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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兵器:内疚,和谐关系的调节者
内疚,和谐关系的调节者


  有些人相信这样的幻象:固守自己的清白,面对坏事,不进行力所能及的面对面的抗争,就可以避免参与邪恶。

  其实,自己也在做同样的坏事。如果一方坚持保持自己清白有理,另一方的罪责就不会结束,他们之间的爱就会枯萎。那些想置身事外的人和被动服从邪恶的人,不但保持不了清白无辜,反而制造了更多的不公正。

  ——摘自海灵格的著作《谁在我家》
  心灵的七种兵器之三 内疚和谐关系的调节者

  一个和谐的关系,必然有丰富的付出与接受,你给予我物质和精神的爱,我接受,我给予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的爱,你也欣然接受,然后回予我更多……如果这个付出和接受的循环被破坏,关系也随即会向坏的方向发展。

  并且,与我们的想象不同,爱的关系中,付出和接受的循环被破坏,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愿意给予,而是因为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接受的原因也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伟大,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受内疚。

  对此,德国家庭治疗大师海灵格描绘说:“我们付出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权利,我们接受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义务。”

  而且,只付出不接受的人,会有一种清白感,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关系中绝对问心无愧。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有这种感觉的人,会觉得自己在关系中永远正确。那么,相应的,关系的另一方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会频频感到内疚,会经常觉得问心有愧,即便他不明白付出者为什么那么喜欢付出,他最终一定会产生逃离的冲动。

  一旦他真做出了逃离的举动,那个一直认为自己清白无辜的付出者就会觉得受到了莫大伤害,并且会激烈地指责逃离者的背叛举动,但殊不知,他才是破坏关系的始作俑者。

  案例:“完美太太”吓走丈夫

  广州薇薇安心理医院的咨询师于东辉认同海灵格的观点,他说:“清白感总是和负罪感联系在一起,一个和谐的人是既有清白感也有负罪感。假如你没有一点负罪感,而只有清白感,那其实就是你把负罪感强加给其他人了,而那个被强加者一般都是你最亲密的人。”

  于东辉的一个来访者丽娜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1岁的丽娜是一家外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仅事业一帆风顺,人也聪慧靓丽,且非常顾家,被大家视为经典的好妻子。

  丽娜做公务员的丈夫罗峰也这么认为,他常说,丽娜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妻子。但他近一年对妻子越来越疏远,最近提出了离婚,理由是他有了第三者。不过,丽娜很快了解到,那个所谓的第三者是子虚乌有的事,她其实只是罗峰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已。后来,在妻子的逼问之下,罗峰终于讲了实话,他说自己非常有压力。

  丽娜一听,还以为是自己成功的事业给了丈夫压力,但罗峰否认这一点,他说自己也不明白这种感受从哪里来,但他就是难受,“可能是你太好了,对我太好,对我家人也太好,什么都好……我说不好,但就是对这一点不舒服”。

  “我太好了,难道是一个罪过吗?”丽娜激动地对于东辉说,“我工作很紧张,还尽力去做一个尽职的好妻子,他也承认我没什么好挑剔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对我?!”






她永远是问心无愧

  丽娜想不明白,罗峰的家人也想不明白。他的父母知道儿子想离婚后,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妈妈说:“这么好的媳妇,别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你却不知道珍惜,还想离婚,你脑子是浆糊做的啊!”

  不仅父母,罗峰的哥哥和妹妹,还有其他亲朋好友也都站在丽娜的一边,要么声援丽娜,要么谴责罗峰,不少人则劝罗峰别离婚。

  “你们起争端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都站在你这一边吗?”于东辉问丽娜。

  “是的,因为我对他们比罗峰对他们都好。”丽娜说。

  “没有例外吗?”于东辉问。“很少,嗯,基本没有。”丽娜说。她略想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可以说,对这个家,我尽全力了,要是真走到离婚这一步,我也问心无愧!”

  “在和其他人的重要关系中,你也问心无愧?”于东辉继续问。

  “嗯,是的。”丽娜回答说,“对我的父母,对他的父母,对他的朋友,我都尽力做到最好。”

  于东辉捕捉到了这句话中的问题,于是问:“你对人很好,他对人一般,那么是你的朋友多,还是他的朋友多?”

  听到这句问题,丽娜有点吃惊,她呆坐在咨询室里,好一会儿才反问:“我没有多少朋友,他朋友是很多。你是说,我人太好,不仅不受他欢迎,也不受别人欢迎吗?”这是问题的关键。

  她把内疚转嫁给了丈夫

  于东辉解释说,朋友关系和配偶关系一样,是相对平等的关系,是付出和接受相对平衡的关系。相反,亲子关系一般不是平等关系,要么是成年的父母向幼年的孩子多付出而少接受,要么是壮年的孩子向老迈的父母多付出而少接受,其他的亲人关系也常是不平衡的关系。所以,当丽娜一贯地扮演“付出者”的角色时,她在亲人中受到了欢迎,并被当作典范来看到。但是,因为她习惯性地拒绝接受,所以在讲究平衡的配偶和朋友关系中遭遇到了挫折,对于她这样的“付出者”,她的朋友和她的丈夫罗峰一样,都有点想避而远之。

  从理智上,这种避而远之看上去好像不合常理,毕竟作为“接受者”,从利益上是获益者,为什么朋友和丈夫都逃避丽娜呢?但如果从情感上去分析,这种逃避就不难理解了。

  从情感上看,单纯的“付出者”其实并不伟大,他们的不计得失的付出,从根本上是一种自恋。“付出者”过分地追求“问心无愧”,过分地迷恋清白感。然而,不管多么付出,一个人仍然是会在关系中犯错的,是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关系的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总有亏欠的。当伤害和亏欠发生时,你总会产生或轻或重的内疚感,单纯的“付出者”其实很惧怕这种内疚感,他要求自己绝对不要有内疚感,于是非常努力地去做一个“完美的付出者”,那样他就问心无愧了。只不过,这种内疚感并没有因此在关系中消失,它其实是被“付出者”在有意无意中强加到“接受者”身上了。

  简单而言,即“付出者”其实在享受这种逻辑:既然我是付出的一方,那么我们关系中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那都是你的错了。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丽娜的丈夫和朋友为什么要逃避丽娜了。



分析:逃避内疚的两个模式

  内疚,是和谐关系的调节者,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内疚的产生,源自付出与接受的失衡。内疚的产生,其实是在提醒你,你该补偿对方了。我们要懂得这一点,懂得觉察自己的内疚,然后及时作出补偿。同样,当对方产生内疚时,我们也要给对方机会,让对方完成他的补偿。

  在关系中扮演一个单纯的付出者,其实是拒绝对方的补偿,从而破坏了对方化解自己内疚的努力。结果,内疚不断在对方心中郁积,最终这内疚成为一种愤怒,让他产生了想逃离这个关系的冲动。这正是罗峰为什么想离开“无可挑剔的妻子”的缘故。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情感,内疚是大自然的馈赠,它在提醒我们,你的一个关系需要调整了。假若你懂得接纳自己的内疚,并帮助对方接纳他的内疚,那么关系就会自然地流动,自然地走向和谐。

