）有座主席塑像，称作“庆祝台”，当有“最新指示”、卫星上天等激动人心的消息时，人们都聚到那里庆祝，家家扎着纸花、糊着灯笼，小孩子们兴奋地跑前跑后。大人们经常开会，常常晚上正在奶奶或姥姥怀里滚来滚去时，回过头来跟母亲喊：“再见”，母亲什么时候回来已经不知道了。那时最流行的颜色是红色。家家都有毛主席语录，人们都在学习、背诵，有些人家饭前还要扭扭捏捏来一段，两人对骂常要引用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无论男女老少胸前都佩戴毛主席纪念章。毛主席纪念章种类繁多，有大有小，有正面侧面，有穿军装穿便装，还有“夜光”的，我用小小的手捂住，悄悄地看，真的发光，真的神奇。不少人家把精美的纪念章别在红布上，镶嵌在镜框里，挂在墙上。家家都摆着毛主席塑像，墙上粘贴着毛主席画像。
大哥当时是学生，因为喊错了口号，也被关押了起来，每天三顿饭都由最小的四哥送，当时他只有几岁，别看年龄小，却是我们家孩子中胆子最大，最会讲话的。母亲后来说，每次送饭红卫兵小将都要检查，就连饺子也要夹开，看是否传送了情报。我想那段时间，那几年都是家中最难熬的。
“文革”时虽然年龄很小，一知半解，幼小的心灵上还是受到了影响。非常胆怯，在陌生人面前不敢讲话（大人不让乱讲）。把“反动”与“反对”弄混了，哥哥们常故意逗我：“反对不反对？”我赶紧摆手说“我不反对、我不反对（反动）”。珍宝岛事件爆发后，周围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经常有新闻报道，解放军战士爬冰卧雪，炸毁多少辆苏军坦克，家家挖防空洞，为了战备，家中买了两箱饼干放在仓房内储备。那时我极怕飞机，哥哥们说过，苏联飞机来了要把我带走。有一年春天，跟着家人正在农场附近自留地上种地，看见天上的防火飞机吓哭了，哥哥们说：“只有冲着飞机笑，才不来接”，吓得我含着眼泪仰天硬挤着笑。
在那没有电脑、没有电视，少有人家有收音机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并不寂寞，家中有干不完的活。要挑水劈材、种地、养猪养鸡养鸭、养猫养狗养孩子。抽空去邻居家串门说说话，邻里相处融洽，有什么困难大家互相帮忙。借钱、借米、借油盐酱醋，做点好吃的东西，端上一碗，与大家分享。家家都是一帮孩子，大孩子哄小孩子，老大的衣服穿小了，老二、老三接着穿。往往哥哥姐姐们是同学，弟弟妹妹们也是同学。我们周围男孩子居多，都挺仁义，极少打架，母亲要求我们的玩伴品行要端正，不能有坏毛病，不能结巴。
孩子们上半天课，剩余的半天和晚上，房前屋后疯跑。最常玩的游戏是打“冲锋仗”。两支队伍里由孩子头统领，每人手握一把木头手枪，用黄泥裹上茅草当手榴弹投掷，在草垛上格斗摔跤，一晚上就能把草垛“摆平”。
还有文明的游戏，就是分成两队，相距一段距离，手拉手唱着：“谷草垛，插镰刀，你的兵马任我挑，挑什么？挑红缨，红缨没在家，挑你们金刚砂，金刚砂做买卖，挑你们学习最好的，谁？”于是点对方小朋友名字，我们这边紧紧地手拉手，被点的小朋友奔跑着撞过来，如果撞开，领一人回去，没撞开，对不起，只能留下。
最热闹的游戏当属“老鹰抓小鸡”。一人扮作老鹰，年龄稍大的孩子扮作鸡妈妈，伸开双臂护着孩子，其他的孩子躲在鸡妈妈身后相互拉着后衣角，在鸡妈妈的掩护下，左躲右闪，向龙一样地摆着尾。
再熟悉的游戏就是丢手绢。一群小伙伴手拉手扯成圆圈蹲下，一个小伙伴拿着手绢，在背后转圈跑，大家拍着手齐唱：“丢、丢、丢手绢，丢到一个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大人孩子都爱玩扑克，北方天气寒冷，坐在家中的热炕上打扑克，消磨冬季寒冷的时光。
