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洮战役方针既定，从哪里北上呢？松潘大路被胡宗南堵住了，红军只有向北行军，经过松潘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区。胡宗南从藏族土司那里得知：草地是一片魔沼，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红军走草地是自取灭亡。所以草地的北面都没有设防。然而，红军就是要从这人迹罕至的荒野走过去。
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尔盖县境内。其范围大致包括烈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以南，浪架岭（今松潘西）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以北，纵横600里，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白河（即噶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天然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汊河、曲流横布，由于排水不畅，潴水形成了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的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夏季平均气温为摄氏10度，且温差很大。时而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除了夏季有牧民在边缘地带放牧，草地深处极少有人前去冒险。
半个世纪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探访长征路来到若尔盖，亲身体验了草地变幻无常的天气。他写道：五十年后的1984年6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8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
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到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今天，这片土地经过治理，到处开沟排水，草地的面貌已是今非昔比。绿色的草原上到处可见白色的绵羊和黑色的牦牛，一批批的旅游者来到松潘、红原，沉醉在美丽的景色中。但是当年毛泽东可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他把红一军团2师4团政委杨成武召来，命令4团作为先头部队，在草地中趟出一条路来。
1935年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30军的264团、265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下，最先踏上了草地行军的征程，向班佑进发。在他们的左翼，红一军团4团于21日从毛儿盖出发，走另一条路线进入草地。中央军委纵队与前敌总指挥部随一军团大部队行动，病中的周恩来与三军团走在最后。
过草地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叙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写道：
八月的草地，对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红军指战员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景象：牧草肥美，繁花似锦，然而随着前进步伐而来的，是大自然残酷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胁。这里无路可循，部队只有在藏族向导的指引下，踏着草甸缓慢行进。软绵绵的草甸，随着战士脚步的移动，发出嘁嚓嘁嚓的声音。稍有不慎，将草甸踩穿，整个人便陷入沼泽，抢救不及，少顷没顶。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衫，也淹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使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
有的战士因此而偏离了行军路线，陷身淤泥，被沼泽吞噬。八月也正是草地冰雹逞凶的季节,有时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冰雹，战士们连藏身之地也找不到。
茫茫草原之上，除偶有几米或几十米高的浅山隆起外，见不着一株较为高大的树木，常常使人方向莫辩，有时部队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却仍旧回到了原地。
今天重读当年亲历者的记录，实际情况并不全是如此。一般说来，先头部队的情况要比后续部队好些。分头行进的部队，有的选择了比较好走的路线。红一军团的记录最完整，他们基本上是沿着草地与森林的边界行军，没有深入草地的腹地。
一军团直属队的童小鹏在他的长征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过草地的经过，摘录于下：
8月23日：很久以前就准备要过的草地，今天要开始向它前进了，大家都很想早点到达，尝尝草地究竟是一个什么味道，巴不得一跨就过。
早饭后就戎装出发了，从通哈龙道上二十里便分路了，仍沿河而上，沿途仍见着高山树林，天的确可恶得很，出发后不久即下雨了，未免知道我们要过草地而故意捣乱不成？因下雨气候很冷，有些同志又没有雨具来抵抗，所以因体弱而冻毙在路旁的倒有几个。
行约七十里到腊子塘，河边搭棚露营。
8月24日：开始进入草地了，渐渐的不见了森林，地面也渐渐的开阔了，两边虽然是山，但比较低了，且满山是青草而不是旁的东西，路上尽长的青草，若不是向导领路的话，的确连方向都找不到，
最讨厌的是天仍连绵下雨,淌得满身透湿,路上尽是水泥更使两腿难走。
沿途都没见有什么树林，最后见着树林了，便开始露营（分水岭，约七十里)。这树林系先头部队驻过的，故还有旧的用树枝搭的棚子，我是分到一个旧棚，加上油布虽不漏，然而地湿又不平，棚小又过矮，的确转身都转不得，但在这个环境下说来还是一个上等货呢。
因没有锅灶,只得自己吃干粮,大家都用自己的瓷缸当铜锅烧开水，煮稀饭，任我所欲，倒觉有点趣味。
8月25日：早饭后继续出发，这一路的确是纯粹的草地了，山不高，但全是青草，真的是连一根小棒棒也找不到。路大部是在山间的平坝，最后也爬了一些小山坡，约行六十里，到后河露营。
此地虽有地名但等于零,只是一块长满青草的山麓而已。山脚下虽然有一块大草坪，然而因为中间有一不规则的小河，左湾右湾东转西转，都把这块地盘占据去了。只得就在山麓住下，又因无树林，大家都用带来的木棍撑起。上搭油布或毯子，倒也不错。只因为无柴，大家过的“寒食节”而已。这小河水有毒，色带赤，吃多了即肚子疼。
8月26日：行约二十里，即到一极大平坝，右边一条极大的路来会合，据说是右路军从哈龙来的，河边小树林中还有火烟、棚子，大概昨晚在此露营。到这里路大且干燥，一望平原，
数万战士蠕蠕道上，均可一瞥而见。行二十余里转右，又是这样的大块草地，接着再行约二十里，即在山草地露营。
