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趁宗主国东突厥内乱跃升为北亚霸主

本篇目录

1、两个怀有异心的小可汗

2、薛延陀重创东突厥

3、百年不遇的大天灾

4、风雨飘摇的统治

5、落井下石

6、东突厥汗国的灭亡

7、东突厥并非亡于唐朝之手

8、绝佳的运气

　　1、两个怀有异心的小可汗

　　突厥汗国在隋朝的打击、分化下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且彼此怨恨，非但互不援助，反而相互攻杀，因此大唐应对东突厥的难度，要远比当年汉朝应对匈奴时小。不过仅东突厥也远比初立的唐帝国要强大得多，因此唐王朝在建立后仍然不得不向其称臣纳贡。然而东突厥属于结构松散的游牧部落联盟，领土广大，属部众多，彼此混杂，又是初成规模，并未历经长久的运作，因此政治体系极不稳定。

　　更致命的是，东突厥近两次的可汗传承并不正常，国中存有极大的内乱隐患。当初始毕可汗死后，本应由其子什钵苾（即突利可汗）继位，因其年幼，暂由其叔处罗可汗代掌。处罗即位没几年就突然死去，其子郁射设同样也具备接掌汗位的资格，然而最终大可汗之位却被他们的叔叔颉利所得。郁射设被夺走汗位后，一直耿耿于怀，621年颉利刚刚登上汗位，他就带着自己所辖的关内道北部六州自成一系，此举严重分薄了东突厥的实力，这也是622年夏季，颉利可汗对唐朝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攻无功而返的重要原因之一。

　　颉利法统不正，很多部落对其担任可汗心中不服，威信远不如之前的始毕可汗和处罗可汗。从继承权的角度来看，郁射设和突利其实都比颉利更有资格接掌汗位，二人因此心存芥蒂，在他们周边各自凝聚了一批力量，与王庭若即若离，一时间东突厥汗国内部矛盾重重，凝聚力大减。如果只有郁射设和突利两个小可汗率亲信部众自立，有一定才具的颉利可汗还能控制住局面，但薛延陀的崛起，却让东突厥的情势最终彻底失控。

　　2、薛延陀重创东突厥

　　数年之前（既存史料中无具体时间），东、西突厥间曾爆发大战，最终东突厥取胜，西域部族薛延陀七万帐迁往漠北，归附颉利可汗。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薛延陀日渐强大，本就蠢蠢欲动，此时见颉利可汗无法服众，统治摇撼不安，便不甘心再受其统治，于是带头叛出汗国，铁勒九姓的其它部落亦不服颉利统治，乘势群反，共推薛延陀族首领夷男为主，在漠北建立了强大的薛延陀汗国，与东突厥分庭抗礼，相互攻伐不绝。

　　据《旧唐书》卷212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乙失钵之孙曰夷男。率其部落七万余家附于突厥。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诸大部落皆属焉。”其实夷男并非于贞观二年归附东突厥，早在627年时，薛延陀就已经降而复叛了，史官在编撰此节时出现了混乱，《旧唐书》中所述的贞观二年，只是他率各部“反攻颉利”的时间而已。此次薛延陀对东突厥的进攻取得了大胜，据《资治通鉴》卷192记载：“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颉利不能制。”

　　薛延陀不仅自己分裂出去，还拐带走大量部落，更态度嚣张地反攻东突厥故国，颉利自然大怒，令自己的侄儿欲谷设统十万铁骑讨伐，结果十万大军竟被五千薛延陀军大破于马鬣山，薛延陀军乘胜追击，欲谷设麾下部众多被其掳走，东突厥在此重创下实力大减。据《新唐书》卷123记载：“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闻。拜拓设，建牙碛北，与颉利子欲谷设分统铁勒、回纥、仆骨、同罗诸部……贞观元年，铁勒、回纥、薛延陀等叛，败欲谷设于马猎山，社尔助击之，弗胜。”由此可知，薛延陀在大破欲谷设军后，又击败了在碛北建立牙帐，“以智勇闻”的处罗次子阿史那社尔所部。

　　颉利闻讯大惊，赶忙又遣统辖东突厥北方诸部的小可汗突利率所部前往讨伐。突利此时尚不敢明违颉利之命；加上他和颉利虽然争权夺利，但毕竟都是阿史那氏蓝突厥贵族，是东突厥汗国的核心统治者，镇压外围部族叛乱对他和颉利而言，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奉命出征。据《旧唐书》卷204记载：“贞观元年，阴山已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