春天是个美好的季节。尤其北方，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经历了漫长的冬季，好像人的大脑也随万物一样苏醒。棉衣还没有完全脱去，小脸小手常冻得发红，两三个小伙伴，开始在院内玩着过家家的游戏。模仿着大人扮着爸爸妈妈，背着布娃娃，嘴里念念有词，过日子的家当样样不能少，胭脂盒、鞋油盒、瓶盖等当餐具，两块红砖头放在一起磨呀磨，磨出的砖面就当饭食了。娃娃哭了也得抱也得哄，还要装作去商店买东西，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我除了愿意当妈妈外，还愿意扮作营业员。身边摆着一排所能收集到的杂物，小伙伴们用纸当钱来买东西。有时扮作老师，把家中的小黑板挂在木杖子上，选些比我年纪小的孩子，教他们数数、认字，慷慨地把我的笔和废本子拿出来分给大家。上课时要把手背过去，交头接耳、左右摇晃、回答不出问题，都要受到批评。
童年的我，对什么都好奇。喜欢看《观云看物识天气》，想当小小气象员。能够背出“燕子低飞，天将雨”，“勾勾云，雨淋淋”等不少谚语。尤其喜欢观察天上的云。那丝棉般缦妙的云朵，飘浮在湛蓝的天空中，时而结合、时而分离、变幻莫测。
有次在农场的卷心菜地里，记不清是什么季节，是秋天吗？灰绿色的卷心菜上挂满了露珠，更为神奇的是，到处都是白色的蝴蝶，上下翻飞，眼花缭乱，哪来的那么多蝴蝶呢?
小时候站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遥望天边，以为跑过去就能摸到天。兴奋地向前跑、向前跑，跑了很远很远，抬头望去，天边就在不远处，回头看看，离家远了，害怕了，失望而归。
我是满族，老家辽宁黑山。父母相识前，姥爷、爷爷就已去世 。看过姥爷照片，穿着长袍马褂，相貌堂堂，尤其脸型还有眉眼，像极了孙中山。我两次回老家，都因出身不好，大爷被管制，怕受牵连，在二大爷的极力劝阻下止步沈阳。父亲与大爷情同手足，父亲不满20岁离家，30岁左右回去过两次，自此近40年与大爷从未相见，直到去世。
第一次回老家时我还没上学。“文革”后，父亲刚刚劳动改造归来，父母三哥四哥还有我一起回老家。第一次坐火车很兴奋，火车要拐弯，火车上桥了，火车将要穿过山洞，父亲都要告诉我们。领我们去餐车吃饭，虽然是硬硬的米饭，几片薄薄的火腿肠，没什么滋味的大头菜，都让我们觉得新鲜。去过沈阳，参观过故宫，成为我在小伙伴中炫耀的资本，唯独不提在沈阳的经历。在沈阳二大爷家，听说外边有卖红薯还是葡萄的，三哥四哥跑出去观看，我也追了出去，没跑多远就被赶了回来，回头望着沈阳铁路家属住宅区那相同的一排排红色砖房，一时蒙了，急哭了起来，身边围着一帮孩子，边哭边说：“我也不是老毕疯子（龙镇有名的疯子），你们都跟着我干啥？”我被簇拥着送进了派出所，民警问：“家住哪？”我答：“龙镇”，他拿出地图找了半天，说我们这也没有龙镇。在沈阳只待几天，返程时火车上的人非常多，爸爸领着三哥四哥挤上了车，火车已经启动，我和妈妈却留在了站台上，细打听才知道，他们登上的火车不是回家的方向。后来通过火车上的广播，他们在沈阳附近车站下车，坐上机车头，返回沈阳火车站。
多年后，回想起那次经历，除了人多拥挤外，父亲也太不细心了。现在我似乎能够理解了，“文革”时父亲受到了非人般摧残，心情苦闷，满心欢喜领着老婆孩子回老家（哥与我都是第一次），却是有家不能回。遗憾的是，我们都小，只知道要吃要喝要玩，没人能够理解。
7岁那年跟母亲来学校报名，拿出户口本，翻看一下，打发了回来。回家后每天背着新买的书包，从炕头跑到炕尾，模仿着上学。玩耍快一个月了，实在无聊，还是闹着要上学。无奈母亲带我找到了校长，校长请来了黄医生的爱人信老师，信老师同意接收，我才得以上学，我在一年一班。
我和董继文同桌，第一次做算术作业，我俩互相抄着，答案一样。发下来的作业本，错多对少，得了“71分”。觉得奇怪，我已知道满分100，及格是60分。拿回家看，原来老师赫然写着“不及格”三个字，我俩都不认识，只认识老师落款71（1971年）。从此在家外号“71分”。那时闲的孩子们互起外号，每个人都有不少，没事逗着壳子，说着怪话。什么“告诉你也不知道，领你去太远”；“远看有车，近看煤（没）车，摸摸有车，实际煤（没）车”等等，一套又一套。