  许许多多的“好人”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不喜欢“问心有愧”的感受,企图彻底消除自己的内疚感,而消除的模式可以分成两类:禁欲、助人。禁欲是禁止自己接受别人的付出,而助人则是只付出不接受,丽娜无疑属于后者。

  禁欲者的模式

  对于“禁欲者”,海灵格有很精彩的描绘:

  某些人用最小的方式参与生命,坚持清白无辜的幻象。不是全数地接受他们需要的东西并为此表示感激,而是封闭自己,节食禁欲。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摆脱需求和义务,因此他们没有需求,不需要接受。他们洁身自爱,因此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为高人一等或与众不同。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也仅仅限于蜻蜓点水而已,相比较而言他们会感觉到空虚和不足。

  海灵格认为,很多消极的人,持有的正是这种人生态度。通常,一开始是父母警告他们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最终他们自己信奉了这种人生态度,并一直固守着被动和空虚。

  金庸的小说《侠客行》中的主人公石破天,小时候就是一个“禁欲者”。他被母亲的情敌偷走,并一直以为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妈妈,而这个“妈妈”向他灌输了“禁欲”的观念,要求他不得接受任何馈赠。在小说中,这种人生态度曾让他逃脱危机,但在现实中,这种人生态度会让我们无比孤独,我们拒绝一个人的付出,其实也就是在拒绝与这个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拒绝所有人的付出,那无疑就是在拒绝与所有人建立关系。

  关系,是一个生命的核心因素,是我们痛苦的主要来源,也是我们幸福的主要来源,总之是让我们人生丰富多彩的主要来源。禁欲者拒绝了关系,其实也就拒绝了生命。





助人的模式

  在关系中,禁欲者是单纯拒绝接受别人的付出,助人者则是疯狂付出,他们的付出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的接受仿佛就不值一提了。

  正常的人不会喜欢这样的助人者,因为你假若和他建立了关系,那么,你常会在这个关系中感到,你的付出是不值一提的,而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你也是不值一提的。正常的人不会喜欢这种感受。

  并且,因为我们总是对付出报有敬意,所以尽管我们不喜欢“我的付出不值一提”的感受,但我们难免会对疯狂的付出者产生敬意。这种敬意就化为了助人者的一种权力感。产生了这种权力感的助人者会严重地“问心无愧”,在他巨大的付出前,其他人都没了说三道四的资格,这就是“助人者”所追求的境界,这也是很多理想主义者的人生哲学,但其核心逻辑——“与其让我欠你的情,不如让你欠我的情”——远不是多么伟大,相反是一种幼稚的逻辑。

  对于这种助人者,海灵格描绘道:

  这种人自我中心、抛弃需求……他们从根本上讲是和关系对着干的。无论谁只想付出而不想接受,都不过是想维持高高在上的幻想,拒绝接受生命的施舍,否认自己和同伴之间的平等。别人很快不想从拒绝接受的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了,反而会怨恨他们,远离他们。因此,长期的助人者常常是孤独的,最终变得痛苦不堪。

  丽娜正是如此,她一方面疯狂付出,另一方面则对丈夫缺乏敬意。表面上,她对丈夫仿佛很尊重,但她实际上对丈夫缺乏感激,疯狂付出的行为下面其实隐藏着对丈夫的不满,她内心深处对丈夫是有很多抱怨的。

  和其他助人者一样,丽娜之所以成为一个疯狂的“付出者”,其实是在极力地逃避内疚感。原来,她刚出生不久,她的一个大她几岁的哥哥就去世了,结果她的家人认为是丽娜“克死”了她的小哥哥。等丽娜懂事后,家人很爱她,所以没有把这种观点鲜明地说出来,但丽娜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能敏锐地捕捉到家人的这种逻辑,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内疚。但是,这种沉重的内疚是幼小的丽娜所不能承受的,于是,她很小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努力、对家人特别好的孩子,目的是通过疯狂的付出化解命运的沉重压力。

  在她的新家庭中,她也是如此,她不容许在和丈夫的关系中有内疚产生,因为一个轻微的内疚会激发她潜意识深处的强烈的内疚,这太难受了,所以她拼命逃避。

  丽娜已经彻底忘记了她有过一个死去的小哥哥的事实,她是在接受于东辉的治疗时,在半催眠状态下发现自己脑海里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的形象,而那形象一出现就令她非常压抑,非常难受。后来,她去问了父母,才知道死去的小哥哥的事实,也才知道父母及其他亲人的确曾认为是她“克死”了哥哥。

  幼小的她无法承受辨别真相,也不能承受这个压力,但成年的丽娜已具备了这些能力。所以,当明白自己一直逃避内疚之后,她也就明白了她和丈夫的关系中的问题,并由此懂得付出和接受的平衡才是关系的和谐之道。





 启示:放弃绝对的清白感

  海灵格称,最好的关系是彼此慷慨地付出和坦然地接受,通过这种交换,双方的接受和付出达成了一种平衡,且彼此都感到,自己在这个关系中富有价值。

  他强调说:“少量的付出和接受,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好处;大量才会让我们变得富有。”

  不过,这是完美状态,在具体的关系里,平衡只是目标,而失衡才是常态,轻微失衡没有关系,但一旦严重失衡发生,内疚也会随之产生,你觉知到内疚,也就觉知到关系到了必须调整的地步。

  不要因此就惧怕失衡,惧怕失衡是“禁欲者”的哲学,他们因为惧怕这一点于是干脆就不接受别人的付出,而自己也少付出。实际上,正是因为失衡,我们才会发展出有意义的交换。假若关系永远停留在了一个平衡的地步,那个关系也就该结束了。

  关系有爱的失衡,那要用更多的爱去平衡。另一方付出多了,你感受到,于是,你付出更多。他感受到了,于是付出比你还多。于是,关系前进了,且没有停留。

  关系还有恨的失衡。关系犹如一个生命,有高潮有低谷,有出生有死亡,关系中必然有相互的伤害,如两人的确不合适,关系还会走向结束。

  固守清白感,关系就不可改进

  这种情形一旦产生,我们得尊重它,并听从自己天然的情绪,被伤害者要给予加害者适度的报复,以防止关系滑向更坏的方向。

  很多被伤害者拒绝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报复意味着自己和加害者是一丘之貉了,一旦实施了报复,自己也会产生内疚感,并不再是清白无辜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和加害者的亲密关系继续下去,报复就很有价值,因为相爱就意味着“我们是一丘之貉”。对此,海灵格描绘说:“除非让清白无辜的人变得身负罪责,否则能让爱丰富流动的调解就不可能出现……当受伤的一方感觉到高高在上,而不能弯下腰来根据爱需要回以适当的报复时,就会面临这样困难的处境。在婚外情事件发生之后,如果伴侣一方顽固地要保持自己的清白感,得理不饶人,就不可能调节成功。”

  在《谁在我家》这本书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人告诉朋友,他的妻子埋怨了他20年。他说,在结婚后没几天,父母就要求他用六个星期的假期来陪他们,因为父母要他开他们的新车。他跟着父母去了,把妻子撇在一边。回来之后,他再解释、再抱歉也没有用。

  朋友建议他:“告诉她,她可以选择一些事情或者自己做一些事情,让大家扯平。”

