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
晚年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即“爱人”，倡导推行“仁政”，且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其深远。现存《论语》一书，记载有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
在孔子哲学中，最高范畴是天，天是人事的最高决定者。《论语》中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子罕》记载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据《述而》记载，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不仅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决定，而且还认为，他的“德”，他担负的复兴文化的使命，也是天赋予的。孔子承认天是主宰，认为有天命存在，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该消极服从天命，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天命观是矛盾的。它构成了西周天命观向战国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变的过渡环节。
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人死后是否为鬼，他采取回避态度。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一生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这个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孔子却赋予“仁”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据《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他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仁”表现于现实生活之各种关系的具体准则，就是“礼”。孔子把礼视为维护旧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认为它是区别华、夷的标志。对于周礼的完美，他赞叹不止。但孔子重视周礼着眼于大节，细小之处也有所损益。他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孔子六十三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九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在孔子看来，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乃人性之本然，直接关系着人生的质量与尊严，固然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因而理应予以普遍而充分的肯定；但是从其根本上说，人生的物质生活追求，毕竟主要是人的自然（动物性）生存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人生还另有其更为本质性的内容，这就是实现自我人生之仁，或曰实现其人生的理想人格化。具体而言，就是不仅在物质层面活成人，活出人的情趣与尊严；而且更要在精神层面活成人，活出君子人的品性与德行来。相对于个体人生而言，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归根结底，主要在其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这也就是说，人生的物质生活追求，归根结底从属于孔学之仁，亦即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化。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反复强调，相对于人生的物质生活追求而言，不仅理应一贯遵循“约”这一基本准则，而且更须始终坚持孔学之仁这一根本原则。
例如《论语·宪问》所载孔子曰——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这是在告诫弟子们，在其物质生活追求方面，必须始终坚持仁这一根本原则。在孔子看来，士作为读书人，理应“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泰伯》）；如果一味地恋栈于物质享受而贪图安逸，则势必会违离于仁这一人生正道，从而丧失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这也就是孟子所谓——
“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再例如《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曰——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其意是说：君子所关注的是道这一人生的根本问题，而非物质生活的满足与享乐；君子所担忧的首要问题，是不能实现其人生之道，而非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在孔子的语汇中，仁与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仁是就其本质内容而言，而道则是就其乃必由之路而言。两者用词虽然有别，但是其本质内容却相同，都是指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化而言。据此可见，孔子这又是在教导弟子们，人生的物质生活追求，必须始终坚持仁这一根本原则不动摇。
此外又例如《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其意是说：毕生不懈地自觉追求仁道的志士仁人，没有为了保全自然生命而伤害到仁的，反倒是有为了成就其仁亦即实现其人生的理想人格化，而宁愿牺牲其生命者。自我生命尚且可以为仁而牺牲，至于物质生活追求，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孔子关于人生的物质生活追求，必须始终坚持仁这一根本原则的思想认识，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阅读《论语》会很容易发现，“贫而乐”是孔子经常强调的话题。例如——
子贡曰：“贫而无谄（巴结奉承），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子曰：“饭（吃）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
表面看来，孔子的这些具体表述，似乎与我们前面的阐释有些矛盾。孔子之所以常常被人误认为“安贫乐道”论者，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
孔子为什么反复强调“贫而乐”？深入探究其原因，这其实主要是特定的时代现实使之然。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大转型时期，社会正从天子分封制（亦可称之为君主共和制），向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转换。当时社会生活现实的显著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与价值体系，都已被严重破坏；而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与价值体系，还远未能确立。人们的社会行为普遍失范，这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作为新兴的民间士人阶层，其改善自家物质生活条件的主要途径，就是出仕从政而领取俸禄。然而当时的在位者，普遍多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孔子所倡导的仁学思想，根本不切合于在位者的需要。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是《论语·卫灵公》所载——
卫灵公问陈（作战）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礼乐教化），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这一现实生活境况则注定了，孔子师徒的物质生活，必然是经常陷于贫困并难以改变。
孔子师徒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窘迫情景，《论语》中有多处具体载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此章记录的内容是，孔子师徒在陈国断粮数日，大家饿得甚至于难以站立。子路气哼哼地来问老师说：“君子也会有困顿不堪的时候吗？”孔子答曰：“君子当然会有困顿不堪的时候，不过绝不会像小人那样，遭受困厄就胡作非为起来。”孔子这里所谓的“君子固穷”，可谓正是对当时民间士人命运的准确概括。
面对“君子固穷”这一人生命运的严峻挑战，孔子认为，士人切不可被物质诱惑所俘获，从而丧失了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而是理应待之以知天达命的理性态度，从而更加努力地坚持自己的人生终极追求亦即仁道，更加努力地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孔子才再三强调“贫而乐”。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孔子所强调的“贫而乐”，并非等同于消极的安贫乐道，当然更不是让士人去乐“贫”；而是在理性看待“君子固穷”这一时代命运的前提下，让人们去充分体验践行仁道之乐。具体而言，就是在不断实现自我人生理想人格化的过程中，或曰在不断实现自我人生之根本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充分体验由此而带来的人生真快乐、人生大快乐。合而言之，这才是孔子再三强调“贫而乐”的真正本意。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出生于河北秦皇岛。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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