学校统一组织看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除了满屏幕的苹果让我垂涎欲滴外，有段回忆是黑白小片，讲的是女主角的弟弟小时候摘地主家的梨挨打的故事，让我心生一动。排着队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又热又渴，如果能吃个爽甜可口的梨子润润嗓子该有多好，就这样不可节制地想啊想，难以自拔，推开家门的瞬间哭出声来。
那时上半天学，放学后由学生把黑板刷带回家，我因在家教学玩，都用毛巾布条擦黑板，擦得白白一片，很不干净。有天突发奇想，如果把班上的黑板刷带回家不就有的用了。信老师还在讲课，眼看快放学了，我担心被别的同学抢先，鼓足勇气从座位上走到黑板边，悄声地对信老师说：“今天我想带黑板刷回家”，信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好像说不用带了，我的脸刷地红了，窘窘地站在那里。
信老师是很严厉，不拘言笑的老师。每次开学都要拿张表格，统计同学们的家庭出身，此时我都会紧张得脸红冒汗，极不自在，趴在桌子上不敢抬头。每次问到我这，信老师都要跳过去，想到这些，至今都很感激她。家庭出身不好，压得我多年抬不起头，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阴影。大哥的婚事受到了影响，我们在学校评“五好学生”也有影响。不满十岁的我，有一天突然算明白了，哥哥们的孩子是富农，如果我找了贫农的对象，将来生出的孩子是贫农，我为发现了与哥哥们的差异而窃喜。
我是个敏感、认真又好强的孩子。从不主动撩骚他人，如果有同学打我一下，非得打他两下还回来不可。每年的家长通知书，评语最后一句几乎都是“个性较强”，知道不好，是我的缺点，父亲用手指点着这句话，我有些不服，辩解道：“我没和同学打仗”。
我在班级表现不突出，家庭出身不好受点影响，在评选“五好学生”时，名字瞬间上过黑板，也就三、四票。那时的庆祝很隆重，同学们排着长队，敲锣打鼓，走街串巷，把“五好学生”的喜报送到家。沿途有不少人围观，学龄前的孩子们跟着跑，获表彰的学生家长，兴冲冲地从家里跑出来，激动得脸绯红，在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双手接过喜报，无限荣光。走在锣鼓喧天的队伍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也要当上“五好学生”，要让奶奶、姥姥、父母亲，站在家门口迎接我的喜报。
写于2013年10月（龙镇小学二年级以前经历，9岁之前）
童年往事（下）
1973年，新年的第一天，推开了新家的房门，发现地面铺上了一层清雪，在父亲的指点下，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径直来到房东头，敲响了田艳玲即田四的家门。她父亲是X光医生，先于我们家搬了过来。在龙镇两家就住的不远，我是她们家的常客，经常头不梳脸不洗的跑到她们家玩。
我们同上小学三年级，学校是“雷锋分校”亦称“贮木场小学”。学校很破旧，板加泥的房子，房顶铺着帐篷布，两间教室用木板相隔，木板上留有缝隙，经常有双小眼睛相互对望着。由于孩子多，教室小，有些是两人的座位挤了三个孩子。班主任于淑琴老师，挺负责也挺厉害。我们半天上课，三、四年级同时上课。学校毗邻“官僚屯"，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局领导家子弟，生活中带股傲气。学校没有正规的操场，下课了只能是站在房前晒太阳，闲不住的男同学开始打闹，开始招惹欺负女同学，班上的大黑，淘气得出名，不少同学，尤其女同学都怕他。有的男同学会爬上房顶，被老师发现后训斥下来。
