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和思想内涵，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脍炙人口，长盛不衰。
能否综观天下，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是衡量政治家水平高低，决定其成败兴衰的最重要的指标。曹刘孙三家之所以能在群雄并争中脱颖而出，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三方都有一流的政治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1、曹魏集团——荀彧的奉迎献帝之策。
《三国演义》第14回写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控制朝政的李傕、郭汜彼此攻杀，长安大乱。汉献帝离开长安东归，途中被李、郭追击，大臣死伤惨重。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回到洛阳后，只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居民仅余数百家，无可为食，处境甚为狼狈。曹操闻知，聚谋士商议。首席谋士荀彧提出:“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采纳荀彧之谋，从兖州起兵，前往洛阳保驾。献帝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曹操又纳董昭之计，迁献帝于许县，自任大将军，封武平侯。从此，朝廷大权尽归于曹操。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此事本于《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三国演义》没有写的是，在荀彧献此计之前，袁绍的重要谋士沮授曾经提出类似的建议:“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传》)等到曹操迎献帝至许县后，袁绍才感到后悔，但已悔之晚矣!在官渡之战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实力较弱的曹操之所以胜，实力强得多的袁绍之所以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宣称“奉天子以讨不臣”，在政治上占有了明显优势。
2、孙吴集团——鲁肃的“江东对”。
《三国演义》第29回写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轻有为的孙策因遭袭击，伤重而死，孙权继领江东。周瑜向孙权郑重推荐鲁肃，孙权即命周瑜聘鲁肃来辅佐自己。一天，众官皆散，孙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抵足而卧。夜半，孙权问鲁肃:“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鲁肃曰:“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此事本于《三国志·吴书·鲁肃传》。鲁肃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极为精辟;他为孙权规划的“两步走”战略，成为孙吴始终遵循的建国方略。鲁肃这番精彩对策，学界称为“江东对”，它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3、刘蜀集团——诸葛亮的“隆中对”。
《三国演义》第38回写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天下大事。诸葛亮指出:“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汉室可兴矣。”这段话，几乎照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个别字句略有差异。这一精辟分析，高屋建瓴，为三分鼎立规划了蓝图，为刘备集团制定了最佳的战略方针。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荀彧提出奉迎献帝之策时，年仅34岁;鲁肃提出“江东对”时，年仅29岁;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年仅27岁!他们把握全局的深刻性，拟定战略的前瞻性，不能不使后人衷心佩服。
在封建时代，一个政治家能否处理好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往往直接影响其决策能否顺利实施，甚至决定其成败乃至存亡。在这方面，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堪称楷模。诸葛亮与刘备———鱼水相谐，推心置腹;诸葛亮与刘禅———君臣相得，善始善终。《三国演义》第39回写到，诸葛亮一出山，刘备就“以师礼待之”。关羽、张飞不悦，刘备解释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此后，诸葛亮辅佐刘备十四年，刘备一直对他倾心信任，言听计从。直到刘备临终之时，还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段话，基本上照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
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真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末对此作了公允的评价:“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刘备临终，留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
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便翻脸不认人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始终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可谓君臣相得，善始善终。
《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描写政治家治国理政的篇幅不多;而在有限的叙述和描写中，仍可看到真正的政治家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的智慧。例如，第34回写刘备依附刘表，驻扎新野，“玄德自到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5回又写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又如，第87回写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效:“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这虽然带有夸张成分，却有坚实的历史依据。
