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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历史发生的结果,早已暗中埋好了伏笔—《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最迷人的是其神秘的大历史观,大历史观简单说就是基于当下,通过观察和研究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现历史发生的规律,甚至可以窥探未来发生的走向。而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掌握这条规律就可以以上帝视角观察未来。

用作者黄仁宇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大历史观,大概可以描述成下图:

图中虚线表示过去和未来,实线是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三千多年真实所走的路线,过去和未来的虚线凭借实线揣测而来。实线的形成由图中向内和向外的箭头互相拉扯而成。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向内的箭头是我们自己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所以我们走的路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成圆弧型蜿蜒的向前发展着。

实线的形成一半出于我们的志愿,一半由其他条件推演而成。

而志愿和其他条件一起推演的方式一直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甚至志愿占据的绝对地位,在黄仁宇看来一直都如此。明朝以道德观念作为治理手段,而不是法制。而其中的道德观念即是中国儒家主张的礼治和德治。通过礼治和德治发展起来的是做大的文官制度和被不断排挤武官制度。文官管理的方式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格,通过或不通过全凭官员个人的意愿,只要事情做的不太过分,国家照常可以运作。

例如文中有一段关于管理皇家仓库的记实描写:

“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合乎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入随心所欲的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

由此可见,文官制度在管理方式上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在作者看来这种不以数字作为管理方式的明朝,注定是要失败的。如同作者介绍的万历皇帝在位的4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和万历皇帝本人,也是注定悲剧结局的。

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9岁,张居正是他的老师,他的教材也是由张居正编纂,所以皇帝对张居正的依赖可想而知。所以历史中对张居正当时的荣宠有过这样的描写:

在万历十二岁的时候,有过几本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有人说张居正升降官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好恶,按照当时的风气,以气节自许的大臣收到这样的非议,应该自己请求解职归田。张居正受到这样的攻击,于是向皇帝提出辞呈,皇帝没有同意,并将弹劾的人或将为庶人或廷丈100,其中廷丈100的因为张居正的说情,只是流放边疆,但几年之后死在边疆,死因不明。

除此之外,张居正生病,皇帝为其亲自熬制羹汤,张居正父亲去世,有人想借此机会让张居正回乡丁忧3年,以便清除张居正在朝中的势力。但是提出此建议的官员被皇帝立即削籍处理,打的半死,扔出宫门。最后张居正只需回乡安葬其父,特许在京丁忧。他回乡藏父的这次出行,也是声势浩大,单独坐轿就由32人抬,轿内分为卧室和客厅,还有2名小童在其中伺候。

张居正在世之时凭借才能和与皇帝的关系,建立起了可以对抗当时文官制度的势力,但是明朝保守、讲究阴阳平衡的文官制度,不允许有这样不和谐因素出现。果不其然,1582年张居正去世,立即招来反对张居正派系清算,说他丈量土地,有不法行为,虚增面积。贪污受贿,私生活极度奢侈。开始皇帝还下不了决心,但是2年之后,该来的还是来了,皇帝没收了张居正的家,褫夺他三个儿子的官职。

和事佬申时行

如果说张居正是公然挑战文官制度的人,那么申时行就是一个善于利用文官制度特点,斡旋皇帝与文官制度在其中生存的人。当时有人说他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的人。他温和谦让,知道文官制度因科举制度而成,信奉的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同时为官不仅是为谋生或报效国家,同时也是一门的荣辱,寄托家族几代的希望。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讲究统计全国田亩,用数字化的方式管理赋税。这样一来,文官制度从中收取模糊收入的空间就被挤压,这是一种对文官制度利益的公然挑战,当然是不被允许。但是申时行就聪明的多,他深谙文官制度这些特点,一方治理只要没有大灾难,其他例如赋税完不成,盗匪漏网都可以酌情处理。例如张居正建立的考成法,各地方官政绩由他们地方税收是否交期,盗匪是否全部擒获等指标来衡量,这些无疑给地方官员带来危机感,而申时行明白,如此严厉的考量办法识别引起文官制度的反感。对于明朝来说,文官制度除了是行政机构之后,更多已经是权力阶层,危害权力阶层的考量办法自然不能长远。所以申时行上奏皇帝,取消了考成法。

军事奇才戚继光

明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轻武到什么程度。一个士兵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生存。

日本岛国一个30人的队伍,就可以在沿海横行霸道。甚至在沿海形成组织,走私明朝的蚕丝制品到日本,生产蚕丝制品的工厂也直接是倭寇控制,其规模当时不亚于正常的工厂。

如此严重的问题,也终于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统一戚继光组织他的军队。戚继光建立一套统一的训练标准,赏罚分明,战败时有功的将领同样有赏,战胜时,如果有逃跑的士兵,也同样会惩罚。再加上受到张居正的赏识和帮助,戚继光很快建立了一只纪律严明,行动率高的队伍。很快依靠这只队伍,戚继光肃清沿海的倭寇,北方名叫努尔哈赤的人也不再敢屡屡侵犯。同时,戚继光自己也享受了明朝自开过以来武将的最高荣誉,身居总兵,明朝当时还未有一人能掌握一省以上的兵力。

文官至上的政治现实,注定不会允许一名武将用如此标准化的方式养成一只训练有素的队伍。

果不其然,张居正死后不久,他就调任广东总兵,虽然官职依旧,但是已经丧失了帝都的重要地位,等到张居正被清算的几年,戚继光更加消沉,不久被革职。等到他人生最后几年,已经少有人同他来往。

矛盾的思想家李贽

李贽是一个集现代平等先进思想和儒家传统思想为一体的矛盾的思想家。他一方面主张自由,想摆脱家族传统对他的束缚,另一方面自己却依赖达官贵人的接济生活。他出生在福州,中进士之后,家族本以为可以借他提升整个家族的荣耀,而李贽却一心想摆脱家族观念的束缚,不愿与家乡有任何联系,甚至辞官之后也不愿回到家乡,在自己61岁的时候出家为僧。同时,他主张女性和男性地位平等,经常与女性书信往来。当时掌管西北军事梅国祯寡居在家的女儿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性业与李贽来往密切。

但在一个行动全凭儒家模糊概念仁义礼智信来操作的国家来说,李贽的行为显的格格不入,也就不意外落得70岁自刎而解脱的结果。

无可奈何的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也是一位被公认为昏庸的皇帝。但昏庸的皇帝并不是一开始就昏庸无度。在他9岁登基的时候,对于管理国家的还懵懂无知,只是每天将张居正和大伴冯保送来的奏折批上“已阅”、“知道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在他人的限制之中,就连喜欢的书法,也被劝诫而不得不放弃。

但是他也曾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例如率领官员亲自步行求雨。但是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文官们并不需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安分守己,听话的皇帝,不需要他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文官们的这种想法也通过实际行动施加在皇帝身上。时间一久皇帝发现了官员们的想法,但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用消极怠工来应对,一步步成为一个昏庸的皇帝。

不管自身如何有才能,曾经多么风光无限,最后都只是落得悲惨结局。这在黄仁宇看来是因为文官的管理方式是一种人情、家族化的管理方式,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规则和数字化管理,文中举的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就是作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是法制的,而明朝的管理方式是人制的,一切平衡就好,突破性的的寻求发展,必然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自然也就受到压制,比如戚继光,严明纪律的军队管理方式,已经威胁到文官群体的利益。张居正、李贽、皇帝本人也都同样如此,在明朝制度已经整体牢固的情况下,他们悲剧式的结局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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