男同学经常聚在一起扇“片基”。“片基”用“大前门”、“迎春”、“葡萄”等烟盒叠制；也有的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熟称弹“流流”。女同学聚在一起，玩起“小皮球，架脚踢”的游戏；从松树上挖下松树油脂，放在嘴里嚼成褐色，称为“谢礼”，从这一同学嘴里吐出，放进另一同学嘴里，说是嚼其牙会变白。还有的女同学拿本书出来，书中小心翼翼地夹着糖纸。糖纸有纸制和塑料的，印有水果和花卉图案，非常精美。个别糖纸还是崭新没有用过，更让我们羡慕。也有用纸叠成“东西南北”风的，写上字，让大家猜几下。夏天不少女同学嘴里会咬着“姑娘”，看着别人咬得来劲好听时，要过来放在自己嘴里咬几声。我们有时还利用仅有的场地，跳皮筋、打口袋。孩子们在一起，总有乐趣。
来到蔡家岗（沾河）才知道我这里有位很亲近的姨，姨家的两个孩子就在我们班。谭丽英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谭丽忠更是宣称：“这是我高姨家孩子，谁也不许打”。在那混乱的学校，上了一年学，没有一个男同学欺负我。谭丽忠很淘气，经常惹事生非，同班的二姐常常会喊：“小四，你干什么？”姐弟俩同时上学，就是为了让姐姐管好弟弟吧。
我们和姨家走动很勤，过年过节相互送礼。姨家春天的韭菜，夏天的豆角，经常送给我们。有次姨说我的眼睛长的发苶，有点像睡不醒，只听母亲回家说：“眼睛长的水汪汪的，太灵秀的人，没福”。“贵人不顶重发”，我稀少的前额头发都成了有福的象征。总之，在母亲们的眼里，孩子都是自己的好。
一年后，准备升四年级时，学校黄了。只有选择“雷锋”和“森铁”小学，我们都没瞧得上森铁小学。我随大部分同学来到距家较远的雷锋小学。上学放学由二哥接送，他在森铁处上班，每天骑着自行车横跨蔡家岗，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后座带着谭丽英，随着自行车的铃声，超过了那些步行的同学。
雷锋小学每班人很多。有次教音乐的冯老师选些漂亮小姑娘，教大家几个舞蹈动作，比比划划，转着圈，从中选出一些人。我和谭丽英没被选中，我们的“文艺细胞”就这样扼杀在摇篮中。后来他们的文艺宣传队演的很火，还去过外地演出，有不少精彩的节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
在雷锋小学不足一个月，因为上学远，我又来到了森铁小学。每天和尚木玲、田艳玲沿着森铁小火车轨道旁的小路上学，小路弯弯曲曲，有时跟轨道并行，有时弯到轨道下，按着前边人踩好的路行走。小路路面光滑细腻，比经常翻江倒海，时有石头凸起的大道相比，不知好多少。
森铁小学院子不大，板加泥的校舍，低矮破旧。教室内光线昏暗，几排木板钉在地上，就是课桌椅。木板两头能挂书包，一般由男同学把持，其他同学只好把书包放在脚下。我在四年二班，赵老师班主任，她每天总是气鼓鼓的，讲的口吐白沫。学的珠算，按着口诀笨拙地拨拉着算盘。文艺委员蔡小丽转学，老师让我起歌，可能我穿着粉色条绒衣服显得可爱，还是与老师家是世交，五音不全的我想不出更多的理由。
我们少先队辅导员是四年一班班主任乔老师，她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衣着得体，五官精致，梳着两条好看的小辫。星期三下午少先队活动，乔老师给大家朗读《战地红樱》，我的心随着书中小男孩的抗日行动，起伏波动，每每意犹未尽，少先队活动结束。后来索性买了本《战地红樱》，自己在家看，但始终没有围坐在老师身旁，静静地听老师讲，那样引人入胜。
1975年3月份，红旗小学建好。短暂分别的小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四年级两个班，我在四年一班，班主任陈仁慧老师（教育改革，春季改秋季升学，多读半学期四年）。上了四年学，第一次坐在红砖盖起的新教室、新课桌旁，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多样，不但要学工学农。。。”