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陈寿就高度评价道:“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当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也充分肯定诸葛亮:“凡是封建剥削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对于后世的政治家或一般官员而言，能否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是衡量其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个政治人物，经常要面对升沉进退、得失荣辱。能否正确对待，乃是其政治智慧高低的又一个重要标尺。有的人善处得失，知所进退，赢得人们的普遍敬重。例如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赵云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两次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尽管提拔的速度比黄忠、魏延等人都慢，他却毫不介意，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前锋马谡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三军无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赏，乃丞相赏罚不明也。且请寄库，候今冬赐与诸军未迟。”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其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均可洞然如见。对此，“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钦敬。”反之，也有人昧于荣利，轻浮躁进，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名位，往往自取其辱，身败名裂，成为反面典型。
例如李严。李严系蜀汉大臣，才干突出，蜀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任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刘备白帝城托孤，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顾命，升任中都护，留镇永安(今重庆奉节)，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北伐，他以都护督运粮草。李严身居如此高位，仍私心膨胀，汲汲于加官进爵。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出兵祁山。他因军粮不济，命人向诸葛亮谎报军情，称吴国欲入寇蜀汉，使诸葛亮不得不迅即退兵;他却向后主奏称军粮足备，以掩己过。诸葛亮奏明后主，废其为平民，徙居梓潼。至此，原本可以成为一代名臣的李严，却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悲结局。
又如杨仪。杨仪精明强干，办事效率很高，深受诸葛亮赏识，以他为随军长史、绥军将军。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向他密授退军之计。诸葛亮死后，他依法率军撤退，顺利回到成都。但因他性格狭隘，诸葛亮没有推荐他代为执政，而以蒋琬为接班人。后主遵诸葛亮遗言，以蒋琬总统国事。杨仪自以为资历早于蒋琬，且恃功高而未得重赏，竟大发怨言，胡说什么:“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可谓不知进退，丧心病狂。结果被废为民，徙汉嘉郡，羞惭自刎而死。安常守分，宠辱不惊，知所进退，智之大者!
能否识才用才，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是关系到一个政权是否后继有人，长盛不衰的重大问题，政治家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又是高低判然。就刘蜀集团而言，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在识才用才、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方面，也堪称楷模，他选拔和重用的蒋琬、费祎、董允等接班人，都是德才兼备，不愧为栋梁之材。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当代一些人常常谈到蜀汉人才不继，批评诸葛亮不善于培养人才。其实，正如《后出师表》所说，蜀汉人才，“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是从刘备开始创业起，经过长期积累而得，包括刘备由荆州带去的人才，益州原有的人才，以及从各地投奔去的人才。而在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各地人才的自由流动被打断;曹魏占据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才基础雄厚;孙吴幅员广阔，经济文化基础较好，人才来源也较多;蜀汉则僻居一隅，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人才来源较少: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不应责怪诸葛亮。就孙吴集团而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一流统帅前后相继，不仅是一时之盛，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也十分罕见。这自然得益于孙权的识人之鉴、用人之明。
真正优秀的政治家，不仅勤政务实，建功立业，造福兆民;而且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以高风亮节遗爱千秋。可以说，建一时之功易，遗不世之爱难。岁月如流，人心如秤，历史是公正的，民心是永恒的。以满腔热忱做实事，不急功近利，不做表面文章，仰不愧天，俯不怍民，真正赢得民众的尊重、爱戴，乃至遗爱千秋，才是更高的智慧。在这方面，诸葛亮仍然是难以企及的不朽典范。《三国演义》第105回，写诸葛亮逝世后，灵柩回到成都，“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
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这样的描写，应该说还是很不充分的。实际上，诸葛亮遗爱千秋，历代记载，绵延不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裴松之注引袁子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按《诗·召南·甘棠》颂扬召公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憇。……”)南朝梁殷芸所著《小说》云:“桓宣武(按:指东晋大将桓温)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与谁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宋代大文豪苏轼诗云:“武侯来西国，千年爱未衰。”在蜀汉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各民族民众把许多美好的事物，如火把节、泼水节、种糯谷、住吊脚楼等等，都归功于诸葛亮，世世代代，缅怀追忆。直到今天，诸葛亮已经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这种令人惊异的历史文化现象，已经不仅仅是政治智慧所能概括的了。
《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犹如一座宝库，值得人们进一步发掘，为后人提供深刻的借鉴和无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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