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按照出发前中革军委下达的计划，红七军团（实际应为红十九师）进占黄田镇后，应于第二天向古田县城攻击前进，然后经浙江省的庆元、遂昌一路北上至此行的目的地皖南。但红七军团先头部队进占谷口后，突然接到中革军委改道向东的电令——进占水口，纪念“八一”建军节，威胁并相机袭取闽侯县（福州西北侧）。鉴于从谷口进至水口镇只有二十几华里路，因此红七军团决定下午十五时出发。
水口镇位于古田县南部的古田溪与闽江交汇处，系闽江中下游的要津，距离福建省会福州市约二百华里。其时国民党军闽江警备司令部，就设在水口镇中，由四个营的兵力把守。得知红七军团已进抵黄田一带，国民党军闽江警备司令王敬修立刻率部乘船，顺着闽江向福州逃去。如此，红七军团没费一枪一弹，于半夜时分顺利进占水口镇。
红七军团占据水口镇后，热热闹闹地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宣读军委发来的嘉奖令及红星奖章获得者后，正式宣布中央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和任务，同时发布了进攻福州的动员令，决定第二天一早向福州进发。
根据廖信春主编的《星光灿烂—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一文中的记载，在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电令时，军团长寻淮洲与军团政委乐少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由于乐少华执意要打福州，又得到中央代表曾洪易无条件支持，所以乐少华不出意外又一次胜出——决定第二日前去攻打福州。
乐少华（图片取自网络）
8月2日，红七军团沿闽江北岸，一路向福州市区挺进。但由于这条沿江道路的各个要点，均在国民党军的重兵控制之下，当日黄昏又遭到敌机轰炸！因此，红七军团不得不向北绕道，经安仁溪、白沙、大湖，走了四天多——于7日，才进抵福州西北近郊的岭头、笔架山、赤桥、浮村一带。
依据国共双方的史料记载，红七军团于8月7日暗夜，首先以一部佯攻敌五凤山、大夫岭的守军，主力约一个营则沿村道直取新店，将其排哨击溃后，迅速尾随攻占义井、浮村，进逼至城北门的侧后。战至凌晨四时许天快亮时，粟裕命令进攻部队撤出战斗。8日白天顾忌敌机轰炸，没有发动攻势。9日凌晨一时，红七军团再次发动攻势，打了约三个小时左右，将部队后撤至小北岭，随即便转移至连江潘渡乡的桃源一带。
根据乐少华的回忆，他似乎是知难而退：“第二天，便向福州前进，……。可是，当天下午三点钟出发时，便遭到敌人飞机袭击。死、伤四五十名，并妨碍了行动，当夜在距离福州城十里地的村子宿营。第二天天未明，敌飞机由来扰乱，并掷弹。当我们走到福州附近俯视'全景’时，大家都认为，……，福州实在太大了，……。夜间，我们只带了几个连下山。……。事实上敌人有了准备，全城的电灯点的比平时还多，并有八十七师全部在城。于是我们决定部队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北上。”（注1）
但粟裕的回忆有所不同：“8月2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伤亡了七八十人。”（注2）“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的盲目性。8月7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市内陆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注3）
比对一下两人回忆不难看出，乐少华的报告显然有些遮遮掩掩，有掩饰自己错误的嫌疑，例如在伤亡人数上就减了差不多一半。之所以如此，盖因此战是他坚持要打，难免会有推诿之嫌。作为具体执行的军团参谋长粟裕的回忆则要客观的多，非但没有推诿，而且如实地对此战的过程做了客观地记叙。
那么，为什么军团长寻淮洲没有参与指挥呢？
乐少华的回忆是：“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注4）通过对其回忆的上下文考证，乐少华所言的“此时（才开始负责）”，指的是桃源（降虎）战斗之后。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寻淮洲跌伤的是手腕，按道理讲应该不至于影响指挥作战，显然是乐少华强行出头指挥。
由于强行攻打福州，红七军团的实际兵力，不可避免地暴露无遗！因此，已在福州集结完毕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当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便派出部队出城追击，在向红七军团攻击的同时，还引导飞机进行轰炸！为了保存实力，红七军团主动撤出战斗，连夜向福州东北方向的桃源、潘渡转移。