途中过河过五、六次，相当讨厌，最后一次水急且深，我几乎被水冲倒，惊得相当。
此地又是没柴,同志们均回去三、四里河边拾柴，晚上才没有过“寒食节”。
8月27日：原来据地图所示，走五天草地可到班佑，此地仍为草地无粮食，但有百余间牛房。今天大家都高兴得很，一路走都两眼直前，恨不得牛房就在面前显露。但是调查不确，走了约七十里，天将黑暗仍未见有牛房，只见山间河边有些连绵的小森林，有些前面部队露营过的痕迹——火堆、棚子，结果还未到，只得在河边树林内露营，于是今天大家都大失所望。天仍下雨真是可恶！因之天气很冷，脚因终日沾着水，的确很难过。
8月28日：大家都肯定的说：“今天无论如何可到班佑了。”一路走仍两眼直前的瞭着，巴不得就在面前，沿山旁走约二十里进入平坝。好了，见着前面山边火烟绕越，于是大家都高兴得很了，都估计前面一定是班佑，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团的火烟呢？再大踏步的前进，更证明了，于是盼望几天的班佑的确到了。
休息时听得走前面的同志说，右进二十五里便有很大的村落，且不是草地。听后大家都喜出望外！竟料想不到草地就这样轻便的过了。再走十五里草坪完了，这时，的确是两个世界了：回头看，后面是一块荡荡的大草坪，所有的只是零乱的百余间牛房在陈列着，上面笼罩着一团青烟，路是稀溶酱烂，走在上面连草鞋都差不多拔不起来；这一边是一个山坑，山上都长着树林，路大而干，走起来煞是有劲！的确没有想到就这样不知不觉，忽地里结束了草地的生活。
走二十余里，看到了草地未见过的麦地、菜圃、木房，均显露在眼帘内，巴西到了，于是即布置宿营。
从童小鹏的日记中可以读出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的气派，任何困难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克服的。
日记的真实性也是无可置疑的，一军团即将走出草地的时候，军团政委聂荣臻26日给后卫的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李富春和因病随他们行动的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
彭李并转周：
一、我率军直、一师及军委纵队、红大等已超过色既坝约四十里处露营，无森林，高地尚干燥，明日可到班佑。
二、由毛（儿盖）第一日到腊子塘约六十里，路不好走，架有树棚可宿。第二日到分水岭，行程约五十里。附近有森林露营。第三日到后河七十里，足株树，可寻我们露营形迹择地露营。昨夜无雨，尚无大苦。
三、此地系小草地，并不如未行时想之严重。只要有相当准备与天气好，无问题。在战士中须正确解释，排除恐惧。不过你们须注意者：在战士中雨具和衣服要有调剂，一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专派一部握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四、沿途木牌路标甚少而小，地面铲之路标因雨不易见。你们前进时须注意我们之形迹。
荣臻
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后面负责收容队的工作，据他的行军日记记载，刚进入草地两天，一些人的粮食就已经吃完。到第四天，大多数单位都已绝粮，靠挖野菜、煮皮带度日了。萧锋向聂荣臻政委汇报说：四天来根据十四个单位统计，掉队250人，牺牲120人。聂指示：没有粮食就拔野菜吃，担子挑不动就丢掉，实在不行，骑的骡马也可以杀掉吃。尽管如此，死亡人数仍然不断增加。走出草地后，聂荣臻收到周恩来9月4日发来的电报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以上。”
嘱咐他们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过草地只有五六天时间，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主要问题是无粮造成的饥饿。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与张国焘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使整个红军动弹不得，把这个地区本来就很少的粮食消耗殆尽，就是不走也照样会饿死人。
正如《红军长征在四川》中描写的：
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十天所需的十至十五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的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粮食。由于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
草原中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如若伤口染上，很快肿溃，重者使人致残。有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即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有时虽遇溪流小河，却因无柴烧火，连开水也喝不成。一面是艰难的行军，一面却又忍饥受渴，指战员的体质日渐衰弱，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
高原的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体力消耗极大。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本来就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在高地上的红军战士袭来。红军衣单体弱，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的僵硬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尽管如此艰苦，大多数红军战士在草地行军中都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从老红军的回忆录中再现了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谱写了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令今天的人肃然起敬。但是红军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反思起来，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多种因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采访后认为：由于当年红军急于北上，事先并没有很好地侦察草地行军的路线，藏族向导的能力和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些向导从大平原一看，就简单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