  那人笑了,他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了。

  这个妻子以受害者自居,这严重伤害了关系。假若她回以丈夫适当报复,那么负罪感也会报复而生,她随即与丈夫重新处于一个平等地位,而关系也得以修补。




你不报复,其他人会替你报复

  不过,处理恨的失衡,与处理爱的失衡时大不一样。处理后者,付出要比接受多;处理前者,报复要比接受轻。相同的是,都不要完全相等,因为那时就没有一种失衡把他们维系到一起了。

  在一个爱的系统中,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若被伤害者不去为自己争取公平,那么系统的其他人就会这么做,替他争取公平。最常见的是,母亲被父亲伤害,母亲不去争取公平,而是甘愿扮演一个受害者,那么孩子们就会帮母亲去争取公平,他们自发地站在母亲一边,与父亲对峙。但是,这样做对孩子们的伤害极大,他们负起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最终导致他们把这种关系也复制到了自己的新家庭中。

  在其他的系统中,也常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一些受害者甘愿以受害者自居,最多只是抱怨,却从不实施报复,或奋起反抗,因为总有人帮他们去争取公平。从这一点上看,受害者的“清白无辜感”更谈不上伟大。

  当一个关系即将走向死亡时,带来的内疚感会更强烈,这时候如果一味扮演清白无辜的角色,会有更奇特的事情发生。

  容纳轻微的内疚感

  譬如,一个女孩老梦到男友屡有新欢,但男友其实忠心耿耿。原来,是她想和男友分手,但她不愿意承担主动结束这个关系的责任,因为那会带来很强烈的负罪感。她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于是一直忍着不对男友提分手,相反她希望男友最好找个第三者,那样分手就不是她的责任,而是男友的责任了。

  并且,她还将以受害者自居,理直气壮地声讨男友。这样一来,她就把自己的负罪感彻底转嫁到男友身上了。假若她男友一直不提分手,也不犯任何错误,那么,她很可能会为了这种清白感,而一直将这个将成毒药的关系继续下去,哪怕一辈子。

  如果认真观察你周围的世界,你一定会发现,太多的人因为固守这种清白无辜感,而摧毁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即便结束一个极其糟糕的关系,也会产生内疚感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内疚感,有更深远的意义。这种内疚告诉你,不管对方错得多么离谱,他也不能负担破坏这个关系的全部责任,你也一定有责任。你不必追求彻底没有罪责的境地,从而为了一点轻微的内疚感也拒绝做出好的决定,因为没有罪责是神的境地,不是凡人的境地。

  作为一个凡人,你须明白,事情永远是两面性的,在一个关系中,对方永远有责任,你也永远有责任。








内疚的心理过程包括(摘自文献):

(1)结果评价。事情发生后,个体会先意识到事情带来了不好的结果或者有人受到了伤害。
(2)自我觉察。在事件发生后,个体意识到事件与自己有关。
(3)规范违背。个体意识到自己违背了某些规范,或是道德,或是规则,或者是个人准则。
(4)责任评估。个体会将所造成事情后果的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对自我进行责备。
(5)自我评价。个体会进行自我形象、自我同一性的判定,一般会对自我进行贬低性评价。不过也有人认为,内疚体验中不会关注自我形象、自我同一性等。
(6)行为归因。个体倾向于认为是因为自己的所为或者无为而导致了事情的不良后果。个体越倾向于外归因,内疚感就越少。
(7)补偿倾向。个体为了减少内疚感,倾向于采取一定的补偿行为。



有研究认为内疚有积极促进作用,内疚有促进作用的前提是在内疚的基础上做出补偿行为。具体要做出什么补偿行为就要根据情境而定了,只要能减轻内疚这种负性体验就好~

要想不被内疚控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外归因而不内归因了。即认为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或者环境导致的。除此之外就是事后补救,即为了减轻内疚感,采取补偿行为。



关于内疚的研究我觉得还有点意思的就是虚拟内疚了。“虚拟内疚(”Virtual Guilt)是指尽管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也会因感到内疚而自责。

很多亲情广告利用的就是大众的虚拟内疚心理。灾难幸存者通常也易产生虚拟性内疚。








内疚---毁灭性的罪恶情感




曼达拉心理咨询中心






    西方文艺作品尤其是一些经典的大片,其一个重要主题往往着墨于“赎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由内疚而导致的罪恶感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情感表现当中,内疚感和罪恶感是最具有杀伤力和毁灭性的情感,让人感到生命的异常沉重和绝望。


    1 突如其来的念头


    有这样一个案例,主角是来自单亲家庭的一位30多岁女性,我们暂且称呼她小A吧。小A的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床需要人照顾。作为独生女,小A平时既要忙自己的工作,又要在工作之余照顾母亲,所以一直没机会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一个念头突然间浮现在小A的脑海中,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个念头告诉她说,倘若母亲要是不行了,她就可以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正常生活,找对象、谈恋爱,乃至结婚生子。这个念头出现得实在有点太快、太猝不及防,这让小A自责了好一阵。

    然后,时间在小A的自责和生活的延续中行走着,这样又过了半年时间,母亲真的离世了。小A很伤心,在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之后,她发现自己不敢回到曾经和母亲共住的家里,她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如果要回到家里,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她甚至会因为恐惧而浑身发抖。

    后来她卖了那套房子,新买了一所房子,准备换一个新的环境。可是当她搬到新房子的时候,那种恐惧感依然没有减轻。

    小A自己认为可能是因为母亲离开、自己孤单一个人的缘故而导致的她那种莫名的恐惧感,于是她匆匆找人介绍了个对象,很快就结婚了。

可恐惧依然如影随形,没有任何好转。

    小A没有办法,她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然后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小A看到了自己,她面对那个自己,对那个自己那一次突如其来冒出来的“罪孽深重”的念头——“希望母亲死掉,好让自己有机会恋爱结婚”——这一点她一直不能原谅自己。

    她告诉心理咨询师,是她的那个诅咒、她的自私害死了母亲。


    2 不敢面对的罪恶感


    小A那种莫名的、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正是来自于这个她自己不敢面对的罪恶感。

    母亲已经走了,她再也没有机会去替她那次的念头赎罪了,母亲也永远不可能原谅她了,于是她就在这种再也不可能被母亲原谅的罪恶感中备受折磨和惩罚。

    心理咨询师告诉她,其实在她内在的心理结构中,有着一个严厉的“超我”,这个“超我”不允许她有丝毫“过分”的念头和想法。

    但是在“超我”的管制之下,小A并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自私,她常年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没有时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那么她对这种现状有些抱怨和恨意,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内心的“超我”不允许她有这种真实的感受和“一闪而过”的“念头”,一旦有这种真实的感受和那突如其来的念头出现,“超我”就告诫她应该受到“惩罚”,这惩罚就是使她失去了母亲。

    可是事实上,母亲的离世是因为自身的身体状况,而不是因为什么要“惩罚”小A那种“超我”所不允许的念头。

    只是,当小A将母亲离世的原因归结为是因为她的自私而造成的时候,在她的逻辑认知当中,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间接杀死母亲的凶手。这种罪恶感让她恐惧万分又无法排除,所以无论她在尝试过多少努力,都没有办法真正消除她内在的恐惧感。