桃源是连江县贵安村所辖的一个山庄，由数个村落组成，其中的汤岭街是连江通往福州的古驿道。该村紧邻（东）福建省第六大河流鳌江，北面是敖江支流——鱼蓝溪，东南面是另一条支流——三门溪。从军事上讲，此处地势不算有利——背水而据，且离福州的北郊不太远——沿公路经宦溪镇到此只有四十华里左右。而过了村东侧的敖江桥，沿江向东再走个十里八里的，即可到达红军的游击区潘渡镇。
不难推断，如果红七军团前进到潘渡镇宿营，只消在敖江桥东头放一个排哨警戒，便可高枕无忧！乐少华之所以固执地要在贵安宿营，按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因那时部队很久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加上一、二百名伤病员，部队是较疲劳的。”（注5）可在具体安排部队的宿营时，乐少华缺乏军事常识的弱点暴露无遗：将三个师沿敖江一字排开，他率军团部及第二师居于贵安村一带，第一师部署在贵安北侧，第三师则位于贵安以南。军事上的“半吊子”乐少华想当然地认为，如敌军来犯，首当其冲的必定会是北边的第一师。
据说国民党军的这个第八十七师有点儿牛——原先系常凯申的警卫第二师，是最早接受德国顾问训练的两个德械师之一，之前又从未同红军主力部队交过手。所以时任第八十七师师长的王敬久发现红七军团撤走后，便于9日凌晨命令其下辖的第五二二团立刻轻装出发。凌晨四时许该团先头第三营进至板桥时侦悉，红七军团大部队驻在汤岭街南北一线，于是该团决定直接攻击汤岭街！以分进合击的战术，第三营居右、第一营居左，团部及第二营跟进，分两路夹击汤岭一带的红军。
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这个团虽比一般的步兵团兵力要多些，但也只不过两千人出头而已。之所以敢于主动发起攻击，一是倚仗可以得到空中支援，二是能够很快得到主力的支援。本来这对于红七军团而言，这同样也是个很好的战机——即使不能全歼，打掉其一至两个营，还是很有可能的。
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师长的王敬久。（图片取自网络）
那么，乐少华此战到底是如何指挥的？
乐少华在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我们宿营时，又有群众来报告，说福州通桃源的大路上发现白军约一个团的人。我们便派侦察队出去，结果侦察队走错了路，敌人反进到我们哨兵线上。当时我就同粟裕同志带了第二师的同志，上去把敌人击退。在我们上阵地时，第三师已自动向敌左翼攻击，而我们的第一师好久都得不到消息。”（注6）
乐少华的这段回忆，显然是在替自己诿过——第三师自动向敌左翼发起进攻是可能的，那第一师呢？为什么好久都得不到消息？我们可根据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的战斗详报，通过相互印证来探究此战的大致过程。
实际并非是侦察队走错路，只能是乐少华命令其沿公路前去侦察搜索。但出乎乐少华意料的是，敌军并未走大路——而是直接从板桥兵分两路抄山中小道，向汤岭街分进合击。由于山路崎岖难行，有些地方真实根本就没有路。因此，当该敌行进“至九时三十分，尖兵连进抵茶亭附近与匪接触，惟该处地形险要，匪之大部分向左右移动，压迫我尖兵。即着前卫第三营占领降虎阵地，掩护本队展开，并令第一营停止前进，以策应午后战况之变化。”（注7）战斗打响后，该团急电敌八十七师师部，报告面临的情况。
乐少华发现敌军来袭后，立刻与粟裕率领第二师所部，利用这一带的复杂地形，向敌五二二团所部发起进攻。第三师听到激烈地枪炮声后，也主动向敌军右侧阵地，发起了攻势。战斗开始时形势发展还不错，粟裕指挥第二师击溃了敌五二二团的前卫连，中午十二时左右攻占了两个制高点。“至十二时许，匪又向该团全线阵地来犯，第一营阵地尤为吃紧，幸赖我官兵奋勇抵抗，历二小时，匪伤亡在四百以上，我亦伤亡不少。”（注8）
对于第一师采取的行动，乐少华在其报告中说的甚是含混：“事实上第一师在三师右翼抄敌归路，周师长、政委都负伤，把队伍撤回去了；”（注9）但这显然有违事实！综合敌我双方记叙及相互比对，实际情况大致为：战斗打响后，乐少华带着粟裕匆匆率领第二师上了战场，既未通知第一及第三两师亦未下达任何指令。先是位于汤岭街南侧墩头的第三师听到枪声后主动赶上来支援，随后位于北侧桃源附近的第一师也赶了过来。
由于这一带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行，所以兵力难以展开。而乐少华大概是有些不知所措，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于是第一师便决定主动向敌后包抄迂回。对于第一师的这个自发行动，乐少华的回忆显然莫名其妙：“干部指挥上独断专行，不了解战术的错误，如第一师自动出击和自动撤退，也没有同军团部联络甚至找他们不到，致使兵力用在一线，失去突击力量。”（注10）
