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协定虽然签订了，但是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程，这里面既有来自国民党的刁难和破坏，同时也有革命队 伍内部的不理解和误会。
在岳西，红二十八军一部分部队集合起来准备到黄安七里坪集中，出发前高敬亭向战士们作了动员讲话，谈国共两党和平谈 判，共同抗日的意义。突然，一个战士站起来，气愤地说：“军政委，我们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现在倒和它签字，我们同志的血不是白流啦？把枪交给你吧！我回家去了。”平时，大家都非常尊重首长，现在激动的战士突然冒出这段话来，大家都静静地看着军首长。
高敬亭冷静而又耐心地对这个战士说：“同志，你把枪拿着， 听我讲下去，好不好？”这个战士坐下后，高敬亭接着说：“国共合作，目的在抗日，决不是不革命，更不是投降妥协。我们革命战士不是责任更轻了，而是更重了。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革命战士的枪能放下吗？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所以你那支枪还是扛着， 扛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扛到革命彻底胜利！”高敬亭耐心细致的讲话，提高了战士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那个要走的战上也被说服了，他当即表示：“这枪，革命需要我扛到什么 时候，我就扛到什么时候。”
从岳西到黄安七里坪集结，中间要经过几个县，行程数百里。 卫立煌要求红军走南线或北线，并说沿线已做了欢迎、慰问准备。 但是，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高敬亭选择靠近游击根据地的山路走中线。他还亲自部署战士们远出侦察搜索，百十公里内，便衣队不断，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即使这样，高敬 亭仍不放心，他命令部队分散行军，严防落入敌军陷阱。待一切安排妥当，高敬亭才率部队从8月下旬开始，由岳西经罗田北界岭、麻城乘马岗，经扶箭河、闵家山、高山岗、卡房等地移驻七里坪。红军所需给养、被服、弹药和关防等由国民党代表刘纲夫办理。在部队行进沿途，高敬亭还向各地区游击队和便衣队讲解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政策，传达到黄安七里坪集中整编的指示，要求大家在集结过程中要提高警惕。
与此同时，高敬亭还派出许多交通员和干部，到边区去寻找队伍。各要道口上还贴了布告：
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黄安七里坪集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
一九三七年八月
这张布告，揭穿了国民党反动分子散布共产党投降归顺的谎言，使各界爱国人士都知道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由于国民党对苏区军民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无数革命志士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一些指战员的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有的甚至误认为是上了国民党的当，是妥协投降。在金刚台上，就演出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派往金刚台向商南县委传达指示的是手枪团三分队队长李世焱和石裕田、雷文学。临行前，高敬亭说：“我们和商南县委有半年多没有联系了。敌人的'清剿’很残酷，不知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过去你们和张泽礼同志一起战斗过，彼此熟悉，所以派你们去。找到后，要他把便衣队集中起来，由你们带到七里坪去。”
对张泽礼，大家都比较了解，他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对反动派怀有刻骨仇恨，现在一听国共合作，思想弯子会不会转过来，为防备万一，高敬亭当即写了一封信致商南县委，盖上印章， 又叫秘书拿来好几张布告，一并交给三位同志，并嘱咐说：“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张泽礼。记住，虽说国共合作了，一些反动家伙还 想搞阴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到商南县委，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
不出所料，当李世焱等三人日夜兼程找到商南县委时，双方都十分兴奋，张泽礼笑着说：“上级到底没有把我们忘掉啊！”
“我们找你找了好久，军首长有信给你。”李世焱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了张泽礼。这时，几十双眼睛一下都集中在那封 信上。
张泽礼双目炯炯，一边小心地拆信，一边问道：“你们从什么 地方来？”
“潜山。”
“路上可遇到什么情况？”
“现在国共合作，有卫立煌的通行证，路上可以畅通无阻。”
“什么？”张泽礼拆信的手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敛住了，眼里闪过一道怀疑的目光。
李世焱掏出护照，说：“这是卫立煌签发的护照。”
“卫立煌？”便衣队的同志差不多一齐叫出声来。张泽礼一把夺过护照，怒视着“卫立煌”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太熟了！几年来，许多缉拿共产党和红军的通令上有他，各种夺去被俘战士生命的判决书上有他，各种禁令上有他……张泽礼怎能一下理解印有这个名字的护照，竟会在一个红军干部身边带着，并且在大别山通行无阻呢？
张泽礼抑制着怒火，将信递给了小秘书徐其昌：“念！”他品首挺立，像是要承担什么重大变故，便衣队的其他人也相互交换 着警惕的目光。李世焱的心跳猛地加快，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 生了。
这时候，小秘书在大声念信：“……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已经起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国难日亟，民族垂危，我党为拯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已同国民党……” 小秘书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用惊疑的日光扫了李世焱他们一眼。张 泽礼迫不及待地追问：“下面说什么，快念！”
小秘书结结巴巴地念道：“信上说，我们……不，他们和国民党合作，叫我们停止……停止活动，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张泽礼一把夺过信，厉声问道：“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跟 着，便衣队员们也一齐喊起来：“要我们同敌人合作，你们这是搞什么鬼！”“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是谁派来的，快说！”
刷！便衣队一下散开了，在李世焱等人身边形成一个包围圈；哗！队员们一个个端起枪，拉开枪栓，推上了子弹。霎时 间，气氛紧张极了，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不准开枪！”李世焱对同行警卫的战士们说：“便衣队是不会打我们的，他们为革命吃尽千辛万苦，对党对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对敌人是有深仇大恨的。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道理没讲清，一旦讲清道理，他们是会理解的。”听李世焱这样一说，战 士们的情绪镇定下来，便衣队员也放下枪，空气开始缓和。