　　东突厥汗国当时有三支主力，郁射设率部自立，忠于颉利的十万主力大军又在马鬣山一战中元气大伤，等到突利战败后，东突厥已经无力再与薛延陀相争。从薛延陀几次积极反攻东突厥不难看出，此时的薛延陀锐气正盛，并不满足于稳住阵脚，独立建国，而是咄咄逼人，试图利用战争从东突厥故国中夺取人口和物资，并且扩展地盘，从而不断壮大自身。通常情况下，处于进攻态势的都是实力较强的一方，尤其是野战能力较强的一方，五千人大破十万突厥主力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显而易见，薛延陀的军事威胁已经成为东突厥难以应对的心腹大患，颉利可汗此时的处境已极为被动。

　　3、百年不遇的大天灾

　　薛延陀的叛反激化了东突厥汗室间的矛盾，据《资治通鉴》卷192记载，颉利可汗先是“以其失众责之”；等到突利败归后，竟然“拘之十馀日而挞之“。突利在东突厥的身份很特殊，绝非寻常的小可汗可比，从唐史中诸如“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等记载可以看出，突利可汗在突厥国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甚至已与颉利形成两汗并立的局面。事实上，这种双雄并立的奇怪格局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隐患，当年始毕可汗死后，突利本是正统的继承人，如今却被排挤到小可汗的位置，自然心怀怨怼，此次又被丝毫不留情面地鞭打囚禁，当即恼羞成怒。一怒之下，突利不顾大局，竟以突厥核心统治者的身份与唐勾结，其麾下的大量部落也不肯再受突厥王帐调遣。据《资治通鉴》卷192记载：“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对于颉利可汗而言，627年无疑是超背的一年。除了众多部众叛离，又接连遭逢惨败之外，从这年冬天开始，东突厥境内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雪灾和霜灾，而且还持续了整整三年，境内的六畜大多冻饿而死。与定居的农耕文明相较，游牧社会更为依赖自然环境，而漠北本就恶劣的环境遭受破坏后，比中原更难恢复，数年后都无法恢复元气，因此草原上脆弱的游牧经济在瞬间到来的自然灾害面前，所遭受的打击将是致命地，不仅生产构造会被完全破坏，就连维持生命的草根等物质也难以获得，生产基础将被完全破坏瓦解，这又会导致统治权的削弱，进而引发内乱，然后就是外部势力落井下石的攻击，这也是游牧帝国往往昙花一现，国家无法持久的主要原因。由于游牧生产方式本具有致命的先天性弱点，此次东突厥不幸遭遇的又是百年不遇的大灾害，自然难以支撑，这也是626年还能打到长安城畔，迫使李唐签订城下之盟的东突厥汗国迅速由盛转衰，在仅仅四年后就被这个昔日的藩属国轻松灭亡的主要原因。

　　4、风雨飘摇的统治

　　严重的天灾进一步加剧了东突厥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突厥王庭将损失转嫁给所属各部，征税苛重，诸部百姓饥寒交迫，尽皆深怀不满。而颉利可汗又重用汉人赵德言，其人大改突厥旧俗，致使颉利本部也大多失望离心；再结合了天灾引发的悲观情绪，此时的东突厥从上至下已然尽无效忠之志，颉利可汗的统治至此已经风雨飘摇。在《新唐书》卷228中，记述了一部分突厥内乱的情景：“（627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皆叛，使突利讨之，不胜，轻骑走，颉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岁大雪，羊马多冻死，人饥……突厥俗素质略，颉利得华士赵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专国；又委政诸胡，斥远宗族不用，兴师岁入边，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数翻覆不信，号令无常。岁大饥，裒敛苛重，诸部愈贰。”

