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调整策略，并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蒋认识到，“政治握权之后，其成功在化敌为友，不可以敌为敌也”。面对党内反对派，蒋氏已经不一味诉诸武力。虽然他对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势力视为共产党之外的另一个心腹之患，急于解决，不断施加压力，甚至陈兵湖南威胁广东，但在胡汉民在世之日，宁粤虽剑拔弩张，终究隐而未发。
蒋汪合作
孙中山死后，蒋、汪、胡三巨头，始终维持着“二对一”的态势。蒋胡合作时，汪充当在野反对派；蒋汪合作后，胡充当在野反对派。蒋虽有足够的实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存有“无粤人胡汪即不成党”的看法，胡、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党统合法性的象征人物。蒋要么联胡以制汪，要么联汪以抑胡。而胡、汪之间则势不两立。
从1931年底至1935年末，亦即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时期，可称为蒋汪合作时期。据汪氏亲信陈公博观察，名为蒋汪合作，实际存有种种隔阂。两人个性本就不同，而其相同点则在争领袖。在法理上，行政院相当于内阁，执掌军事、财政、外交等大权。实际上，汪精卫主掌的行政院并没有实权，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都旁落。陈公博回忆说：
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话）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长）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宣传部长）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汉民）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我是懒惰吗？不，我实在管不了。无论那里有民众纠纷，我派人去调查，各地党部一律奉命挡驾……为什么呢，他们怕改组派活动。
陈公博所说的蒋汪合作情形，其实在此前之蒋胡合作时期即已存在。与胡汉民的倔傲相比，汪精卫的个性较为冲和，较易妥协，人极精明而无甚主见。陈公博认为，在蒋汪合作期间，汪对蒋不能不算“竭诚”，而蒋对汪则“犹存疑忌”。汪氏“军事财政不过问，外交做了蒋先生的护身箭垛子”，“低首下心，差不多变了蒋先生的幕僚了”。党内元老派如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甚至当面责备汪：“汪先生这几年在南京的工作，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陈公博也认为，蒋介石的独裁，“也未始非汪先生所做成”。
蒋、汪、胡三巨头间，蒋胡、蒋汪均有过较长时间的合作，而胡、汪之间则除“非常会议”时有过短暂的联手外，几乎没有真正合作过。1933年底，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惧怕胡汉民与福建结盟，曾派张继等带亲笔信到香港见胡汉民，邀胡北上。胡汉民虽痛恨蒋介石，却未与福建联合反蒋。他反对福建方面等提出的打倒国民党、“改国号”、“废国旗”等措施。胡氏固执地认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蒋介石个人。“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放火将祠堂烧毁。”胡汉民对福建方面不仅未予以支持，反而对陈铭枢等人加以指责，在客观上配合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镇压。
倒汪风潮
蒋汪合作期间，对日外交最为焦虑。在此期间，蒋、汪二人均主张适度让步，以求得暂时的苟安，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度辱国。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在外交方面实际上并不能做主。蒋有时连外交情报也没有全部告诉汪。但蒋有意使汪站在对日妥协的风口浪尖上，以便自己专心剿共，而让汪承担着“主和”的责任和风险。在当时全国性的反日民族主义激流中，主持妥协外交的汪精卫遂成为众矢之的。南京高层内部，或因个人恩怨，或因对汪氏之对日外交政策不满，而掀起一股强大的倒汪风潮。倒汪风潮始于1933年，1935年春夏间达至鼎盛。
