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立金，别名余锡卿。1913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1978年12月逝世，享年65岁。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鄂东南红军独立三师机枪连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1933年7月起任红六军团十七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十八师五十三团政委，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参加了湘赣苏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和红六军团西征、红二方面军长征。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8年起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党校副校长，华中军区雪枫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政委，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委，空军第二政委。他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为建立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10月底至11月初，余立金（时任红六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随红六军团出黔东苏区，攻酉阳县城，转战来凤百福司，挺进湘西龙山，占领永顺县城，参加红军发动的湘西攻势作战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设。1935年7月中旬，他（时任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委）率红五十三团转战来凤县，参加了来凤胡家沟战斗，战斗结束后率部离开恩施，回师湘西。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出发突围长征时，红六军团十八师奉令留守根据地，牵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当时，余立金担任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委。在师长张振坤的指挥下，他率红五十三团转战鹤峰、来凤、宣恩、恩施、利川、咸丰等县。1936年1月1日从咸丰朝阳寺渡过唐崖河，离开湖北恩施，追赶主力部队，1月9日在贵州江口县城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
强渡咸丰唐崖河。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力开始长征时，红六军团十八师奉令留守湘鄂川黔边，担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英勇的十八师官兵艰苦转战50余天，与强大数十倍的敌军进行周旋，牵制迷惑了7个师又3个旅的敌人，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36年1月1日，在咸丰强渡唐崖河，离开湘鄂边。老红军龚辉在他的回忆录《艰苦转战50天》中讲述了当年强渡唐崖河的情景：
1936年1月1日晚，红十八师五十三团来到唐岩河畔咸丰县朝阳寺以西的罾沟渡口。这里与四川交界，离湖南也近，由于是三省交界，各省管各省，敌人防守比较松懈。于是，师长张振坤、五十三团政委余立金决定，趁敌人还在睡梦中从这里渡河。天刚蒙蒙发亮时，北风呼啸，风雪交加，隐约能见河面水宽有五六十米，没有渡河的船只，好在是枯水季节，水不深，可以涉水到对岸。担任前卫的五十三团三营快速走入河中，到河中心时水齐腰深，虽然衣裤打湿了、手脚麻木了，但大家奋力涉水，只求快些登岸，占领有利地形，掩护后续部队过河。
当前卫营顺利登岸、师部走到河中心时，正面山头上的敌人突然一阵机枪扫射，接着左右两翼也响起了枪声。此时，前卫营和师部被切为两段，且都处于敌人的火力之下，处境十分危险。已登岸的前卫营组织了几次冲锋，均被敌人压在半山腰下，难以攻上山头。情急之下，张振坤、余立金一面指挥师部拼命蹚水登岸，一面组织上岸的同志从侧翼打开了一个缺口，指挥大家从打开的缺口处突围。这次渡河战斗，是红十八师在恩施地区的最后一次战斗，虽然惊险，虽有伤亡，但最终化险为夷，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1937年参加抗大学习。1938年4月，余立金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期，他曾多次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给我们党获取了多条重要机密。在阳新龙港之战中，他带领红三师机枪连激战2小时，配合兄弟联队，全歼了敌军第五团，当场击毙团长袁帮栓，俘敌26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重机枪2挺，迫击炮一门，子弹1000余排。后来，在1938年，余立金被调到江淮地区，编入了新四军的队伍。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主要活动范围在皖南一带。
1941年1月4日，余立金所在的教导总队以及近千名学员，随军直属队星夜踏上北移征程。出发前，教导总队的教育长冯达飞调至其他部队任职，教导总队的军政工作实际上全部压在余立金身上。面对肩上的重任和空前严峻的形势，年仅28岁的余立金临危不惧，从容不迫。他在转移前就要求总队各级干部和广大学员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并周密组织安排，尽最大努力确保部队安全转移。1月7日，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陷入 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教导总队奉命担任掩护军部和军直属队的战斗任务。余立金作了简短有力的战前动员，随后率领教导总队投入激烈的战斗之中。战斗持续至次日深夜，部队遭敌优势兵力围歼而损失严重，不得不折返至高坦、石井坑一带组织防御。面对四面八方的敌人，军长叶挺决定率领军直属队以及已被打散建制的少数部队，沿东流山向东北方向突围。为保证叶挺安全突围，余立金组织教导总队死守东流山，连续打退国民党军数次冲锋，但因部队伤亡过大而失守制高点。东流山战斗价值重要，关系新四军安危，在此紧要之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余立金临危不惧，他把已为数不多的尚有战斗力的人员组成一支突击队，向敌发起反攻，连续收复遭敌占领的三个山峰，为军部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反攻最终失败，余立金不得不带领少数人孤军作战。军部突围失败并和部队失去联系，军长叶挺在和顽军谈判时遭到扣押，其他领导人牺牲或遇难。
然而，这次浴血突围却成了日后林彪一伙陷害余立金的借口。“文革”期间，林彪一伙捏造罪名，硬说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变节。事实上，余立金在血战东流山之后，在部队被打散并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率少数部队与敌周旋，最终冲出重围并辗转浙江、上海，最后抵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
被陈毅誉为“军事教育家”
