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控制晋国政府的，不仅是赵、魏、韩三大家族，而是四大家族——另一是智姓家族。开始的时候，智姓家族族长（宣子）智申，指定儿子智瑶当他的继承人。族人智果表示异议，说：“智瑶不如你另外一位庶子智宵。智瑶有五项超人的优点，只有一项缺点。五项优点是：一表人才，精于骑射，通晓各项技能，文章流利，坚决果断。一项缺点是：胸襟狭窄，刻薄寡恩。五种才干加上毫无容人之量，谁能跟他和平相处？如果要智瑶作你继承人的话，智姓家族一定覆灭。”智申不理会这项建议，智果遂向政府登记，另立族谱，改姓“辅”。
赵姓家族族长（简子）赵鞅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鞅要决定继承人时，不知道哪个儿子较好，于是在两块竹简上刻下一段普通训诫的话，交给他们研读收藏，吩咐说：“要切记在心。”三年之后，再问他们，赵伯鲁张口结舌，忘了个净光，而且连竹简也弄掉了。赵无恤却背诵如流，问他要竹简，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古人宽衣大袖）。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指定他当继承人。
赵鞅任命尹铎镇守赵姓家族的根据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尹铎问说：“你是教我去搜括财富？还是教我使晋阳成为你可靠的退路？”赵鞅说：“当然要使晋阳成为我可靠的退路。”尹铎到职之后，立刻减轻赋税，整修战备。赵鞅对赵无恤说：“晋国一旦发生灾变，记住，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不要认为晋阳距首府太远（新田跟晋阳间航空距离三百千米），一定前往投奔。”
赵鞅逝世后，智瑶（襄子）掌握晋国政府大权，一天，跟韩姓家族族长（康子）韩虎、魏姓家族族长（桓子）魏驹，在蓝台设宴饮酒欢聚。智瑶戏弄韩虎，又侮辱韩家的总管（相）段规。智国听到之后，警告说：“激怒对方而不防备报复，灾难必然临头。”智瑶说：“我就是灾难，我不给别人灾难，已算运气了，谁敢给我灾难？”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有句话：‘一个人屡犯过失，结下的怨毒不在明处，不能因为看不见就粗心大意。’大人物能在小事情上谨慎，才能避免大的忧患。而今，公开宴会上，一下子就使韩家的族长和韩家的重臣，蒙受耻辱，而又不戒备他们的反弹，只一味安慰自己：‘他们不敢！’结局一定要糟。连黄蜂蚂蚁，都能害人，何况一个庞大的武装兵团的首领和他的助手？”智瑶听不进去。
不久，智瑶向韩虎要求割让领土，韩虎气得发抖。段规说：“智瑶喜欢占小便宜，性情又十分刚愎，如果拒绝，一定对我们发动攻击。不如给他，他尝了这种甜头后，必然对别人如法炮制，别人不给，一定发生战争。我们既可以逃过一劫，又可以坐以待变。”韩虎就把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市，送给智瑶，智瑶大为高兴。接着向魏姓家族族长（桓子）魏驹，也要求割让领土，魏驹打算拒绝，他的总管（相）任章问说：“为什么不给他？”魏驹说：“没有理由而强迫割地，欺人太甚，当然不给他。”任章说：“正因为他没有理由强迫割地，我们才应该给他。给他之后，智瑶必然认为自己聪明不可一世。一旦不可一世，必然轻敌。而我们被迫害的几家，才有可能精诚团结。以精诚团结对待轻敌，智瑶的性命，不会长久。《书经》说：‘将击败他时，先使他恶贯满盈。将吞食他时，先喂他一点东西。’不如答应他的要求，使智瑶被胜利冲昏了头。然后，我们再暗中动手，魏家为什么最先挨智家的当头一棒？”魏驹同意他的看法，也把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市，送给智瑶。
智瑶对自己谋略的高明和判断的正确，十分满意。于是变本加厉的向赵家新任族长（襄子）赵无恤，指名要蔺邑（山西省离石县西）、皋狼（山西省离石县西北）。这一次，他碰了钉子，赵无恤拒绝，这对习惯于胜利的智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打击。他取得魏、韩两家帮助，攻击赵无恤的住宅。赵无恤准备逃离晋国首府新田（山西省侯马市）时，考虑投奔何方，侍从们建议说：“长子（山西省长子县）最近（距侯马市航空距离一七○千米），而城堡刚刚修竣。”赵无恤说：“人民刚完成巨工，已经筋疲力竭，再要他们卖命守城，谁会这么傻？”侍从们又建议：“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仓库充实，也是好地方。”赵无恤说：“地方官已剥夺了人民的财富，如今我们再去剥夺人民的性命，谁肯帮我？只有投奔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晋阳是我们赵家的老根据地，尹铎又待人民宽厚，人心必然跟我们认同。”于是，投奔晋阳。
智瑶亲率三家联合兵团攻击晋阳，四面包围，密不通风。然后决开汾水，波浪滔天，跟城头仅有三块筑墙木板的惊险差距，没有灌过去。城内艰苦支持，浸过来的河水逐渐增多，民家的炉灶都告崩塌，遍地鱼蛙。然而，民心坚决，没有人想到投降。智瑶在城外高冈上巡视，魏驹、韩虎在一旁陪伴，看到洪水滚滚，波浪滔天，晋阳城像一叶孤舟，眼看就要沉没，喜不自胜说：“到今天我才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国。”听了这话，魏驹用手肘轻轻碰了一下韩虎，韩虎用脚也轻轻碰了一下魏驹，他们惊惧的是，汾水也可以灌安邑（山西省夏县，
魏姓家族根据地），绛水也可以灌平阳（山西省临汾市，韩姓家族根据地）。
