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拾遗之二
64年前的一张入会通知
最近从网上看到，中国电子学会宣布，从2022年起把每年的4月10日定为“中国电子学会会员日”。确定这一天作为会员日，是为了纪念在60年前的1962年4月10日召开了学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
看到这条消息，我不禁又到我的故纸堆里去查看一下我的那张64年前收到的入会通知单。64年前？是的，我是在学会正式成立之前的1958年3月收到这张入会通知单的。
这是一张小小的质量很差的32开薄纸，上面的字是用当年的老式中文打字机打好蜡纸后油印的，那张纸好像随时要破碎的样子，我真不敢随便去触碰它。
2008年中国电子学会编写了一本《中国电子学会史》，书里没有记录学会是从哪一年开始发展会员的，我想，我大概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入会较早的会员了。
记得那是在1957年里的一天，我正在738厂（北京有线电厂）总设计科的办公室里忙碌着。科长办公室的事务员给我拿来一张中国电子学会的入会表格，说我已符合入会条件，要我填写，这应该是曹启璋科长让她送来的。曹科长是从734厂（南京有线电厂）来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毕业于西南联大，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他让做的事我当然照办，尽管那时我真不知道参加学会有多大意义。这里顺便说一下，734厂这个老厂在建国之初为支援国家建设做过很大的贡献，像陈力为、张效祥等计算机界的老专家也都是734厂奉献出来的。
中国电子学会1958年的入会通知
交了入会申请表之后，在我几乎已忘了这件事的时候，我收到了这张通知。那时学会不需要交会费，也没有通讯联系，我只是像在学会里挂个名似的，直到5年后的1963年，我才接受了第一项厂里派我做的事，让我当代表去出席1963年8月29日召开的北京市电子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和成立大会。那个大会在南池子大街南口的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厅里举行，在大会上选举了王士光为中国电子学会北京分会的理事长，计算机界的夏培肃也在主席台上就座，当选为分会的领导人。会上有电子工业部部长王诤的长篇发言，他的一口常州口音让很多北方人听得一头雾水，对我来说倒是觉得很亲切的。
1963年的北京市电子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证
开会回来，厂里没有哪位领导要听我的汇报。于是学会的事在我这里又冷却下来。这一冷又是18年，直到1981年50岁时才大火特火起来。
为学会服务25年
在1981年夏天，那时我已在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当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有一天，从北京市调来的总经理欧阳轵能拉着我去参加北京市电子学会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给我摊上了组建北京市电子学会汉字信息处理分会的任务。于是我就动手组建了一个筹备组，由我牵头，成员有王选、王之爟、张淞芝、石云程、黄城、张书杰等人。忙了一番以后，在1981年10月7日就召开了这个北京电子学会汉字信息处理分会的成立大会，我当上了第一任创会会长。那时候我就结合公司的业务对这个分会的活动尽量给与支持，于是这个分会就团结起一批在京的搞汉字信息处理的科技人员，积极开展起学术活动来。可以说，这个分会为后来成立全国性的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后改名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打了基础，我本人后来也曾担任过该学会的一、二、三届常务理事，并获“荣誉会员”称号。
中国电子学会五十周年荣誉奖
干了北京电子学会的这件工作之后，接下来中国电子学会加在我身上的事就越来越多了。
1985年1月24日，中国电子学会第三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要成立“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学会”。会议指定由电子学会的两位理事---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局的前后两任局长郭平欣和廖幼鸣负责筹建这个新学会，并由他们分别担任名誉主任委员和主任委员。这两位局长要我来筹建这个学会，于是我又不得不为学会的事情忙了起来。终于在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学会的成立大会，从此在我的社会工作中又添加了这个学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一干就是三届，共21年，直到2006年75岁时才卸任。
会员大会代表证 学会会费卡
我还担任过中国电子学会的第四、五、六、七届常务理事，以及中国电子学会的IFIP中国委员会第四、五、六、七届副主席。这些事耗费了我不少精力。
上面的这些事我一共干了25年。在2012年4月中国电子学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给我发了个荣誉奖，算是有个交代吧。
我在2006年11月参加的中国电子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是我参加的最后一届大会。我在2015年交的会费则是我交的最后一笔会费。
等我要交2016年的会费时，学会组织工作部说，你不用交会费了。那时，我还以为中国电子学会要学习IEEE（美国的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设立免交会费的终身会员（life member）制度了【注】。后来知道并没有那回事，于是在2016年，我这个在1958年加入学会的会士（fellow）与学会失去了联系。【注：我本人现在还是IEEE的终身会员，在那边我可以免交会费，仍能不间断地收到会刊和电子邮件信息】
学会名字之谜
如果你在看我的那张入会通知时能够看得仔细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上面盖的那个学会公章上写的是“中国电子学学会”，比现在的正式名字多了一个“学”字。为此，我特地到《中国电子学会史》中查过，学会史里一开始就说，在学会筹备时讨论了学会的名字，除了提议叫“电子学会”外，也有提议叫“无线电学会”、“无线电电子学学会”，乃至“射电学会”的，但是并没有说曾经叫过“电子学学会”。那么在我的那张1958年3月的入会通知单上的公章，怎么会出现“中国电子学学会”这个名字呢？
我们国家对刻公章有严格的规定，要经过审批，对公章的大小也有规定。这个“中国电子学学会北京分会筹备委员会”的公章同后来的中国电子学会的正式公章一样大，比那张“北京市电子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证”上的“北京市电子学会筹备委员会”的章要大，它应该是一个经过审批的正式公章。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电子学会史》里没有写曾有过这个名字呢？现在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写于2022年8月10日
孙强南先生
孙强南，1931年12月28日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宁波。先后就读上海市震旦大学初中部、江苏省立上海市中学理科，1953年，自交通大学电讯系有线电专业毕业，分配到738厂筹备组。参加过我国首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试制，参加和主持过103机等六种主流计算机研制、生产，主持设计，由738厂与北京大学联合设计的150电子计算机，当时属超大型、超高速集成电路计算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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