那么，第一师主力为何要“自动出击”呢？这可从时空上，进行推敲和研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6时许，红军第一师已插到敌后坂桥附近。遭敌阻击，敌机又来轰炸、扫射，主要干部负伤，第一师只得撤回。”（注11）桃源至板桥的公路里程不到四十华里，据此推测，第一师显然是中午十二点后方开始向敌后迂回的。
上述史实足以证明，并不具备高超军事指挥才能的乐少华，在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中无所事事！因而为了能迅速扭转战局，第一师领导迫不得已只好自行采取行动——之所以插向板桥，是要截断敌军的退路，如达成则可全歼敌军这一个整团。该师之所以没有同“军团部联络”，显然是不晓得乐少华的指挥位置，时间上恐怕也来不及。从福州机场至板桥的空中直线距离，只有八十几华里，敌作战飞机五、六分钟便可飞临！即使机载的弹药耗光，也能很快返回加载后再飞回来继续轰炸扫射，所以红军第一师只好顺原路撤回。
实际在此之前，第二师等部也遭到敌机狂轰滥炸——前面的部队攻到敌军阵前展开肉搏时，由于敌机轰炸造成后续部队没有跟上，粟裕只好下令停止攻击。如此一来，双方便在降虎一带，形成对峙局面。时至天黑时分，敌五十七师主力开始陆续赶到，红七军团只好撤出战斗。
11日拂晓，在阻击部队掩护下，红七军团这各部开始东渡敖江，向潘渡乡以北的陀市村一带行进。早七时许，敌五十七师主力开始过敖江，沿江边公路向潘渡乡一带攻击前进。红七军团只好在后卫小部队掩护下，先是撤至潘渡以北约十五公里处的丹阳，然后又根据敌情的进一步变化，又撤至罗源县的百丈村一带。
对于这前后两次战斗，时任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赵春和多年后回忆：“福州、降虎战斗，两次合计的伤员有七八百人。次日凌晨，伤员由刘英负责，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一站一站运送到闽东游击区，交给连罗县委安置治疗。”（注12）“此战，毙伤敌194人，缴获一批武器，但红军损失巨大，伤亡了五六百人。”（注13）
对于这场发生在桃源附近史称“降虎之战”，乐少华在《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只是约略地谈到，因战前的“轻敌疏忽”及部署上的失误，对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却含混其词——“战争一开始，首长坚决消灭敌人的决心是对的，主要的是干部独断专行的错误，以致我们调不到一师，而我们也来不及联络，兵力又放在一线，自动的出击，又自动的撤退。”（注14）
好在红七军团进驻汤岭时，就主动派人与闽东苏区进行联系。部队过江后走到溪东附近，匆匆赶来的闽东特委代表任铁锋等同寻淮洲等边走边进行交谈。任铁锋等答应红七军团提出的要求后，提出能否帮助闽东特委打下闽东的几个县城以扩大根据地，“寻淮洲、粟裕听了，心里有点动，……，但刘英坚决不肯。他讲中央要求我们打到皖南去，震动南京，不能在这里寻找根据地，这样就谈不成功了。”（注15）
进驻百丈村后，寻淮洲、乐少华等连续两天，同闽东及连罗等地方领导会面，并将七百多伤病员全部安置妥当。经过两天的考虑，寻淮洲等认为，应该接受任铁锋的建议，故于13日晚，专电请示中革军委攻打罗源城。实际红七军团当日白天，就派出便衣进城，基本摸清城里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后，下午召开军团作战会议。决定由两个师负责攻城，一个师做预备队并准备打援，闽东独立十三团及赤卫队在东门外拦击逃敌并伺机攻打东门。
任铁峰（图片取自网络）
得到中革军委同意后，红七军团各部立刻行动，但闽东独立十三团等部却不知因何原因，迟迟没有赶到。无奈之下，军团部只好安排当地赤卫队守在东门外。14日凌晨，负责攻城的参谋长粟裕指挥部队展开：以两个团（营）佯攻大小西门，以一个师主攻南门，留一个团（营）做预备队。由于城内敌军没有准备，遭到袭击及强攻后大乱，红七军团仅用两个来小时即取得胜利。城内六百余守军除少数从北门脱逃外基本被歼，县长、营长及三百多人被俘，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一挺、两百多长短枪及相当一批军用物资等。
依照寻淮洲、乐少华14日给中革军委的电文，红七军团原拟趁势攻下宁德。但由于宁德守军已有准备，红七军团15日象征性打了一下后旋即离开，转移至百丈村一带。17日敌四十九师尾追而至，红七军团将其前卫连击溃后，随即转移至九都附近的扶摇。第二日与当地民众开完联欢会后，于19日进抵赤溪与闽东独立团会师。
红七军团渡过敖江后，一直在闽东一带打转转，就是想在这一带打几仗，即可扩大闽东游击区，又能得到适当休整。此时在闽东特委的帮助下，红七军团已将将伤病员基本安置妥当，敌四十九师停留在宁德城附近，军团领导决定召开干部会议。
之所以要召开干部会议，是因为“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注16）红七军团主要领导之间的矛盾，指的是寻淮洲与乐、曾之间的矛盾。粟裕十分明确地指出：“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注17）