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观察，“南京方面本有多人不满汪先生者，欲利用外交之失败，以攻击汪”。“此次政争，关系方面极广，为近数年最伟大之政治斗争也。”倒汪风潮由陈立夫、戴季陶等人主导。陈立夫指使其CC系干将张厉生、张道藩等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上对汪大加抨击，并动员各省市党部上书中央反对汪氏。戴季陶、于右任、居正等人则致函电于蒋介石，表示对汪不满。陈立夫和居正还想说服丁惟汾赴川谒蒋，表达倒汪之意。而丁惟汾则持不同意见。丁氏认为，于、居、陈等人“均不了解蒋先生之意志者也。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被[背]黑锅’，且在此时亦无人能在南京胜其任”。在丁惟汾看来，“目前不宜对于汪蒋合作局面有所更张，盖日人之毒计在拆散此局面，使蒋首当其冲，然后予以打击，以减损蒋在国人心目中之威望，使其无以号召国人。国家至此将蒙不测之损害，何如现时使汪折冲其间，蒋先生得以从容布置，必要时可牺牲汪先生之地位，由蒋氏出与周旋”。王子壮对丁氏观察之“犀利”“敏锐”，至为佩服。
除丁惟汾外，黄埔系对CC系之倒汪亦不以为然。黄埔系与CC系为争夺政治资源，经常彼此在蒋介石面前告对方的状。此次CC系策划倒汪，黄埔系即指责其违反了蒋介石的政策，并向蒋介石报告陈立夫的所作所为。蒋电告陈立夫，希望他及其部下不要参与此事。
参与倒汪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为了“拥蒋”而倒汪，另一部分人则为了“迎胡”而倒汪。前者为了“请蒋独握政权”，主要是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后者主要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帮“老先生”，对汪早怀成见。两者动机不同，而目标则一，合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倒汪风潮。早在北伐时期，汪、胡两人在党内即为左、右两派之代表。前者激进，颇得青年之信仰；后者保守，较为“老同志”所亲近。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日趋于保守，而汪氏因组织左倾之改组派，而不为党内“老先生”们所见谅。此次倒汪运动，党内“老同志”多参与其中。不过因胡汉民的主要目标在倒蒋，故对南京方面的倒汪，最初并不太感兴趣，声称“集中倒汪，已非本旨”；“我来汪去，何异前年扶汪去孙？我何能蹈汪覆辙！最高不过做黎元洪、徐世昌耳，而岂我辈所屑”！[86]表示无意取代汪氏去做蒋介石的傀儡。
由于南京政府中人大半为汪氏之敌，汪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党内强大的倒汪压力下，汪精卫称病，于7月15日赴青岛休养，8月9日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外交部部长职务。与此同时，行政院所属各部之汪系部长（次长）如顾孟余（铁道部）、陈公博（实业部）、唐有壬（外交部）、陈树人（华侨委员会）、王世杰（教育部）等均相继表示辞职，以示与汪同进退。一时间，汪派与反汪派之间壁垒森严，相抗甚急。
据王子壮的观察和分析，当时形势，“两大集团既各走极端，图穷匕现，似不易有调和之途径。于此蒋欲断然维持一派，于势亦有所难，盖一则目前极须合作，一则非排汪以拥己不可”，“两方斗争达于极点，最后取决于蒋之表示”。因汪系向国民党中央辞职，南京收到汪之辞电后，立即拟电请示蒋。蒋迟至8月15日才复电南京中央秘书处，指示中央予以恳切慰留，并催汪速回南京主持。蒋复电之迟疑，隐示蒋的态度一时难决。而复电之内容，则又表明蒋此时尚需要汪精卫“暂行备位”。8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计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更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惟一枢纽也。”蒋复电到京时，正值国民党中常会开会讨论汪辞职事，会议由陈果夫主持。常会只好照蒋电决议慰留。据闻陈果夫对蒋电态度“颇淡然”，“淡然”中透出几分无奈。此前极力倒汪的委员如张厉生、张道藩、戴季陶等均未出席，因他们推测常会对汪氏必予慰留，故相约不出席，以为抵制。[88]在戴季陶等人看来，蒋对汪之慰留是表面的，故联合各方继续努力倒汪。
