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朋友们从第一章开始看
1930年春，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到鹤峰，向湘鄂边特委传达党中央指示，命红四军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师。
红六军是以周逸群为首的鄂西特委直接组织起来的。1928年夏初，周逸群在湘鄂边与贺龙失散后，到沙市组成鄂西特委，后又转至宜昌、石首，发展了这一带的革命斗争。他还曾秘密地回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指示他要发展洪湖根据地。
1929年3月，在江陵沙岗召开了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洪湖地区各县都建立了赤卫队和小块根据地，并正式建立了由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监、沔游击队和段玉林、彭子玉领导的江右游击队。两支游击队作战多次，建立了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红色政权，并攻克了石首县城。
随着游击队的发展，洪湖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2月5日，扩编游击队，正式宣布成立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不久，许光达任参谋长，段德昌、段玉林任纵队司令（后纵队又改十六、十七两师），尔后，周逸群指挥红六军挺进江南，为两军会师扫清道路。
1930年2月，贺龙指挥红四军东下洪湖。走前，前委开会决定，湘鄂边的桑植、鹤峰两县和五峰、长阳、宣恩等部队地区的工作由汪毅夫负责，贺民英任游击队司令员兼湘鄂边妇联主任，贺炳南为独立团长，共率2000余人保卫苏区。
3月4日，红四军抵达宜都渔洋关时，遭到川军郭汝栋部的顽强阻击，不得已而折回五峰，顺势攻下县城，接着转往鹤峰休整。
3月20日，红四军二次东下，在五峰湾歼灭了大恶霸孙俊峰的团防，救出了被敌关押的同志，同时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接着连克数地，进入澧县境内，击溃追敌，俘80余人，缴枪80余支。此后为安置伤员整理部队，再次折回五峰清水湾一带。
5月初，贺龙率部第三次东下，准备占领公安，探明红六军活动情况。由于敌军放水堵截，再次退入澧县境内，在张家场击溃敌一个营，缴枪50余支。6月18日率部攻克公安县申津渡，因未得红六军行动消息，加之河水暴涨，遂又转至松滋西斋待机会师。
贺龙三次东下受阻，但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因而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补充了五六百名战士。
1930年7月1日，红六军攻下公安，贺龙得悉后，第四次挥师东进，直插公安县城。4月，两军终于突破千难万险，在公安会师。7月7日召开了两军前委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并组成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共计1万余人，5000余支枪。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贺龙所说：'它和鄂豫皖、湘鄂赣红色地区相呼应，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这是党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但从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民运动。这是一条红线。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和原有农民运动的基础分不开的。''关键问题在于路线正确与否。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的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
应当说，贺龙的分析是正确的，深刻的。同时也可看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党，归于毛泽东，归于军队、人民，归于周逸群等其他同志，而唯独没有他自己。但谁都明白，他为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作出的贡献是尤为卓著的。
红二军团成立之际，正当蒋冯阎桂中原大战，国民党大批正规军开赴前线。前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首先集中力量，以6个月的时间，拔除苏区内的白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以建立中心根据地，然后逐次开辟敌人统治较弱的襄河北岸京山、钟祥、潜江、天门等地，并向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逐渐使湘鄂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样，红二军团就有了控制长江、襄河两岸，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后方。
当时，在洪湖沔阳一带有一个反动武装组织一白极会。它远在清朝时，就曾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时又受土豪湖霸的操纵，投靠国民党，和红军作对。沔阳大土豪陈彦达从天门县招来了白极会头子周亮，在各地发展白极会，胁迫每家一人参加。入会后发一把勾链枪，作战时吞黄表，喝朱砂，念念有词地祷告：'天神保佑，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富贵荣华。'他们骚扰苏区，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
面对白极会的猖獗，红军指战员们无不对其恨之入骨，贺龙决心要消灭它。1930年8月，贺龙派段德昌率领红军，配合各地赤卫队和广大群众，开展了消灭白极会的人民战争。
为了揭穿白极会'刀枪不入'的鬼话，贺龙把活捉来的几个胸口画着'太极图'的会首，当场枪决，打破了他们的欺骗宣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位于内荆河畔的峰口镇，北面有座三孔石拱桥，名曰五风桥，当白极会匪被打得四处逃窜败退到该桥时，红军早就在桥面上撒满了碎玻璃、瓦片、石渣，光着脚板的白匪一到桥上就被扎得喊爹叫妈，一个个束手就擒。