    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当小A这些无意识中的罪恶感被呈现出来之后,她在母亲的遗像前痛哭流涕,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与内疚。

    此后,她开始慢慢能够理解自己,接受自己可以有这样的想法,而不会实际上对母亲造成什么伤害。

    这样,她才逐渐走出了罪恶感的囚笼,解放了自己,才能真正哀悼母亲的离世,摆脱恐惧对她的无名折磨与控制。


    3 自我内在的道德准则

 
    国外很多电影的主题都与赎罪有关,比方说主人公总是觉得老房子里闹鬼,后来才发现是无意识中的罪恶感所导致的幻觉,这罪恶感的来源是已经遗忘了的创伤,主人公误认为是自己儿时的一次事故导致母亲意外死亡。

    再比方说,一个小男孩和爸爸外出,爸爸出了车祸,让小男孩认为是自己的要求造成了父亲的意外身亡。尽管小男孩在车祸中并没有受伤,但是他的腿却从此瘫痪了,一直坐在轮椅上。直到有一天,圣诞老人来到他家,向他解释了父亲的车祸与他无关,他的腿立即恢复了正常行走的能力。

    类似这样的题材有很多,而这些题材当中赎罪的起源其实都源于一个内在严厉的“超我”,即一个人在内心审查自己的道德准则。

    按照心理专家的说法,我们每个人在内心都有一个“超我”和一个“本我”。“本我”不用过多解释了,“超我”事实上有点类似于儿时父母对自己的训导或评价,那么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这个“超我”实际上就替代了现实中的父母而成为我们“内在的父母”,每时每刻监督和审查我们做的一些事,究竟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是对还是错?是会被肯定还是会被惩罚?倘若一个人在幼年时父母训导、评价或管教的态度过于严厉苛刻,那么成年后我们内心的“超我”也会变得严厉苛刻。

    而一个人内心的“超我”,或者我们也可以将“超我”称为“自我道德标准”,它过于严厉苛刻的话,就容易导致这个人严重的内疚感或罪恶感。


    4 最具毁灭性的负面情感


    心理专家告诉我们,在所有的负面情感当中,内疚感或罪恶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负面情感。它可以熄灭一个人对生命的热忱,让人感到内心的绝望和窒息,有一种永远也无法还清、永远也没办法抬起头来重新做人的感觉。

    内疚感和罪恶感往往会导致严重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分为向内和向外两种表现形式。向外的一种是把罪恶感投射给外界,认为恐惧来自外面的某种威胁,严重的会成为被害妄想症。向内的一种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重度抑郁,这是恐惧对自身的攻击。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一些创伤性事件如亲人离世时,我们平时对待亲人的一些未完成或未能实现的愿望,内心的“超我”就会在无意识当中对自身进行“自我惩罚”,有人会陷入抑郁,有人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有人则总是生活在悲惨的情绪中不能自拔。

    在亲密关系中,内疚感也常常被当作控制对方的工具和手段。比如,讨好型人格障碍患者就常常用自我牺牲来唤起别人的内疚,从而把对方牢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可结果却只能让对方感到窒息而远离,最终导致亲密关系的破裂。


    5 珍爱生命远离恐惧


    恐惧,有时候会来自我们对于未知事物的不确定性,但是放在内疚感和罪恶感这个命题上,如何找到根源、调整心态,就必须要面对和正视自己可能不想去面对或正视的事情。

    正如我们案例中的女主角小A一样,她需要找出她那种挥之不去的无名恐惧感究竟来自何方?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绪?如果觉得自我是无助的,那么要尽快寻求外界的帮助,寻找专业人士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当然如果可以自我修复,那是最好的,因为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你会深刻了解和体味你的内疚、罪恶以及这两者所导致的恐惧等一系列情感,并且你自己是最知道自己的征候的,倘若你足够强大到能够完成自我修复的历程,那么你的心智成熟度以及你对内外在世界的认知,都可能会更上层楼,这就不仅仅是自我修复那么简单了,你还可能触类旁通,很多困扰有可能豁然开朗、迎刃而解都说不定。

    负面情绪或者说是负能量吧,显然是越少越好的,但首先一个态度,要自己积极争取正能量、争取认清楚事情的本质,如若不行,尽早向专业人士求助,这是最靠谱的办法。


●本期专家

武文

心理学硕士,精神分析师、高级心理咨询师,华南首家表达性心理咨询专业机构——广州曼达拉心理咨询中心创办人。广东省妇联心理顾问团专家,长年专职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具有丰富的心理咨询经验。









沉溺于內疚感的人 只是想逃脫責任


  國際線上專稿:據美國《赫芬頓郵報》報道,現代心理學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充滿了內疚的情緒。在他的心理學框架中,這種痛苦的情感(在超我和自我之間的緊張不安)對抑鬱的產生和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同時它也成為追求幸福的一個主要障礙。



  “我們要為文明的進步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因為負罪感的提高而失去幸福。”弗洛伊德在1930年的社會學名著《文明與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當中寫道。他認為,現代社會加重了我們內心的負罪感。儘管現在我們對人類行為的理解已經超出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框架,但他對內疚情感的分析依然具有重要意義。

  最近的一些研究也證明了這點。內疚會帶來極大的痛苦,讓人不能享受生命的樂趣。毫無疑問,內疚是有用且必要的:它可以促使我們評估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成為檢查和平衡道德的的系統。但如果太過內疚,任何一次錯誤都可能會導致自我懷疑、羞愧甚至是抑鬱。對於內疚,我們需要了解以下六個方面,不要讓它影響到生活。  



負罪感令人覺得自己體重變重了

  滑鐵盧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最新研究表明,負罪感的強度和體重增加的感覺成正比。研究者們想要看看“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或“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這些流行的概念是否真的存在。結果,他們的研究發現相當吸引人。“我們發現,和回憶自己良好行為、別人的不道德行為或者不回憶的實驗者們相比,那些回憶自己不道德行為的實驗者們認為自己的體重增加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員Martin Day在一份報告裏寫道。“我們還發現體重的增加感和負罪感的強度有關,和其他負面情緒如悲傷或者厭惡無關。”

  內疚情緒引發抑鬱症

  2012年一項腦掃描研究發現,抑鬱症患者都有高度的內疚反映。抑鬱的人往往比不抑鬱的人進行更多無用的過度自責。“腦掃描顯示,有抑鬱症病史的人的腦區中,掌管負罪感的區域和負責指導適當行為知識的區域兩者之間的聯繫不像那些從未抑鬱的人一樣緊密,”來自曼徹斯特大學的Roland Zahn說。“這可以反映出,當人們產生內疚情緒時,會缺乏對細節問題的考量,造成行為失當,因此對一些與自己無關的錯誤甚至所有事情都產生內疚。”

  內疚情緒導致拖延症

  很多研究結果顯示,內疚是造成拖延的關鍵因素。有時我們會對自己做的工作不滿意,產生了內疚的情緒,所以再做新工作時會猶豫不決,怕又犯錯誤。如果從一開始就逃避了任務,感覺可能會好點,但拖延症又會增加我們的負罪感,破壞掉我們的好心情。那我們該怎麼做呢?研究發現,原諒自己的拖延,可以防止在未來再次發生拖延。