尽管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但根据《粟裕战争回忆录》和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的相关内容，以及乐少华在其《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的相关说法，也还是大致能够推断出基本的矛盾所在。综合起来，主要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以及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福州之战的。对于军团领导们的态度，刘英是这样回忆的：“几个主要干部不够团结，影响到意见的不一致。另方面，对军委给七军团围攻福州命令的了解亦是很不深刻。如认为军委会只要先遣队'相机占领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领福州的任务’。同时叛徒曾洪易身为中央代表，不仅毫无意见提出，而处处表示没有决心战斗。此外寻淮洲和乐少华两同志之间，亦缺乏同志态度，以致不断的闹私人意见，特别是××同志那种'打也可以，不打也要得’的决心是极不利和不该的。”（注18）
刘英这段回忆中所言及的“××同志”，指的是谁不言自明。对于到底是谁反对打福州，刘英虽未明言，但已跃然纸上：曾洪易未置可否；乐少华坚持要打；唯一反对打的，自然就是寻淮洲了！至于刘英的态度，依据“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围绕在先遣队行动周围的情势，红七军团是可以攻克福州的，……”（注19）以及回忆中所总结的为何未能攻克福州的四个原因推断，可以确认是支持打福州的。
涉及到的第二个问题，当然是关于桃源战斗。乐少华在其《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对此战并未讳言：“这时曾洪易（他在敌人飞机袭击下和福州战斗中表现惊慌失措）认为桃源战斗是不应打的，而应掩护撤退。”（注20）笔者推测，这应该就是为何匆忙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原因。
乐少华进行了辩解：“我们觉得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首先消灭敌人的意见是对的，但事先没有克服对飞机的恐怖观念（飞机来了乱跑），加之部队过于疲劳，又疏忽敌情（事实上对游击侦察队干部的加强，即使进入游击区宿营也好）。干部指挥上独断专行，不了解战术的错误，如第一师自动出击和主动撤退，也没有同军团部联络甚至找他们不到，致使兵力用在一线，失去突击力量。这就是不能消灭敌人的只要原因。”（注21）
俗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透过乐少华上述这段貌似有理的解释不难判定，无论是在桃源宿营还是此后作战指挥都是由他做出的。但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有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注22）——粟裕的这个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那么，寻淮洲与乐少华等的矛盾与分歧，又到底在哪里？
综合刘英及乐少华的回忆大致可以判定，就是该不该打及何时、如何打的问题。例如红七军团出发不久路过永安时，守敌只有两个多团且城墙也未修好，又有红九军团的协助，寻淮洲及粟裕等想抓住这个战机，但因曾洪易、乐少华等以无军委命令为由坚决反对。而其后仅因军委电报中有“相机占领福州”的字样，乐少华等就不由分说坚决要打！幸好乐少华后来发现“福州实在太大了”，才没有继续死拼硬打。
两人分歧的根本原因，除前面引述的乐少华等“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之外，粟裕还在其回忆录里十分尖锐指出：“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注23）
从乐少华的上述那段回忆可以隐约看出，这次会议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对闽东特委提出的要求，他虽未像刘英那样坚决反对，但也没有给与明确回应。16日，红七军团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闽浙交界地区向闽北前进。闽东特委派独立团随红七军团行动，乐少华竟然认为其“目的是在我们（打）开穆阳镇时，搬资财回去和接受伤病员。”（注24）