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红军攻下了白极会的重要据点小河口，一举打垮会匪几千人。部队乘胜前进，直抵仙桃。开始没有打赢，后贺龙亲自前往，还编了奋勇队，猛攻敌人，终于把仙桃拿下。接着挥师解放了沔阳、天门、应城、安陆、皂市等许多城镇，分散在这一带活动的白极会终被消灭。
消灭了白极会，进一步发展了洪湖地区的大好形势，打击了反动派，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宣传和动员了群众，开创了湘鄂西苏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红二军团成立后的短短3个多月，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可惜的是，由于党内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红二军团的影响日益加深，特别是中央代表邓中夏的到来，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使红二军团遭受惨重损失。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常委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在全国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左'倾路线由于周逸群、贺龙等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始终没有在湘鄂西苏区得到贯彻。以周小康为首的鄂西特委自始至终多次向中央报告，指责贺龙、周逸群的所谓右倾错误后，中共中央决定排斥周逸群对红二军团的领导。1930年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8年参加'学生救国会'，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二大、三大、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职。曾领导过开滦煤矿、京汉铁路、省港工人大罢工，是中共北方组织的创始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江苏省、广东省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回国。由于他在国外工作两年多，对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对湘鄂西苏区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从服从中央的立场出发，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
9月20日邓中夏一到湘鄂西苏区，就立即速发信函给周逸群、贺龙，命令其将部队调回，集中于洪湖附近，准备贯彻中央指示。
同一天，邓中夏赶到洪湖苏区中心周家嘴，当晚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命令红二军团渡江南征，配合一、三军团攻长沙的指示。会议根据贺龙、周逸群的建议，为使红二军团南征后，后方根据地不受损失，首先要攻下监利，巩固和统一苏区内部。
部队攻下监利后，24日，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将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因邓中夏随军行动，决定周逸群专任地方工作，代理特委书记兼联县政府主席，周小康改任组织部长，因旷继勋调回中央，决定十七师师长段德昌升任六军军长。
会议期间，得知一、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向湘东转移，这时，邓中夏本应放弃南征计划，但他没有这样做，继续坚持执行'左'倾中央的指示，命令部队依然渡江，直捣长沙，想以此激起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
英勇的红二军团将士，顽强战斗，10月，连克南县、华容、官塘、藕池、石首、公安；11月，克津市、石门、临澧。共歼敌万余人。但是，南征的初步胜利，是在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暂时性胜利，是不巩固的。因为红二军团离开原有苏区远征，流动作战，失去基地依托，不仅有失掉原有根据地之虞，而且易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新区遭敌围攻。
据此，周逸群等湘鄂西特委领导人数次致信邓中夏，要求他率部速返苏区。11月26日，前委在合口召开会议，贺龙、段德昌等表示支持湘鄂西特委意见，经藕池撤回苏区。但邓中夏固执己见，命令部队再次攻打津市、澧州。
攻打津澧，红二军团伤亡极大，六军参谋长牺牲。此时敌人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调集重兵，逼近鄂西苏区，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红军只得撤出津市，撤围澧州，转移到松滋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
12月12日，前委召开紧急会议，邓中夏仍不顾贺龙、段德昌的反对，坚持不回鄂西苏区，并准备集中兵力，与敌进行决战。还将段德昌调离六军，改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命他带领一批伤病员，绕道公安县，返回苏区江陵一带，另任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汤慕禹为六军军长。
段德昌曾气愤地对贺龙说：
'胡子，这实际上是撤我的职啊！我有什么错误！'
领导层意见有分歧，部队左右徘徊，越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红六军置于杨林市一线，红二军置于公安一线。敌李觉部从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杨林市、街河市集结。红六军临时应战，头天到达杨林市，第二天就遭到敌袭击。部队和敌拼消耗，打阵地战，红军急行军5里多路，抢占杨林市北面山头，把刚收编的苟司令带领的队伍留在杨林市。
早晨8点钟左右，敌军朝山上猛扑过来，第一次冲锋被我打退后，又组织第二次进攻。这时，忽然从杨林市方向冲来一群人，从后面对红军射击，原来是苟司令反水了。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红军激战到下午3点多钟，伤亡不少人，弹药也快用完了，不得不向纸厂河方向转移。但河上的木桥已被苟司令放火烧毁，无法通行。这时，从后面和河前面射来了密集的子弹，敌保安大队人马越来越近了。