解放战争开始后，余立金离开工作和战斗多年的淮南地区，调往华中分局党校担任副校长。为适应战争需要，华东局决定组建 华东军政大学，在确定副校长人选时，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认为余立金是个“军事教育专家”，提议由他来协助管理学校。这样，余立金就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1946年11月5日，华东军政大学在山东莒南县大店镇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时，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进攻阶段转换的前夜。随着战争向纵深发展，人民解放军的规模不断扩大，作战任务日益艰巨，前线急需大批接受过正规培训的军政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按部就班式的培训模式已无法适应形势需要。余立金果断提出，全体干部要增强战争观念，要按照上级提出的“短期速成”方针，在不降低教学标准前提下调整培训课程，改进教学方法，瞄准部队急需的政治工作和指挥能力，以及攻防战术与相关专业技能开展教学，以在短时间内为前线输送大批合格的军政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军大提出“一切为了战争需要”“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学员队纷纷向校党委递交决心书，表示要以战斗的姿态突击学习、努力学习，早日完成学业，回到部队建功立业。余立金还与张云逸联名向全体学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大家“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自觉而勇敢地为党掌握武装，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为做到训战一致、教战一体，余立金还派教员轮流参加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战斗，以在实战中汲取战场经验，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能力。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全校开展争优创模活动，学员中涌现出不少“神枪手”“神炮手”“神投手”等尖子标兵。
在空军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1952年5月28日，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办公室里，余立金领受中央军委给他的新任命——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自此，他开始了人民空军和共和国航空事业的领导生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余立金一上任，就和司令员聂凤智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当时，军区空军机关刚刚经历“三反”运动，不少人被当作“老虎”抓了起来，搞得大家人人自危。他组织专门班子，对所谓的“老虎”一一调查核实，确定没有贪污行为的一律“放虎归山”，返回原岗位工作，由此安定了人心。
余立金高度重视政治工作对训练和作战的根本指导地位。朝鲜战争期间，针对军区参战空军涌现出的战斗英雄群体，他及时组织宣传，把战争中总结出的空战经验用于指导部队训练，推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走向规范化。1954年夏，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方针，他亲自带人参加有关方面组织的方面军进攻战役演习，以提升军区空军参加陆海空联合作战的能力水平。次年1月，华东军区空军对盘踞在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国民党军发起战役攻击，并协同海军和陆军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紧接着，余立金又受命组织军区空军入闽作战，迎击窜扰沿海的美制蒋机，至年底，取得夜间击落3架敌机的战果。
1955年，余立金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3月，余立金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同时兼任由原华东军区改称的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期间，他一方面大抓思想政治工作不动摇，一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着力加强东南沿海防空建设，组织所属部队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窜犯大陆的图谋。1963年11月，在南空和兄弟部队协同指挥下，一架窜犯大陆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我成功击落，狠狠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1965年5月，余立金被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和空军党委副书记。
“杨余傅事件”对余立金一家的影响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
1968年3月22日晚上,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永远忘不了。那天夜里，余立金被叫出去,陆力行也醒了。她听见公务员小谷说：“政委，吴司令找你有急事。”陆力行没想更多,因为余立金半夜被叫走是常事,她没想到余立金被骗到吴法宪的院子后就被抓起来了。没过半个小时,公务员小谷又来了：“陆处长,你起来一下,有人找你。”陆力行这时还没有睡着,马上披衣出来。一出来就听见随公务员一起进来的带枪的“绿裤子”恶狠狠地说：“你被捕了”，随后把她强行带走。本来“杨余傅事件”中没有陆力行的事，但江青说话了：余立金的老婆是陆迅行的妹妹,也要抓起来。解放初期,陆迅行在上海市公安局负责敌伪档案的甄别,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大量的有关蓝苹(江青)在上海当演员时的材料。虽然以后她到上海纺织工业局搞监察了,但这对江青来说是块心病。“文革”一开始,陆迅行就被江青点了名,押送北京。但江青还不放心,觉得陆迅行不可能不告诉她妹妹有关情况。江青说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所以抓余立金时把陆力行也抓了起来。抓陆力行的理由还有一个：她会日本话,一定是日本特务。经调查,陆力行学日本话是为了抗战时做俘虏工作,和日本特务八竿子也打不着。最后,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她是余立金的老婆。
“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的子女也无一幸免。大女儿余苏宁在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说她是“五一六分子”,“'杨余傅’在江苏的总代理”,几天后的半夜也被拖走,关了两年多；大儿子余华栋在南京军事外语学院当教师,被强迫复员,到南京无线电厂当了一名工人,没多久又说这是军工厂,政审不合格,弄到南京化工厂烧锅炉；以优异成绩从南京考入清华大学的二女儿余慎平住校,第二天回家时也被关了起来,以后被赶到青海西宁的轴承厂,开了好几年磨床；老四余小敏被迫脱下刚发的新军装,关系退回学校。
子女中，只有老四余晓敏留在了北京，1972年春天,余小敏想来想去,觉得不能干等了,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信是3月底4月初,一晃到了8月,余小敏得到消息，周总理批示可以探监。余小敏马上发电报给外地的姐姐、哥哥和弟弟。除大姐余苏宁还被关着外,几个孩子都分别请了假。又过了半个多月,第一次探视,已是金秋10月了。一见余立金，几个孩子全傻了。仅仅四年，父亲简直变了一个人，瘦的厉害，才50多岁头发却全白了，嘴里没了牙，看起来脸都变了形，子女忍不住哭了起来，聊了几个小时，直到看守的说时间到了才离开。
1974年7月30日，这是余立金一家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余立金和陆力行夫妇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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