于是，我们积极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学校请徐英的母亲忆苦思甜，讲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向工人阶级学习，成立了木工班、瓦工班。我所在的木工班，来到贮木场做冰棍杆，我们两人同时握着一把铁刨子，在木头上一推一拉，生成一根冰棍杆。这是个力气活，好在人多工具少，同学们争抢着劳动，只是觉得出来的冰棍杆太粗没法用。还有一次来到服务站，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给木椅刷油漆，看着亲手刷出来的椅子，很有自豪感。
医院家属区，两栋红砖房12户，般大般孩子好几个。尚木玲跟我同班，大我四岁，每天像大姐姐一样领着我。她知道美了，开始向父母索要新衣服 ，像“流氓”青年一样，把上衣做得又肥又大，在父母的阻拦下，还是把裤子改得像“鸡肠子”一样瘦。没事领我去医院，她父亲是书记，我父亲是内科主任，两个小姑娘走到哪自然受欢迎。新见面的叔叔阿姨问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几岁了？”我答：“10岁”。木玲爱讲话，自来熟，医院的人都认识。她经常领我去中药房抓山楂片、枸杞，还有一种挺酸的果果吃。
我和木玲同去医院，有人劝她不要跟我比穿戴，他爸挣那么点钱（60多元），用手比划着，我爸挣那么多 （100多元）。其实我穿的也不好，不少衣服都是捡我哥的。我穿过粉色、红色、天蓝色条绒衣服，那是孩子中最好的衣服。有件天蓝色宽条绒衣服穿小了，母亲还在衣服的底边和袖口接上裁剪剩下的布边子，颜色深浅不一。有的同学穿小的条绒衣服干脆就加黑色条绒布边，在那样艰苦的年代，没人笑话。一般孩子都是过年穿新衣，新衣做得肥肥大大，套在棉袄外边。随着孩子的成长，肥大的外衣，慢慢变成紧裹身躯夏天穿的小衣服了。棉布不结实，淘气的孩子稍不注意就会在衣服上刮个口子。衣服最容易磨坏的地方是膝盖和屁股处，讲究的、很巧的母亲，会把衬布垫在裤子里面，用缝纫机扎好。
我们家门前是片开阔的湿地，熟称草甸子。我们在房子周围开了一片地，种上土豆、豆角、西红柿等，夏天的蔬菜能够自给自足。秋天还晒了不少豆角丝，以备寒冷的冬季食用。家中夹了院墙，移栽了柳树。每当春天柳树发芽时，巧手的二哥都会做柳条“叫叫”。父亲像燕子垒窝一样，在房头又盖间草拉辫的泥房，后来大哥、二哥的婚房都设在了那里。
每年秋天家里扒炕、搭火墙，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有二、三天晚上借宿到田艳玲家。她们家五姊妹，没男孩，我俩一被窝，久久不能入睡，相互讲着鬼怪的故事。北安的饭店用人肉包饺子，吃出了指甲盖；上厕所的时候，屁股下面来了一把刀等等，让我很害怕，不敢走夜路。田叔很喜欢我，经常逗我，让我给他当女儿。我心里盘算着，我比小五大，来到他们家我就不是最小的，不吃香了，不肯答应。
春天来了，我们来到水塘边或塔头甸子下寻找蛤蟆卵；拿着网兜捞鱼、捞蝌蚪，放在瓶子里养起来，观察蝌蚪变蛤蟆的过程。有时来到公路边水沟旁，用篮子堵鱼。水沟里的水日夜流淌，我们蹲在旁边用泥修“水库”，向“水库 ”里注水，用指头在泥下方捅个洞“泄洪”，看着水一点点流出。有时把黄泥做成碗状摔向地面，叫“摔宝”，看谁摔后的口子大。边玩边留神水沟那边，经常有倒霉的泥鳅憋在那里，我们把泥鳅放进罐头瓶里养。木玲家有个透明的玻璃管，里面养条大泥鳅，上串下跳一刻不停。
有年冬天，王英家在附近水塘用铁钎子穿了几个冰窟窿，用网兜捞出一筐泥鳅、蛤蟆。我哥借用他们的工具，在原冰窟窿里捞上一土篮。泥鳅出水后不久就冻僵了，放在家中洗脸盆里慢慢恢复了知觉，抓把盐，扣上洗脸盆，泥鳅在盆子里口吐白沫，吱吱叫。东北有名的菜叫泥鳅钻豆腐，讲的是把泥鳅和豆腐同时放进锅里，随着温度不断升高，泥鳅东躲西藏，最后钻进了豆腐里。