研究發現女性更容易內疚

  調查顯示女性更容易產生負罪感。2010年西班牙研究發現,和男性相比,女性感到內疚的頻率更多,程度更強烈,人際關係敏感指數也更高。在40-50歲這個年齡段裏,這種差異尤其明顯。研究人員解釋稱,缺乏人際關係敏感性可能是導致男性內心負罪感低的原因。

  沉溺于內疚是為了讓自己逃脫責任

  很多心理學家認為,在做了錯事後,負罪感能夠幫助人們進行自我修正。輕微的內疚確實可以降低錯誤行為,但是過量的負罪感卻會讓人永遠困在錯誤的行為模式之中。有研究表明,內疚感會消耗掉意志力。“感到內疚只是個藉口。因為感到內疚,所以你認為就不用負責任了。”Cara Paiuk在《赫芬頓郵報》部落格上寫道,“你不去採取行動補救,僅僅選擇去'內疚’。內疚不會讓你進步,只會讓你活在過去而逃避現實。”所以如果感到內疚,請記住,僅僅內疚是於事無補的,既不能幫助你減肥,也不會幫助你成為一個更好的媽媽,更加不會幫助你實現人生的其他目標。

  愧疚是為了反思 不是為了沉溺于過去

  心理學家約瑟夫·布爾格(Joseph Burgo)指出,羞愧主要是針對自身發生的情緒,而內疚更多的是和其他人有關。內疚通常是對一項具體行為感覺很糟,會影響到別人。而羞愧只是為自己的某方面不足而感覺痛苦。“羞愧和內疚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一個是認為'我很壞’,一個是認為'我做了一件壞事’。”《脆弱的力量》(Daring Greatly)一書的作者Brene Brown在接受脫口秀主持人奧普拉採訪時曾這樣解釋。這兩種情緒經常會同時存在,它們都會讓我們沉浸在過去,反思過去的失誤和缺點。但如果太過量,則無益於真正地去分析失誤原因或者改變那些令我們不舒服的部分。(翻譯/意嘎)






助人者的内疚感

武汉心理咨询师





       与亲社会行为有特殊关系的另一种心理是人们的内疚感(guilt)。内疚感是指当人们做了一件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时所唤起的一种不愉快情绪。为了降低这种情绪,人们常常会选择去帮助他人。在弗瑞德曼(Freedman 1967)等人的一项研究中,被试坐在一张桌子边上等待实验开始。在有些情境中,桌子极易被打翻,所造成的结果是桌子上的卡片散落了一地。实验者告诉被试这些卡片是某个人写论文急需的资料,当被试打翻桌子时,他会因搅混了这些卡片而产生内疚感。在另外一种情境里,桌子很稳固,卡片也没有被弄乱。结果与预期一样,诱发内疚感的情境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助人行为。对于内疚感的效果,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与人的两种动机有关:一方面,有内疚感的人希望通过做善事以弥补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避免直接面对受害者,以免尴尬。




  在内疚感与助人行为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忏悔(confession)的效果。忏悔能使一个人的心理感到好受,使个体的内疚感降低。卡尔斯密斯(1968)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要让被试相信,由于被试使用了不好的信息而破坏了实验的结果。之后一部分被试有机会向实验者忏悔自己的错误,而另一些被试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同时还有一个控制组,该组被试并不认为自己破坏了实验结果,随后测量被试愿意继续参加实验的时间。结果:内疚感增加了人们的助人行为,忏悔降低了罪恶感,也减少了助人行为。




















精彩案例:她总是内疚


 
疾病分类: 心因性障碍(适应障碍;惊恐障碍;抑郁障碍)
常见问题分类: 其他(认同问题)
治疗方法分类: 其他(现实疗法)
治疗师: 杰里 柯里
案例出处: 轻工业出版社《心理咨询与治疗》


姓名: 露丝 性别: 女 年龄: 39
教育程度: 大学 社会经济地位: 中产阶级。 婚姻状况: 已婚

外在表现: 穿戴整齐,肥胖,不断摆弄衣服,躲避目光接触,说话很快。




表现出的问题:
来访者报告总体不满意感。她说生活太平静、可预测,对39岁的年龄感到恐惧,不明白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两年以来她一直有一系列身心问题,如失眠、焦虑、心颤、头疼。有时她得费很大劲才能离开家。来访者说很容易为小事情哭泣、常常感到抑郁,有肥胖问题。

既往生活史与当前生活情景
近期从大学毕业,小学教育专业,与丈夫(约翰,45岁)和子女(罗布,19岁,珍妮弗,18岁;苏珊,17岁;亚当,16岁)一起生活。





心理社会发展历史
来访者是四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她的父亲是一个正教牧师,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说父亲是疏远的、家长式的、教条的,她与父亲的关系是不能怀疑的。畏惧地服从他的规则和标准。她记得母亲是挑剔的,做什么都不足以令其高兴。她有时母亲是支持的。家庭很少表现出温情。在许多方面露丝照顾弟弟妹妹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赢得父母的赞许。当她想得到一些快乐时,就会遭到父亲的反对和责备。这种照顾他人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持续了一生。
露丝6岁时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说:“我父亲抓住我和一个8岁的男孩玩医生的游戏。他教训了我并几个星期都不同我说话。我感到极度内疚和羞愧。”露丝似乎将这一内疚感一直带到青少年期,并压抑了萌芽性的性要求。
  在社交关系上露丝交朋友和保持朋友关系都很困难。她觉得在社会与同伴很隔膜,因为他人认为她很“奇怪”。虽然她渴望别人的赞许,但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道德,因为害怕这样做的结果。
  她直到高中毕业才被允许约会,19岁时她与第一个约会的人结婚了。她以母亲为榜样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专家分析、评估与治疗过程


基本假设

现实治疗是积极的、直接的、实践的、认知一行为的。作为一个现实治疗师我把自己的任务看作帮助来访者澄清他们的需要和感受,评价他们,然后做出计划带来变化。我的基本工作是与来访者建立一个个人关系,这将推动他们对当前的行为是如何很好地服务于他们做出诚实的评价。现实治疗关注所有行为(包括所做之事、思维、感受和生理成分)。

现实治疗实践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行为控制着我们的感受。尽管我们可能不能控制真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形,我们确实试图控制我们的感受去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对露丝来说,这意味着她创造了她自己感受到的世界。她的行为有4个成分;行动、思维、感受、生理。因为我假定控制感受和想法比控制行为更难,治疗的焦点就落在她正在做的――可观察的行为。她将发现驱使她自己去做出行为上的改变感受确实要更容易些。尽管讨论感受是可接受的,这也经常通过把它与她正在做的、想的联系起来进行。

对露丝的评估

我很有兴趣地去察看了露丝有价值的品质、成就、成功,而不是仅仅关注她的缺陷、问题、失败。开始时,我问她以下这样的问题:“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有了你现在所想要的,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你认为你最主要的实力是什么?对于你自己,你最喜欢自己的品质是什么?你曾做过什么令你欣慰的事?你能够依靠什么样的帮助?”从露丝的自传和登记表格,我了解到她有几方面的实力。她大学毕业并且在一个教师培训项目中达到毕业水平。她这样做遇到的许多异议。她的父母不了解为何她要取得一个大学学位。目前,对于她努力完成学业,她的丈夫和孩子并不是很支持。她已经参与了许多社区团体并且为之做出了许多贡献,她设法保持她的家庭生活而仍然有时间去接受教育,她还设立了一些对她有意义的职业目标。现在,她需要发展出一个实现她的个人目标的清晰的计划。