李世焱开始耐心地向张泽礼讲解党的政策，张泽礼听罢，下了命令：“干部集合，队伍原地不动！”几个短枪队员立即把李世焱他们严厉监视起来。
张泽礼和干部们围坐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审查信件的真伪。张泽礼拿出以前军政委写给他的信加以对照，发现图章一个鲜红，一个暗淡，便认为信是伪造的，即刻就要发作，小秘书赶紧提醒他：印油变色是信件久存的缘故。张泽礼又细细核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找不出什么疑点。
但是，张泽礼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跑过来，气冲冲地说：“到底国共怎么合作法呀，你们说说。”李世焱就把谈判的经过，军政委的指示，详细地说了一遍。见他渐渐地冷静下来，李世焱便进一步对他说：“客观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共产党员要适应新的形势， 服从党的决定。你们一定要下山，到七里坪集合。”
看到张泽礼没有什么反应，李世焱有些激动了：“张书记，我们不是反革命、叛徒。你们可以找国民党的报纸看一看，有没有 '西安事变’的事，有没有国共合作的事？要是你还不相信，我们可以把枪下掉给你，就是把我们当作犯人看管起来也可以，请你们自己选择路线去七里坪，到了那里，一切就清楚了。”
石裕田也说：“县委书记，三分队队长说得很坦率，很诚恳， 请你多从大局着想！目前的形势变化很快，要相信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雷文学平日为人老实，不多话，这时倒有点沉不住气了：“军政委的信是伪造的吗？你们不去是你们的事。请打个收条给我们， 让我们好向首长交待。”
几个便衣队员也活跃起来，从一旁劝说道：“张书记，他们三人曾跟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可不能把自己人当作仇敌 啊！……”
张泽礼听了大家的议论，开始用征求意见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干部。指导员雷维先站到他的身边，说：“怕什么，我们手枪队还有七八十条枪，出了问题，还可以打嘛。”张泽礼终于被说 服了，果断地说：“好，既然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决服从。马上下通知，集中便衣队，开赴七里坪！”
几天以后，商南的队伍就开到了七里坪。跟着就有人来找张泽礼，其中一位是窑沟便衣队长杜立保。原来，他们根据张泽礼的安排，装扮成茶叶贩子，跟在队伍后面观察情况。而在金刚台 上，他们还留了一支便衣队，以防万一呢！
由于高敬亭、何耀榜等领导人的严密安排，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力量迅速地、顺利地集中起来，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当时部队的驻防分布在七里坪一带地区：其中，手枪团进驻七里坪，二四四团一营进驻礼山县宣化店，罗山独立团进驻礼山县黄陂站，各地来的便衣队进驻黄安县两道桥。10月下旬，特务营回来后进驻枣林岗，总人数约1800人。红二十八军各部队集中后，在七里坪设立招兵站，积极扩大武装。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快地适 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由中央派来的代表郑位三、萧望东、何伟等同志负责，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对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整训。并在七里坪附近的福德乡秦家祠堂举办红军干部训练班，培训红二十八军排以上干部，郑位三、郭述申（郭树颖）、方毅，以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专门给学员讲课， 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
在党的领导下，七里坪，这块红色的土地，掀起了抗日的高潮。
1937年12月底，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了关于各地游击队的工作汇报和部队整编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王明、博古等出席了会议。高敬亭代表鄂豫皖边区作了汇报。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长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这两部分红军（鄂豫皖和豫南桐柏山)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
高敬亭从汉口回来后，向红军指战员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命令。 他在会上讲道：“我们虽然和国民党合作了，但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还是我们。发饷他照上下等级发，我们不分，还是和过去一样。”郑位三接着说：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但我们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不受国民党领导；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我们部队兼指挥；跟日本侵略者作战，不受国民党的制约；我们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同样不受国民党的领导；改编后，虽然穿国民党军队的衣服，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但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
1938年1月18日，叶剑英、吴克华、余立金等从汉口到七里坪视察，检查部队整训工作和东进抗日前的准备情况。在视察过 程中，叶剑英详细分析了皖中、皖东地区的作战形势，具体部署了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2月中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东进前肖望东因病离队，由戴季英接任），经理部主任吴先元，军医处阮汉清，医院主任汪浩。支队下辖七团、八 团、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共3100余人。
鄂豫皖边区人民在为革命输送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两支英雄部队后，3月8日又送走了自己的子弟兵—新四军第四支队。这一天，在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率领下，七、九团和手枪团从七里坪出发，八团从确山县竹沟出发，东进皖中、皖东、淮南地区抗击日寇。
当部队告别七里坪人民，出发抗日时，七里坪群众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乡亲们久久地站在“欢送四支队开往前线杀敌寇”的横幅下，直到出征的队伍隐没在群山深处……
这支光荣的队伍，肩负着父老乡亲的期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开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纵横驰骋于江淮之间，杀敌寇，惩汉奸，开创了抗日民族战争灿烂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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