智家的谋臣 疵（ ，音ｃｈī【吃】）警告智瑶说：“韩、魏两家，可能叛变。”智瑶说：“你怎么知道？” 疵说：“我只是靠常情判断。很显然的，他们一定会想到，一旦赵家灭亡，下次的对象定是韩、魏。我们跟二家约定，消灭赵家之后，三家共同瓜分赵家领土。城不被淹没，只差三块木板，人民饥饿，互相格杀吞食，晋阳陷落，就在旦夕，他们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二人却忧形于色，如果没有阴谋，那才奇怪。”智瑶不相信。第二天，智瑶把 疵的话告诉韩虎、魏驹。两人委屈万状，指天发誓说：“这一定是赵家的反间之计，挑拨盟友间的感情，使你因怀疑并防备我们二家，而松懈了攻击晋阳的军事行动。试想一想，我们再傻，也不至傻到舍弃已经到口的赵家领土，而去干危险万状必不可成的荒唐勾当。”等到二人告辞， 疵进来，质问智瑶说：“怎么回事，你把我昨天说的话告诉了他们？”智瑶吃惊说：“咦，你怎么晓得？” 疵说：“我发现他们抬头向我凝视了一下，脚下踉跄，加速脚步，低头走掉。很显然的，他们已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肺腑。”智瑶不肯承认自己观察错误。 疵眼看大难就要发生，要求出使齐国，脱离险地。
困守危城的赵无恤，派出秘密使节张孟谈，乘着黑夜，悄悄出城，晋见魏驹、韩虎，提醒二人说：“古人云，唇亡则齿寒，赵家覆灭之后，接着就是你们。”魏驹、韩虎说：“我们何尝不了解，怕的是，事情还没有发动，却走露消息，大祸会立刻降临。”张孟谈说：“谋略出于二位主上之口，入于我张孟谈一人之耳，又有何伤害？”魏驹、韩虎就跟张孟谈结盟，约定发动日期，然后送他回城。到了约定日期，赵无恤派出精锐部队，突击智家守军，反决堤防，大水汹涌，倒灌智家军阵地，智家军仓卒救水，军营大乱，韩、魏两家部队，乘势从两翼夹攻，赵无恤亲率劲旅，奋勇直前，生擒智瑶，立即斩首。接着把智姓家族全部屠灭。只留下智果不死，他料到在智瑶领导下智家会有这种下场，早已改姓为辅，得以逃此浩劫。
司马光曰：
智瑶之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子事，普通人很难辨识。看见一个人能干，就称赞他贤明，于是，常常看错了人。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柔），才能是品德的基础，品德是才能的主宰。像云梦（湖北省安陆市南）的竹子，最为坚韧，然而，如果不矫正它的弯曲，不刮平它的竹节，用来做箭，就射不穿坚硬的盔甲。棠谿（河南省西平县西北）的黄金（铜），最为贵重，然而，如果不熔化、不锤炼，就不能产生强大的打击力量。才能和品德兼备，就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没有，就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就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个人担当大事，假如物色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盖“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却把才能去干邪恶勾当。把才能用到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犹如锦上添花。把才能去从事邪恶勾当，可是一种灾难。“愚人”虽然想干坏事，智慧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只要一举手，就可把它制伏。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发挥他的邪恶，能力足可以完成他的暴虐，简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带给人们的祸患，更为严重。“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爱。尊敬的容易疏远，喜爱的却容易成为亲信心腹，所以很多掌握权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子浪子，因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岂只智瑶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别指出，国家领导人假如能真正了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别，知道选择的先后，便不致重蹈覆辙。
柏杨曰：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一个无机体，所以对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说，似是而非。“强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岂会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济济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话说：“昏官之害，胜于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律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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