我从小到大一直养猫，经常搂着猫睡觉，天冷的时候，它先钻进去为我捂被窝。猫不怕冷，零下二、三十度的夜晚，照样出去抓老鼠，早晨醒来就看见它在窗台喵喵直叫，身上挂满了白霜。家里养过一只黑猫，生了病，不爱吃饭。眼见秋天来临，退去的毛还没有长出来，灰秃秃的。家人着急，大哥星期天骑上自行车带着我来到苗圃，我俩坐在河边钓了一天的鱼，小鱼用铁丝穿好晾晒，奶奶做饭时会烤上一条，捏碎给猫拌饭吃。猫果然爱吃饭了，长胖了，顺利换了毛。
家中养鸡，每年春天都会抱小鸡，二十一天小鸡出壳，拿起鸡蛋放在耳边听，听小鸡的敲壳声。小鸡们奋力地挣脱卵壳的束缚，无不叫唤着、喘息着，剩下最后的看着着急，我会悄悄地帮着扒壳，发现人为出壳的小鸡不硬实，容易早亡。
家中养过一只羊，那羊长有三个奶头，其中一个是“装饰品”。放羊很简单，牵出门外走几步，随便铁钎子往地上一插，不用管了。傍晚就听见那羊被蚊子叮咬的咩咩直叫。母羊下了羔，雪白雪白的，抱在怀里温顺可爱。放学后，我跟小羊羔摔在一起，小羊羔最爱玩顶脑门的游戏，眼见它的小犄角凸起、长大。小羊羔倔强“记仇”，它会趁你不备，跑过来顶你一下，吓你一跳，而它却还是“面无表情”。只有三哥尝试着能挤出羊奶，喝了两次，太膻，难以接受。不久把大羊还给了大舅，小羊羔养了一年多，没太长个，勒死吃肉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
喜欢动物，尤其年幼的动物。因为它们好奇心强，跟人友好，因为羸弱，因为单纯而快乐。
我十多岁了，能够帮助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去附近豆腐房买豆腐。冬天跟小伙伴们用爬犁拉水。那几年流行“出血热”，不好医治，死了人，吓得家家把中药贯众用纱布包好，泡在水池中预防。去过一次贮木场扒桦树皮，挎上土篮，带上小斧头，偷偷摸摸，深怕不允许。在家人的反对下，执意去锅炉房拣煤渣，拣回后不能再利用，结果新买的黄绿色条绒手套，在跟同伴们抢煤渣的过程中，磨飞了毛，被母亲责骂。
大哥每年冬天都从山上捎些木头。大人们截木头时，我常帮忙扶着。哥哥们把木头劈开，我也跟着抱。家中院子常被木材垒满，上厕所都要东拐西拐，像在走迷宫。
那时家里收音机唱的都是样板戏，最想成为《红灯记》中的李铁梅。蔡家岗在贮木场附近有个破旧的电影院，房子不大，几排木板钉在地上就是座位。因为不对号，先挤进先坐，人们前呼后拥挤在门口，叫爹喊娘。国产电影不多，开演前都插播《新闻纪录片》，兄弟国家的电影常演。当时的流行语：中国电影新闻简报、阿尔巴尼亚电影连搂带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我印象深的国产电影是《春苗》、《决裂》、《青松岭》。
我正在读浩然的小说《艳阳天》。穿着白衬衣、退色军裤的萧书记，萧长春成了我心中完美的形象。齐耳短发、端庄质朴的焦淑红；虎头虎脑的小石头；还有石头爷爷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书中后半部分，焦淑红告诉小石头（萧儿子）不再喊她“姐姐”，叫“姑姑”时，似乎寓意着两人若隐若现的爱情。那个年代的文学（电影）作品中是不能有爱情的。最后安排小石头被地主分子害死，让我突兀、难过，并耿耿于怀。
大概1975年的冬天，中午放学回家看见大哥出门，问了句，没理我，到家才知，奶奶去世了。母亲脚烫伤，卧床休息，听见小屋的奶奶答应了一声出去开门，没太在意。大哥回来时，看见奶奶绊倒在家门口，失去了呼吸。在此之前，奶奶有了心绞痛的毛病，犯起病来捂着胸口叫唤，父亲拿回了药，“药吃到肚子里，刷的一下就好了”，奶奶用手比划着。后来犯病的次数勤了，持续的时间长了。奶奶还有气管炎，不停的往小杯子里吐痰，我们帮她倒痰，她不让，内衣也不肯让人清洗。在母亲的建议下奶奶剪了短发，为了死后回黑山老家，同意实施刚刚兴起的火化。在奶奶等待火化的日子里，我几次打开房门，一个人伫立在奶奶的身旁，用手抚摸着她那已经冻僵的脸，那是我第一次见证死亡，发现奶奶像睡着一样，平静安详。（奶奶离去时76岁。在搬家前，姥姥执意去大舅家，半年后病故，78岁）