南京中央致电汪氏表示慰留后，汪鉴于戴季陶等人继续反汪，故再次复电辞职。鉴此，蒋介石于8月20日自庐山飞抵南京，次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发表长篇演说，责备各中委不应如此反汪，表示“华北事件历来均为军事问题，由本人负其责，与他人无涉，更与行政无涉”。王子壮认为，蒋的这一番训话，意味着倒汪运动宣告失败。
8月22日，汪精卫在蒋之敦促下返京。当日，汪出席中常会，再次表示辞意，蒋起立申言：“汪先生病渐好，稍养可痊，中枢责任仍请汪先生担任，无论如何，六中全会马上来到，希望汪先生于六中全会以前，不再言辞。”汪虽仍小声表示不能胜任，但实际已打消辞意。
汪精卫复职后，反汪运动本应趋于平静。但蒋之“希望汪先生于六中全会以前，不再言辞”一语，又似乎隐含只让汪维持至六中全会为止的意思，故而倒汪派在失败之余，又怀着某种新的希望，期待于即将召开的四届六中全会上达成倒汪的目的。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在与会代表合影时，汪精卫被刺，身中两枪。经此变故后，汪于12月1日辞行政院院长职务，随后远走欧洲。
五全大会
当南京倒汪运动激烈之时，西南派亦掀起一场迎胡回国浪潮（胡汉民于1935年6月赴欧疗养）。南京方面想借迎胡以倒汪，西南方面亦乘机借倒汪而迎胡。蒋介石鉴于外侮日急，一面挽留汪精卫，一面试图与胡汉民和解。但西南方面不愿放弃自主立场。南京中央原拟于1934年11月召开五全大会，并确定大会议题为召集国民大会、修改党章、推进党务、确定施政方针。而西南方面认为这些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而另外提出“整饬政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大员”“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之生存”等议题。由于西南方面的不妥协立场，加之前方剿共将领亦要求展缓召开，南京中央乃宣布五全大会延期。1934年12月14日，四届五中全会确定于1935年11月12日召开五全大会。为了继续与南京方面对抗，西南派曾决定单独召开五全大会。后经南京方面再四疏通，西南派的态度方渐趋缓和，并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国民党“三大”修改党章时，规定全代会两年召开一次，但“五大”的召开距“四大”的召开已有4年。与“四大”时相比，此际蒋介石在党内的威权地位已相当稳固。“五大”召开前夕，蒋试图将以前的政敌全部邀请入京赴会，开成一次真正团结的大会。西南方面要求中央正式承认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并要求增加粤方中委比例等。蒋介石毅然答应之。西南方面遂放弃原先的抵制计划，同意派代表出席会议。
“五大”的显著特点，在于笼络和团结党内各方。国民党的官方史书中，亦将“五大”誉为“一次盛况空前的团结会议”。王子壮认为，政治上调和各方已成为全代会的主要价值所在。全代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反而日趋淡化和虚化。
但在“空前团结”的背后，党内各派系为争夺政治资源，仍然进行了一番激烈角逐。大会召开前夕，各派为争夺出席代表名额已展开了一场恶斗。出席代表中，有部分特许代表，名义上是在省市党部不健全的地方，其代表由中央直接指派，实际上是照顾中央高层各方之关系。但特许代表名额的不断增加，激起各省选举产生代表的强烈不满。据当时担任大会秘书的王子壮分析，后者的不满并非出于党内民主的考量，“盖彼等之代表皆由活动购买来者”。特许代表之不出代价，使那些出高价得来的普通代表颇感不平。于是他们纠集数百人向国民党中常会请愿，一致反对特许代表。据闻陈立夫及其CC系是这场风潮的幕后主使。因各省普通代表中不少代表是CC系成员，而特许代表则大半非CC系。最后国民党中常会只好决定将特许代表改为列席代表。王子壮在日记中叹曰：“值此国家危难，行将不国，未见有一人牺牲为国，贡献能力，而遇此等于猪仔之代表，则如群狗争骨……兴言及此，悲酸心痛至于无地也。”
出席代表风波刚刚平息，角逐新一届中委之风波又起。大会召开前夕，各省党政军大员即已云集南京，四处活动。王子壮在日记中描述道：
代表大会既将举行，而各地党（代表）一时云集，即山东一地到者且数十。考其故，非自己运动中委，即为他人作嫁衣裳者，于是南京之饭馆、旅馆、汽车行，大为利市，尤以各省负军政责任之长官，多辇巨金，大肆活动，于是有利用电影明星者，有利用舞女者，有利用金钱者，丑态毕现，秽德彰闻，负国家大任之代表大会与猪仔议员相去几何！我人革命所为何来，今竟至此，痛哭无泪。余真欲绝然舍去此种无谓之生活而远避之矣。
