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以上是司马迁所记垓下之战， 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一段文字。南宋李清照更是为此写下了千古名诗《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然而，关于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记载确实《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虚构。这段故事或许是属于文学描写手法，也或许是来自民间传说，总之司马迁未予确证而内心十分愿意认可， 于是他用那枝生花妙笔， 写成一段千古绝唱。但真实的历史事实应该是：项羽逃到乌江边， 无法渡江， 追兵蜂涌而至， 不得己自刎而死。
那么， 司马迁为何要作这种虚构这个故事呢?
众所周知， 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而受到牵连， 遭受了仅次于死刑的宫刑。这对他是极大的耻辱， 这种内心的极大的痛苦， 在《报任安书》中说的很明白:“故祸莫于欲利， 悲莫痛于伤心， 行莫丑于辱先， 而诟莫大于宫刑。”这种奇耻大辱， 在司马迁的心中， 终于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心理。这种复仇是通过《史记》的著述来完成的。在司马迁的笔下， 汉家统治者受到贬损， 如写刘邦的虚伪、狡诈、残酷。《项羽本纪》中记载， 刘邦被项羽追赶， 他为了尽快逃命， 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孝惠、鲁元推到车下， 还是滕公几次下车将两个孩子抱回车上。项羽以烹刘太公要挟刘邦， 刘邦说:“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若翁， 则幸分我一杯羹。”活脱脱一个无赖。诸如此类的记述不胜枚举。又如《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求神君仙人， 尊骗子李少君， 信少翁之巫术， 执迷不悟， 企图长生不死， 却屡屡被装神弄鬼的多路神仙欺骗， 揭露了汉武帝的愚蠢可笑。《酷吏传》写汉武帝任用酷吏， 信任惨无人道但善于窥测皇帝旨意的张汤、杜周等人， 对其他大臣则刻薄寡恩。《平准书》等则谴责汉武帝的横征暴敛， 等等。因为此， 《史记》在两汉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明帝曾下诏说:“司马迁著书， 成一家之言， 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 反微文刺讥， 贬损当世， 非谊士也。” 《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王允语:“昔武帝不杀司马迁， 使作谤书， 流于后世。”此说一出， 对后世影响极大。
他往往从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的悲剧身影， 因而为这些人物作传时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屈原贾生列传》。李晚芳《读史管见·屈原列传》:“司马迁作《屈原贾生传》， 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 满纸皆俱是怨辞。”
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明讽暗刺的同时， 对项羽的描写却是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与热情的歌颂， 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 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通篇文章情节起伏， 场面壮阔。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是垓下之战。
司马迁显然是为刻意完善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 不惜对项羽生命的最后一刻， 做出了大胆的虚构。人固有一死， 或者壮烈， 或者平凡。显然在司马迁看来， 像项羽这样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的死不应该太平凡。于是他为项羽的死做了这样一种虚构。他认为这种行为方式符合项羽的性格， 也符合他的身份。
虚构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种虚构不同我们今天的“戏说”。在不违反与改变历史真实的前提下， 司马迁对某些细节的描写， 明显采用了虚构的手法， 以期情节更为生动， 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韩信平齐后， 派使者到刘邦那里， 请求汉王刘邦立他为“假 (代理) 齐王”。“汉王大怒， 骂曰:‘吾困于此， 旦暮望若来佑我， 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 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 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 善遇之， 使自为守。不然， 变生。’汉王亦悟， 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 即为真王耳， 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 立信为王， 征其兵击楚。”在这段记述里， 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和“附耳”低语， 显然无人所见， 无人所闻， 而刘邦态度的转变， 也无人所见， 无人所闻， 可以断定为司马迁的虚构。有了这种虚构， 情节顿时生动， 人物性格顿时栩栩如生。读者如眼见其人， 耳闻其声， 有身临其境之感。
《史记》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 所谓“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虚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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