王婶为人热情，最爱介绍对象。看见大姑娘、小伙子先问：“有对象没？”无论是否般配，统统安排见面。操着山东口音：“是孩儿上这来？还是这的上孩儿去？”意思是选择见面地点。她经常给大哥二哥介绍对象，相亲时，四哥和我留在屋中不走，眼睛不眨地观察女方，家中的猫也来凑热闹，不停地抓扑女方的衣角和辫子，弄得她脸红不自在。客人们一出屋，四哥和我就欢了起来，把观察到的结果告诉大家，四哥有时还要褒贬女方一番，埋怨王婶介绍的对象太不靠谱。
绥陵林业局着火，大哥前去支援，经人介绍个对象，正月里，我作为“友好使者”随大哥前往。杨姐是医生，父亲是有名的技术工人，母亲在服装厂上班，家里人都很好，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杨姐最小的弟弟“小八”，跟我同龄，穿着漂亮的黄色呢子上衣，五官精致帅气。我们每天在一起打扑克、吃糖果、看秧歌。有天他们大人悄悄问我：“你们那怎么样？”我答：“一点都不好，喝我们那的水，小孩儿长大骨头节”。其实，我隐约知道两家的分歧，杨姐家想调往南方，我们希望杨姐留下，还有大哥嫌杨姐长相差了些。一不留神，说出了不利于“我方”的话。后来自然是吹了，听说分手时，杨姐在火车站痛哭流涕。
前年同学会，各小学的同学合影。拿到照片后，发现哪张照片都有林霞，恍然大悟，我也在这些学校读过书。 其实，在心里我认定是属于红旗小学的，因为在红旗小学，我才像个孩子，度过了快乐的小学生时光。
红旗小学有操场，能上体育课，夏天打篮球，冬天可以滑冰。学校成立了宣传队、儿童团、军鼓队、腰鼓队。为了迎接中小学生运动会，我们排练了大型团体操。差不多每年期盼已久的运动会都要下点雨，冷飕飕的，吃着面包香肠，喝着汽水，打着隔。
我的童年正值国家动乱时期，那个年代所有的运动，我们都经历了、参与了，并激情澎湃着。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每天扛着红缨枪上学，把红缨枪摆放在黑板的两侧。“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走廊的黑板上写有各种讽刺诗：“螳螂挡车不自量，竹篮打水一场空。”教室内：“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要变坏。”“学黄帅”、“赶朝阳”、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
学校成立了儿童团，我担任副团长。要求每个团员都会讲批判孔老二的故事。我讲的故事叫《垂死挣扎》。故事的结尾语：“泰山就要倒了，梁柱快要断了，我呀！也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我在家背故事的时候，慷慨激昂的说着这几句话，旁边的三哥告诉我：“这是孔老二临死前讲的话，应该讲的有气无力，上气不接下气”，按此讲出来，效果果然好。
一次王声远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给他讲这段故事，晚上学校宣传队搭台演出，我就上台讲了《垂死挣扎》。我还去过林业局广播站做过“批林批孔”录音。我很谦虚或紧张，推脱着最后录音，有天早晨听见“路华同学最后说。。。”下面的话没听清楚。
1976年7月，上了5年半小学，我小学毕业了。剪掉了讨厌的长辫子，梳成了“造反头”。牢记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肩负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迎着朝阳，向一中进发！
写于2014年2月
授权原创首发作者：老路：原名路华，退休干部。爱好文学，写有《童年往事》《冬天记忆》《宝宝成长记录》《母亲》《大黑》等。个性签名：心态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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