正在危急时刻，忽见贺龙扑通一声跳入河中，举着手中的驳壳枪高声喊道：
'同志们，不要惊慌，扑过河去，消灭敌人！'
贺龙洪钟般的吼声、从容不迫的神态，顿时给慌乱的战士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一个个如入水蛟龙，泅河抢渡，杀向对岸敌军。一登岸，就把敌人冲得狼狈逃窜，把后面追来的保安大队也甩在河对岸。
杨林市一战，红二军团伤亡很大，特别是红六军，因汤慕禹到任不久，对部队情况不熟，指挥上分散兵力，使十六师严重受挫，十七师被敌截断，一个后卫团遭覆灭，部队损失达1/4强。
对此作战指导上的错误，邓中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原则，以致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池，都随得随弃，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
红二军团杨林市失利后，辗转到达湘鄂边鹤峰一带。邓中夏虽认识到部队南征以来的最大错误是单纯军事观点，但是他坚持认为，纠正上述错误不是下湖，即回洪湖苏区，坚持向外发展的斗争方针，而是上山，即在湘西扫清反动势力，将鹤峰、五峰、石首、华容一线联系起来，实行向外扩展，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计划。
按照这个方针，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边近3个月的作战行动，仍没有同建立根据地相结合，部队在流动作战屡次受挫的情况下，人员从由石门出发时的3万减至不足2万人，部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在此情况下，湘鄂两特委致信邓中夏，严厉批评其南渡西征以来的'左'倾错误和后来的退却逃跑错误，要求他率部返回鄂西，以救正在遭敌'围剿'的苏区。
1931年3月间，红二军团前委在枝柘坪召开会议，会上，围绕部队行动方针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贺龙等绝大多数主张返回鄂西，援救根据地燃眉之急。邓中夏则坚持其'上山'的主张，反对'下湖'。他不顾多数反对意见，行使前委书记的最后决定权，确定了北渡长江，开辟荆（门）、当（阳）、远（安）苏区，以救洪湖苏区的方针。他认为'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同时，按照中央指示，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邓中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原红二军缩为第七师,红六军缩为第八师,将周逸群、段德昌在鄂西苏区发展的武装编为第九师。并组成以邓中夏为书记的红三军前敌委员会。
部队打到荆门、远安后,贺龙让王一鸣率第七师插一条腿到沙洋去,使部队从潜江回洪湖。。面邓中夏却硬要打当阳,要在鄂北找“井冈山”。
这时,敌人向红军合围过来,王一鸣部伤亡惨重。邓不听劝阻,武断地决定许光达第八师增援,结果无济于事,红三军败退远安以北马良坪一带。
5月11日,合围之敌跟踪而来,红三军陷入重围。贺龙指挥部队与十余团敌人激战数日后,利用夜幕掩护向北突围,进入鄂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许光达率二十二团掩护贺龙突围后,攀悬崖绝壁,向西转移到房县、兴山交界地区,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个多月。
至此,邓中夏的“击赵救魏”以策应鄂西苏区的计划完全落空,开辟荆当远根据地也成了幻影。
之后,前委决定攻取均州作为为依托,在敌人统治还比较薄弱的均州、房县、保康、南漳地区开开辟根据地。5月22日攻克均州。
7月,转战于房县、兴山边界的许光达闻讯后率部归队。经过艰苦斗争,以均州、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逐步形成,使红三军在被动状态中得到暂时休整和补充。
1931年9月上旬,贺龙、邓中夏等获悉段德昌率红九师主力正沿襄河北上的情报后,便在青峰镇召开会议,大家家一致要回洪湖,贺龙不顾邓中夏的极力反对,坚持要求红三军主力南下,与红九师会合。最后邓被迫同意。
9月28日,红三军主力终于在刘猴集同红九师胜利会师。当晚,红三军前委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万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的指示精神,传达了中共中央给红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说:
一、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夏同志必须立刻离开二军团。
二、二军团必须立刻向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的方向发展，要沿途发展与组织群众，要组织游击队，……巩固与扩大湘鄂西的苏维埃区域。
会议作出《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去的万涛代替邓中夏出任红三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红三军立即回洪湖苏区。
邓中夏随红三军回潜江后，精神压力很大，加上疾病折磨，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了来湘鄂西工作后的教训，向中央写了一份七八万字的检查报告。年底他化装乘船回到上海。1933年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负责支援遇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同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因叛徒出卖，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9月21日遇害于南京雨花台，年39岁。
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无疑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红二军团南征北渡，远离苏区，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受到很大损失。他被调离是必然的。
不过，走了一位立三路线的代表，又来了一位王明中央的钦差大臣，他给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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