22日红七军团在闽东独立团的配合下，攻占福安县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的穆阳镇。这个穆阳镇是闽浙边地区的鸦片烟土的集散地，红七军团“在那里缴获鸦片烟土五十多担，现洋三万多元，铜元无数。”（注25）第二日下午的十七时许，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从宁德一带匆匆赶到，遭到红七军团后卫部队的隔河阻击。三小时后，红七军团携带缴获的烟土、现洋、铜元等大批物资撤离穆阳镇，向北转移至南溪一带。
红七军团前往浙江西南的庆元县时，在选择走小路还是走大路时，军团长与政委又发生了矛盾——按照乐少华在报告中的说法：“我们又不赶路，何必疲劳兵力，主张多走两天大路；而淮州同志主张走小路。但当我说明时，他也没有坚持，就同意了。结果走错了路，淮州同志到宿营地后就发脾气，并还骂人。……后来因他继续不停地骂，我也就同他吵起来。那次吵得很凶。……很明显，这次争论主要是由于急行军或缓行军的争论，但因提问题的方法不好，结果形成相骂的形式。”（注26）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看，似乎是乐少华占理，寻淮洲给人以无理取闹的感觉。但仔细琢磨却令人疑惑，不就是走错了路，寻淮洲又何必发火？！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看一下此事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就会明白寻淮洲发火的原因所在——“以后的出发路线由粟裕同志调查好，经过曾洪易和淮州同意起草命令，由淮州同志盖章后再由我盖章。这时我为避免争斗也就不坚持了。”（注27）
乐少华这番貌似委曲求全的说辞，反倒暴露出问题的实质——不仅作战他要行使“政治委员制度”，就连行军路线这本属军事干部分内的日常工作同样也要由他说了算！试想在这种事事掣肘的艰难情况下，军团长寻淮洲又能有多大作为呢？又怎能不发火呢？！但发脾气又有何用？乐少华所谓“为避免争斗也就不坚持了”做出的让步，不过是将选择行军路线的权利交给了粟裕，即使军团长同意后最终还得他“盖章”才作数！
对于军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矛盾，左右为难的粟裕只能采取折中的方式，尽管内心还是赞成寻淮洲的——“七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略作叙述，教训确实太深刻了。”（注28）
注释：
注1、5、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88页。
注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41页。
注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42页。
注4、1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页。
注7、8：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70页。
注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88、189页。
注11、1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473页。
注1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7页。
注1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1页。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314页。
注16、17、22：均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4页。
注18：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48、249页。
注19：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47页。
注20、21：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页。
注2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1页。
注2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69页。
注2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69页。
26、2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1、192页。
注28：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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