治疗目标

露丝当前的行为并不理想。她毫无结果地讲述过去的不幸事件,并且将更多的注意力投之于内疚和焦虑之中,而对实际带来这些感受的那些事情却关注不够。简言之,她通过她在日常生活中正在做的和没有做的,使自己变得更焦虑和内疚。我试着把她的注意力指向这些行为,因为这是她生活中最容易控制的部分。我继续激励她去诚实地评价当前的行为如何满足她的需要。然后帮助她做出计划来促成变化。

治疗程序

我希望露丝做出承诺去施行她的计划,因为如果她希望变化,行动是必要的。重要的是她遵守改变的承诺并且不因她的缘故责备他人或因为没有实现诺言而道歉。这样我们将依据一个治疗合同来工作,这个合同可清楚地说明她希望从治疗中得到什么以及她达到目标的途径。

如果露丝说她压抑,我将不问她为什么感到压抑,也不让她去详细叙述压抑的感受。相反,我将问她那天做了什么带给她压抑的体验。行为的变化并不依赖于改变一个人的态度或获得顿悟。相反,一旦来访者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态度和感受就可能改变。我还关注露丝的现在,而不是过去。为何我要详细叙述过去那个不成功的她呢?我宁愿关注于她可能成为的那个成功的她。而且,我没有注意诸如移情、无意识动力、梦和早期记忆等分析因素,通过我对露丝的真正融入,我希望帮她选择能满足她实际需要的更有效的行为,从而满足她的归属、权力、兴趣和自由的需要。

治疗过程

露丝的治疗之旅是由我利用现实治疗法来帮她实现目标的步骤组成的。尽管这些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必须对之加以创造性的改变使之适合于治疗过程。应该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原则在各阶段被逐步得以应用,但不应把他们看成是分开来的刻板部分。每个阶段者有赖于前一个阶段,这些原则之间有很高程度的相互依赖,他们通过共同作用于现实治疗整个过程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将导致行为改变的咨询环境和具体步骤这两个成分编织到了一起。我们现在看看在对露丝治疗中的重要之处和转折点。

治疗过程的要素:

建立关系

  在我们最初的会谈中,我主要的关注点是创立一个引导露丝了解自己的氛围。咨询环境的核心包括与来访者的个人融入,这必须被纳入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治疗过程的框架中。我通过倾听露丝的故事和熟练的提问这个联合的过程来表现自己的融入。这个过程增加了她评价她的生活并且向满足她需要的方向调整的机会。

在我和露丝的一些早期会谈中,露丝想谈谈她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体验到的失败的情况。因为担心,她很快就想责备自己过去的负面经验。当我告诉她“我不想回顾她过去的失败,以及如果我们一定要谈及过去,我对听到对她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更感兴趣”的时候,她看上去有点震惊。从这个主题她跳到抱怨感到焦虑、抑郁和一些生理症状。我请她描述如果她不压抑的话,她将做什么。这种关注开启了一个重新定向的过程,并且她去思考压抑之外的其他选择。我并不鼓励她关注与负面经验有关的感受。她目前的部分问题是固着在一些负面感受上,我不想强化她保持这种状态。

激励露丝去评价她的行为

  在得到露丝如何看待她的世界这样一幅画面之后,我鼓励她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严格审视她正在做的事情,看看它们是否对她起作用。在进行了一些辩论之后,她同意了我的看法――即她通过正在做的事情压抑着她自己。我向她提出的问题有:“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喜欢你现在所做的吗?你打算做点别的什么吗?是什么阻止了你不能做你说你想做的事?你明天打算做什么?”我想强调一下我并非连珠炮似的一个接一个地问她这些问题。然而早期的会谈配合着使她考虑这一系列问题。我希望她知道,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她今天正在做的和明天将要做的,而非关注于她的过去或者眼前她的态度、信念、想法和感受。

除非她对当前行为中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东西做出评价,否则我认为露丝不会改变。我假定如果她逐步认识到她的行为对她来说没有带来预期结果,她没有得到她所想要的,那么,她就真的应该做出其他选择。这儿是一次会谈的简洁的摘录:
露丝:那么你认为我现在做错了什么呢?有许多次我想放弃,因为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她非常希望我为她做出价值判断。]
杰里:你知道对你来说成为一个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判断的人是何等重要。为自己决定什么有效、什么无效这是你的工作。我不能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对我来说,简单地告诉她当前的一些方式是没效果的,这对她不是很有价值。]
露丝:好,我确实想走出去,通过面谈得到一些关于兼职或代替教学的实践性观点。我经常找出许多理由使我不去做这件事。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安排这样的面谈。
杰里:这是你确实想改变的事情吗?[我问题的线索是去弄清楚对于她说她想要的事情有多大程度的愿望。我正在试图去评价她的承诺水平。]
露丝:哎呀,我当然想改变它。我希望能够安排这些面谈,然后我能够找到一个兼职工作。[我们可以看出,露丝是如何阻止自己(没有任何原因)去进一步探索可能改变目前被她称作“等一等,等等看看将会发生什么”的行为途径。她说她不喜欢自己的被动,她将更主动的去做。我们讨论的诸多因素之一,就是她如何让其家庭进入她说的她想做的一些事情的方式中。]

计划和行动

我们利用数次会谈去确定露丝认为对自己没效果的具体行为。其中一部分无效行为是:拖延关于工作安排的面试;坐在家中感到压抑和焦虑,然后因为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而增加了这种感受;允许她19岁的儿子罗布乱花钱后回家并且照顾他;允许她女儿珍弗通过她的动化的行为控制自己的生活;继续从事她并不愿意卷入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这么多问题,我问她想在什么方面做些事情。

露丝决定首先列出一些关于工作的面谈。她清楚她的生活是无聊、沉闷并且没有任何挑战的。然后她尝试说服我,是她不得不为她的家庭所做的所有事情使得她几乎不能脱离厌烦的常规生活。我回答说:“如果事情像你所说的那样糟糕,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做,你能期望这有所变化吗?”我们逐步制定了一些现实的计划,这包括她汇总递交校方的申请表达以及安排面试。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开始中的步骤之后,她报告说她已经感到好一点了。

我们还发展出一些澄清露丝家庭规矩的计划。她的行为规律是为她的孩子们做事情然后怨恨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利用。和她的每个儿子和每个女儿坐下来谈谈,重新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她计划的一部分。我建议至少安排一次整个家庭的会谈,这是个不错的想法。这个想法既让她兴奋,又让她担心。当她成功地让约翰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加入这个两小时的家庭治疗时,她真的非常惊奇。在这次会谈中,我们主要商讨了在露丝告诉每个家庭成员她想有的和努力争取的具体变化之后的角色变化。她的一个儿子和女儿对于建议的变化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想知道这件事哪儿出了错。当我提议家庭会谈时,我脑子中的想法是给露丝一个机会提出她的要求,并且目睹她为这些变化做出的协商。这次会谈帮助我了解到她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帮助她去提出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治疗露丝的其他阶段