红一军团的路线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其他部队可能走了不少沼泽路和绕弯的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老红军戴正启在接受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告诉他，在无人区行军，会造成一些人精神的崩溃，失去了信心。他说：“草地上渺无人烟，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还要提到的，是在因掉队而减员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脱离红军逃跑的人。这在长征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着。逃兵多数是长征途中招募来的农民，他们的革命觉悟远不及江西出来的老战士。行军中也没有机会进行政治教育，到了最艰苦的时刻，这些人就熬不住了。
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这样的人。据原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李炳藻回忆，他收容过一个红军师长的勤务员，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
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李炳藻如获至宝，立即将逃兵和地图转送胡宗南。
另外，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9月初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国民党方面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致蒋介石的报告，叙述得相当准确。这样的情报也是红军的逃兵提供的。
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草地采访时，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就曾对一个前红军战士的自述表示怀疑。据那个人说，他在1936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的伤病员留下来，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当时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认为：“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
经过四五天的行军，红军各部陆续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阿西等地。今天看来，这些地方都是小村庄，上百户藏民在红军到来前都跑光了，小小的圆锥体房子像南方的稻禾堆，由细树枝编成的架子，顶上覆盖毡子，四周的墙壁都是用牛屎抹起来的。红军都叫它们“牛屎房子”。
生火用的不是柴禾，而是牛屎抹成的干饼饼。经历了草地露营的痛苦，红军住进牛屎房子感觉像是宫殿，躺在地上兴高采烈地抽烟、聊天。
徐向前到巴西之后，未及休息便出发观察敌情。在班佑的东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于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包座背靠群山，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左有求吉寺，右有大戒寺。包座河水流湍急，在寺前流过。
胡宗南部一个团分别驻守在两个喇嘛寺内。上包座南数十里是下包座，也有国民党军驻守，与上包座守敌呼应。徐向前带着参谋来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森林中观察敌情，在地图上标注了敌军的火力点。
8月24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军电报，说红军占领了班佑，大吃一惊。原来认为鸟也飞不过的草地，红军竟然过来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腊的49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向上包座进军，一定要把红军堵住。
49师原属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蒋介石惩罚性地调到这里。接到命令，伍诚仁于27日率部出发，企图在包座河一线阻挡红军北上。
徐向前获悉49师前来，决心抢在前头拿下上包座，再回过头来消灭49师。看到一方面军的一军团行军疲劳，减员较大，三军团还未上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主动提出由红四方面军来打这一仗。
一军团作后备队保护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同意。
徐向前的部署是：程世才、李先念的30军主攻，以89师264团进攻大戒寺守敌；88师和89师的另外两个团埋伏在上包座西北森林中伏击49师。
许世友、王建安的4军助攻；以一部打求吉寺之敌，配合30军行动。8月29日，264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大戒寺。30日下午，49师先头部队到了大戒寺以南。
为了诱敌深入，264团边打边撤，敌人急于前进，根本没发现埋伏在原始森林里的红军主力。31日下午，敌人全部进入红军包围圈内，程世才、李先念发出进攻命令。红军从山上的森林中冲下来，六七里长的战线上杀声震天。49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八个小时，伍诚仁见大势已去，跳河逃跑。
红军猛追敌军后勤部队，缴获了几百头牦牛和大批粮食。49师被基本解决，红军歼敌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枪支1500。大戒寺守敌乘夜放火逃跑，红军冲进寺内奋力灭火，有的战士跳到粮仓里，一面灭火，一面抓着烧焦的麦粒大口吞嚼，真是饿坏了！
这一战红四方面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红4军10师攻打下包座的求吉寺，敌军依据坚固的寺院顽固抵抗，由于没有重武器，红军多次进攻都没成功。师长王友钧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最后，红军放弃了对求吉寺的攻击，撤出战斗。
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风。在草地行军的饥饿疲劳情况下，还能打这样的大仗，确实了不起。伍诚仁逃回去即被蒋介石撤职，胡宗南领教了红军的厉害，轻易不敢来犯。红军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就等着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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