为照顾党内各方利益，蒋介石将中委名额增至240人。中委产生办法，西南方面要求授权主席团直接圈定80名中委，以确保西南方面的中委名额。蒋为了团结粤方，亦表示同意。不料二陈指使其CC系代表邵华、吴开先等坚决反对。“五大”前后，CC系势力正如日中天。大会代表中CC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故极力要求自由选举。双方互不相让，孙科愤而辞去主席团职务。大会最后决定将中委名额增至260人，先由主席团介绍80人为候选人，再由每5名代表推举1人为候选人，连同原任中委者为当然候选人，共计约360名候选人。然后由大会代表从中选出208名中委，再由主席团从中指定52名中委。
是届中委选举，二陈具有相当之左右力量。新一届260名中央委员中，CC系分据了50多席，为其他派系望尘莫及。CC系一举成为党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集团。二陈兄弟势力达至鼎盛。据亲身参与“五大”选举计票的王子壮称，中委选举结果出来后，陈立夫所得票数竟与蒋介石齐。心滋不快的蒋介石乃以红铅笔将陈立夫、陈果夫名勾下若干名，并不准公布票数。
新一届中委中，汪精卫一派所获甚微。而孙科因迭次向蒋要挟，其属下反有十余人当选。王子壮认为，“汪之因公被刺而竟遭此苛遇，是蒋之遇人殊欠圆满。说者谓外交紧急已达蒋个人独立对外之时，无庸汪来撑持其间”。或以为蒋为联合粤方，不得不出此也。
“五大”的另一冲突焦点，为宁方代表主张增设党的总裁，遭到汪派与粤方代表的强烈反对。为维护大局计，蒋介石只好提议这次大会不修改党章。
大会之后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中常会和中政会均设主席、副主席，中常会以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以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则兼两会副主席。蒋在日记中写道：“推胡为常委会主席，汪为政会主席，而以余自兼两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在他人视之必以余降尊就屈，委曲其全为大难，而此实为应势顺时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国，更无以妥内。”对于蒋的“降尊就屈”，王子壮评曰：“胡、汪虽居高位而无实权，实际之责任则集政、党、军之责任于蒋先生一人之身矣。盖如此，即网罗汪、胡之群众，而使其本人渐远，崇其名位以待将来。”稍后，王又注意到“汪、胡两系由近况观之，殆均不能（参）与中央政权”。
汪精卫辞行政院院长后，由蒋介石自兼。新的行政院各部部长人选，内政蒋作宾，外交张群，交通顾孟余，实业吴鼎昌，铁道张嘉璈，教育王世杰，财政孔祥熙，军政何应钦等。王子壮对这一名单发表感想说：“吾人读毕，颇致其疑讶者，即蒋先生所组织，为混合的亲日的政府也。如政学系之张群，以亲日而畀以外交，尤为显然。”吴鼎昌留日出身，与日本颇有渊源。张嘉璈亦倾向日本。王子壮推测，此次内阁部长名单，疑为政学系杨永泰所策划。蒋之前提，在目前无论如何要安定华北，免与日本一拼，故亲日派见重于蒋。王子壮还透露，政府改组前，二陈兄弟均觊觎部长职位（果夫欲长内政，立夫欲长教育）。自部长人选宣布后，二陈大为失望。陈立夫以此愤而离京索居长达半年之久。王子壮揣测蒋介石的用意是，CC系主党，政学系主政，党政之间可收互相牵制之效。蒋向不愿其属下某派势力有过度之膨胀。数年来，二陈在党内之地位日隆，蒋不得不稍加抑制。
五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将胡汉民当选中常会主席的消息电告远在欧洲的胡氏，促其归国。蒋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给胡寄去四万元。胡氏于1936年1月5日自欧返国。与此同时，汪精卫悄然远走欧洲。此一情景预示着蒋、汪、胡三角关系又将出现新一轮组合。未料胡汉民回国不久即病逝。政治权力的格局自然又因胡的逝世而调整。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顺利登上了总裁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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