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发展现实的具体计划,然后谈论露丝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施行它们。当她不去坚持一个次目标、或者不去施行这一周的计划时,我不想听她的任何道歉。有时候她持续不去施行一个同意过的计划,我们应就谈论她曾经计划好的是不是她真想的或者是她认为需要的。有几次她又到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几乎在等着惩罚或者朝她大喊。只要她坚持下来,我就尝试去了解她,我并不打算俯视她,也不想对她做出惩罚的姿态。相反,我希望她去处理自己行为的结果然后自己做出判断。

最后,露丝更善于确定一些小的目标和做出真实的计划。她停下来说:“现在我疑惑是否我真想做这件事,还是我听到其他人告诉我应该去做了。”在完成她的治疗之前,她填写了满满一张表来评价她几个月来的进步。下面是她的评论:

在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每周一次的现实治疗后,我对于自己能做点什么使得我不再陷入这么长时间的那种沉闷的生活有了更好的想法。我远离了诸多的抱怨和无助感,但是我必须说这是杰里不能再忍受的东西。当我哭诉时,他很快告诉我如果我真的对有所改变感兴趣,我要采取步骤来看到自己变得不一样了。

我还记得我同意开始一项日常锻炼,并把慢跑项目作为减肥的一条途径的那一刻。几个星期来,我向杰里抱怨说我不能忍受自己看上去是这个样子。他和我一起订出了一个减肥的现实计划――但我却没有完成这个计划。杰里说他不想听我对失败做出任何合理解释。我试着说服他,我有另一个暴饮暴食的原因――因为我的丈夫忽视我,而且我因此变得压抑。我对自己说:“如果约翰将来对我还是这么不好,我为何要为他减肥?”当我把这想法告诉杰里的时候,他反驳我:“你在为谁减肥,你自己还是约翰?你的进食行为在伤害谁?”这使我考虑我是如何经常让他人而不是我自己承担这实际上属于我的责任。我确实看到,如果我不喜欢我的体重或者我的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除非我涉足其中并采取行为,否则将不会有任何变化。

顺便说一下,我就工作问题做了面试,我得到一个代课的兼职工作。这也告诉我,除非做出尝试,否则我将不会有任何收获。







对治疗过程的评论

作为一个现实治疗师,我没有告诉露丝她应该改变什么,而是鼓励她去察看一下她的愿望和确定她的改变的承诺水平。只能由她来确定目前的行为对自己是否有帮助。一旦她对自己实际正在做的做出一个价值判断,她便能朝着为自己改变的方向采取一些重要步骤。她有一个倾向是抱怨牺牲和受控感,我的意图是帮助她了解她的行为实际是如何促成她所感到的无助。我选择把重点放在她早上醒来到晚上入睡之间她做了什么,而不是关注她压抑或者焦虑的感受。通过自我观察的过程――从她看到的,到她所做的―步步为自己的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对于处理她的感受方式将有更大的帮助。

在露丝对她行为的确定形态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之后,我鼓励她开发一个能带给她渴望改变的具体行动计划。宽泛和理想的计划易于失败,所以我们就她乐意答应的改变做出一个明确的计划。一旦她对一定的行为过程做出承诺,如果她没有完成项目我将不接受她的歉意。我只是请她再去看一下她的计划来弄清有什么地方进行得不太对。通过这个过程,她学到如何评价她自己的行为,学到她可能调整计划和体验成功的途径。











萨提亚模式,帮你走出“愤怒-内疚”怪圈



    运用萨提亚治疗模式行云流水而又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帮助这位来访者,这样的治疗不是从改变其外在的行为入手,也不急于解决其“症状”,而是帮助来访者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在冰山”,当他内心深处的事件、感受、信念、期待、渴望一一呈现的时候,外在的行为自然会得到撼动并逐步改变,而这才是根本的改变。

“我时常会对我的员工发脾气,甚至对我的中层管理人员咆哮,但过后我又会非常后悔、内疚,这种状况循环往复,总是改不了。虽然我的企业做的很成功,但我每天过得并不快乐,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在萨提亚模式培训课程上,一位看上去志得意满、三十出头的老板向萨提亚模式家庭治疗大师约翰?贝曼博士求助。

“能告诉我你的期待是什么吗?你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 贝曼博士问到。

“我最大的希望是我能长得再高些……”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这位老板虽算不上高大魁梧,但身材结实适中,也并不算矮小啊。

“这种期待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大概十一、二岁时开始有这个想法的。”

“那个时候你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事?”

这位老板陷入了沉思,似乎回忆起了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得小时候我长得很矮小,小伙伴们瞧不起我,会经常取笑我,不让我和他们一起玩,一些大孩子还欺负我、打我……”

“当他们嘲笑你、打你时,你的感受是怎样的?你是怎么做的?”

“我感到非常害怕、孤独、难过……我只有一个人躲在一边。”已有泪光闪烁在那位老板的眼眶中,但他似乎在极力忍住。

“在感到害怕的同时是否还有一份愤怒?那时候你会怎么来发泄你这份愤怒?”贝曼博士紧追不舍。

“是的,非常愤怒。我会打我的弟弟,但过后会非常后悔,长大后我曾跟我的弟弟道歉,弟弟说他已经记不得了,但对弟弟的这份内疚我却始终无法释怀。”泪水已经纵横在他的脸上。

“你不能原谅自己。现在遇到令你不满的事情你依然会对比你弱小或职位低的人发脾气,然后内疚,是吗?听上去,你似乎还在不断重复着玩你小时候的游戏,只是你在扮演另一方的角色,因为你已经足够强大了。”贝曼博士那灰蓝色的眼睛似乎能洞悉一切。

“也许我是因为害怕才发脾气……”老板若有所悟。

“每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几岁?恐怕只有十一、二岁吧?但你的员工看到的是三十多岁的你。你小时候被人欺负时是既害怕又愤怒的,而当时害怕占了上风,现在你愤怒的时候依然有一份害怕在,但是你的员工看到的只有你的愤怒。”

“是啊,我愤怒、咆哮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很有力量。”

“就像你小时候被人嘲笑欺负时只有愤怒才会感到有力量一样,对吗?那你能不能做到不用那么愤怒也有力量?因为你现在已经足够大、足够有能力。”

“我不知道假如我不发脾气会怎么样?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呢?”

“也许会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哦。你是想继续唱着'我不够高,我不够强壮’的老歌,沮丧、苦恼、愤怒然后内疚下去?还是唱一首不熟悉但是却能让你快乐的新歌呢?这对你来说是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哦,你的心一定在挣扎,你看是否需要大家来投票帮你做出决定?”

贝曼博士熟练地运用着萨提亚治疗模式行云流水而又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帮助这位来访者,这样的治疗不是从改变其外在的行为入手,也不急于解决其“症状”,而是帮助来访者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在冰山”,当他内心深处的事件、感受、信念、期待、渴望一一呈现的时候,外在的行为自然会得到撼动并逐步改变,而这才是根本的改变。

“我愿意尝试。”这位老板似乎在下决心。

“那你就会有很多功课要做了哦。” 作为中国萨提亚国际学院终身名誉顾问,贝曼博士深谙让一个人做出改变是多么艰难,而且决不是靠外力能够达到的,只有他内在成长的渴望足够强烈时,改变才有可能发生,这个人才有可能成长。

作者:张静虹









羞耻和内疚的差异

作者:施承孙 钱铭怡|文章出处:中国心理治疗师

  [摘要]羞耻和内疚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两种十分相似的情感,难以对此作出明确的区分。近年来研究发现两者在概念、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外显表现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在与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上羞耻比内疚更密切。这些研究发现无疑对情绪的理论研究和心理障碍的临床治疗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尽管人们早就观察到羞耻(Shame)和内疚(Guilt)这两种情感的存在,但心理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都没有对羞耻和内疚作出明确的区分。比如,在Freud时代的心理学,人们往往把羞耻和内疚等同起来,在Freud看来,羞耻充其量只是童年焦虑与成年内疚的一种中间过渡形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精神病理学上的重要性[1];在美国心理学文摘里,我们可以看到主题词“羞耻”被附属于“内疚”,在许多文章里也可见它们两者常常被交替使用。

  近10年来,有关羞耻感的研究在国外心理学界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随着对羞耻这一情感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内疚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而且在与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上羞耻比内疚更密切。本文拟对它们两者在心理反应特点和病理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阐述。

  1 概念上的区别

  羞耻和内疚都是社会化的高级情感,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

  霍夫曼(Hoffman,M.)认为内疚是个体危害了别人的行为,或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生良心上反省,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他的研究认为,内疚常常发生于不道德的或自私的行为之中,内疚感一旦发生,即能采取补偿行为的动机力量。它的社会价值在于内疚感被唤起后经常导致帮助受害者的行为倾向。

  羞耻又叫羞愧,与羞怯(shyness)、害羞(bashfulness)是非常相似的情感。韦纳(Weiner)把它描述为是个体把消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时,而产生的指向整个自我的痛苦体验。韦纳认为羞耻方面的情感对退缩和抑制行为有增强作用;而内疚方面的情感对探索行为和动机活动有增强作用。

  根据分化情绪理论,伊扎德(Izard,C.)认为羞耻和内疚都是复合情绪,在一般诱发情况下,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情绪成分,如羞耻中包含较多的害怕成分,也有厌恶、痛苦,以及兴趣和快乐;而在内疚中更多的是痛苦,也有害怕、害羞等成分。[2]

  羞耻和内疚之间还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西方国家被认为是内疚取向的文化,而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被认为是羞耻取向的文化。因此在亚洲国家中,羞耻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了许多种不同的感受,如害羞、脸红、难堪、痛苦、哄笑等。而在西方国家,羞耻的含义是很狭义、极端的,感到羞耻是一种严重的事情,它包含一种极端的痛苦和社会耻辱感,羞耻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感到可耻的事情,人们都尽力避免它。因此,今后的研究还要注意文化上的差异。

  2 认知评价上的差异

  关于羞耻和内疚的区别,最有影响力的是Lewis的观点,她认为羞耻和内疚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不同。羞耻的体验是直接针对自我的,自我是负性评价的中心,“坏事”(负性行为或失败)常被看作为一种“坏自我”的反应。而对于内疚来说,不是自我,而是所做的事或未做的事才是负性评价的中心目标。内疚者对“我做了坏事”感到悔恨。内疚时,自我由于与某事物相联系而受到负性评价,但它本身并不是评价的焦点。根据Lewis的观点,是强度自我(我是可恶的人)还是强调行为(我做可恶的事)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情感体现[3]

  一些关于羞耻和内疚的研究认为,人们对自我或行为的评价存在着某种性格倾向(或者说特质上的差异)。在同样的负性情境中,某些人可能表现为羞耻,而另一些人可能表现为内疚,也就是说人们在羞耻或内疚的表现方面存在着稳定的个体差异[4-6]。Lewis认为易羞耻者具有场依存性(Field dependence)的特征,他们的行动动机和行为方向易受各种外界环境的影响,他们易为他人的评价所左右,在意自己的形象,场依存者的这种整体自我图式易于出现羞耻的体验。相反,易内疚者具有场独立性(Field independence)特征,场独立者的行动动机和行为方向不易受各种外界环境的影响,对所谓的“坏事”往往表现为内疚[4]。Lewis以个体归因这种特定的认知方式来解释羞耻和内疚的产生,她的观点与Abrmason[7]所提的抑郁归因模型是相类似的,即对消极事件作自身的、稳定的、整体的归因易产生羞耻,作他人的、暂时的、局部的归因易产生内疚。Tangney在易羞耻者和内疚者的归因方式的比较研究中,证实了Lewis的观点。[6]笔者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易羞耻者,易羞耻者倾向于对消极事件作自身的、稳定的、整体的归因,而且事件的可控性影响归因的结果[8]。

  情绪认知理论认为,对同样一件事件或行为,不同的人表现不同的情绪反应,如学生考试作弊被发现,有的感到羞耻,有的感到内疚或窘迫,这是由于人们对环境事件不同认知评价(归因)的结果。Weiner在他的情绪认知理论里也论述了羞耻和内疚的差异,他认为羞耻与内疚感一样,都是经常失败而引起的泪丧、痛苦、指向自我的消极情感,也都与控制性特性相联系。不同的是,羞耻与不可控制特性相联系,内疚则与可控制特性相关。在他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羞耻感通常在行动者将失败归因于能力弱时出现,能力弱属于不可控制的原因;而内疚感在将失败归因于缺乏努力时产生,缺乏努力属于可控制的原因,此时行动者意识到自己能够选择和控制行为的原因,这样才可能有责任心,也可能责备自己,从而感到内疚[9]。

  从这些研究可见,对失败或违法的行为出现羞耻反应还是内疚反应,主要取决于行为者对事件的认知评价(归因),即羞耻与强调自我有关,内疚与强调行为有关。

  3 情感体验和外显表现上的差异

  羞耻和内疚是一对十分相似的负性情感,在外显形式上都表现出一种低头、视线转移、目光回避的姿态,在情感体验上均有指向自身的痛苦感受。但许多研究都表明了他们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之处[10-12]。

  在羞耻时,人们关心的目标是直接针对完整的自我,这一完整的自我被痛苦地审察并做负性评价。在审察自我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相应的感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退缩、渺小、无价值和无力感,甚至觉得躯体都在缩小。我“干了蠢事,我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一个无能的人。”②退缩的自我常体验到羞耻感,在虐待经历与抑郁的关系上起到中介作用[16]。而有的研究则把它看做是许多心理障碍(如抑郁症、躁狂抑郁症、自恋症、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7,18]。

  目前大多数人趋向于认为羞耻比内疚更易造成心理障碍,但还有少数研究者认为羞耻和内疚在病理心理学上的作用无多大差异,这说明对羞耻和内疚在病理心理学上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以上研究结果来看,羞耻和内疚在概念、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外显表现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易羞耻者比易内疚者更容易造成心理障碍。在社会生活的适应过程中,内疚比羞耻更有效,内疚是一种更好的“道德情感”。这些研究无疑对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两种情绪,以及对一些心理障碍的临床治疗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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