　　东突厥统治高层的矛盾日益加剧，突利可汗遭到鞭打后便心怀异志，对颉利王帐的征兵令开始抵制，而南面小可汗欲射设与颉利间的矛盾也有所升级，双方还爆发了武装冲突。据《旧唐书》卷204记载，628年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设率麾下诸部投唐，这两支力量的叛反令颉利本就窘迫不堪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更致命的事件接踵而至，由于颉利可汗此时已经成为唐帝国和薛延陀汗国共同的敌人，夷男又希望借与唐朝结盟来坐稳薛延陀部落联盟首领之位，遂于629年与唐朝结盟。据《通典-突厥上》记载：“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唐太宗对此大喜过望，急忙对夷男进行了册封，双方达成了军事合作，前后钳制东突厥，颉利愈益孤立。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看清东突厥骤然衰落的全过程。在短短三年中，这个曾经强大的王国先后遭遇了外围部族的分裂和反噬、百年不遇的天灾，以及两个核心部族叛离这四次打击，终于一蹶不振。从薛延陀在叛离后敢于反攻东突厥，以及相继击破颉利本部和突利、拓设，连赢三仗不难看出，分裂出去的薛延陀诸部族是原东突厥各部中战斗力较强者，这样一支强大力量的叛离，自然令东突厥汗国的实力严重折损。薛延陀与东突厥部民的生活习性相同，对草原上有限资源的争抢决定了他们必将成为不死不休的敌人；而迅速镇压叛反者，从而杀鸡儆猴，防止其余部落也加以效仿的客观需要，也决定了东突厥必须倾力将其消灭，因此双方从627年开始的内讧是你死我活的决战，内耗十分严重。颉利可汗先后三次派遣大军对薛延陀进行讨伐，再也无暇南侵，这也是唐朝从627年突然不再遭受突厥人攻击的真正原因。

　　薛延陀歼灭了欲谷设统率的十万大军，又得其部众，这已经令东突厥伤及根本；后来又先后击败了拓设和突利所部，更是令其元气大伤。东突厥强盛时，控弦二三十万，但欲谷设被歼灭的十万人、叛离的薛延陀诸部，以及拓设和突利所部的折损加起来，就已经有二十万上下，再减去始终率部游离于颉利统治之外的郁射设所部，可战之士恐怕已不到十万。再考虑到多年天灾和内乱导致的部众散失，以及与薛延陀连年交战引发的伤亡，等到628年突利和郁射设联袂投唐之后，颉利可汗所能调动的应该只有寥寥几万人了。（拓设与郁射设是亲兄弟，史书中并未记载他后来的情况，多半是随郁射设一起降唐了）

　　到了629年，颉利已然众叛亲离，东突厥汗国剩余的力量恐怕还不到三年前南下攻唐时的两成，而且人心惶惶不安。内忧、外患、天灾，使东突厥这个曾经让周边所有国家颤抖的草原帝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堂堂的北亚强国在与唐战事未展之前就已四分五裂，陷入极其不利的困境之中。据《资治通鉴》卷193记载，代州都督张公谨认为，此时的突厥汗国已是唾手可得，因而上书请战：“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

　　从张公谨的求战书不难看出，东突厥此时已不堪一击。其实东突厥在628年时就已经窘迫非常，唐帝国在621年七月便已削平群雄，“以天下略定，大赦”，但由于突厥人的庇护，始终不敢对唯一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发动攻击，天下一直未能一统。然而到了628年，情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据《资治通鉴》卷192记载：“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图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于是唐帝国于“贞观二年，平梁师都”（《旧唐书》卷42）。由大唐敢于向梁师都发兵能够看出，此时的唐廷高层对东突厥已毫无忌惮，而事实证明，张公谨和唐廷高层的这种判断是正确地。之前突厥人频频南下，大多势如破竹，唐军在主场上仍然败多胜少；然而到了628年时，唐军却竟然能在客场中大破突厥援军，显见此时突厥兵的战斗力已经大为下降。

　　5、落井下石

　　眼见天赐良机，唐太宗便动了落井下石之念，他虽然也曾在朝堂之上言之凿凿地宣称什么“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但这只不过是他在军事准备尚未做好前的慢敌之策，并假惺惺地伪装仁厚信义罢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是否“有罪”还不是全看人的心意而定？等他做好了战争准备，又发现东突厥的处境已变得更加凄惨，进攻可操胜券之后，便赶忙授意代州都督张公谨，让其为东突厥罗织了一长串罪名，然后便大举进攻。

　　此时的东突厥已经走到了亡国边缘，即使唐朝始终不出兵，也已撑不了多久了。当薛延陀刚刚叛出东突厥时，颉利可汗曾数次主动遣军攻击，当时的东突厥才刚刚走向衰落，却仍然远非薛延陀军的对手。到了629年时，人心动荡的东突厥非但无力再发起进攻，甚至连自保都无法做到。事实上，早在唐帝国对东突厥发起这最后一击之前，东突厥在漠北的根基就已丢失，连其老巢（突厥大牙）於都斤山都被薛延陀攻占，颜面尽丧的颉利可汗最终只能将王帐退移到铁山一带，这也正是史料中所载的唐军与东突厥军的交战均发生在漠南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仅仅是薛延陀汗国，就已经令东突厥朝不保夕，大唐自背后的夹击只不过是最后一推而已。

　　629年八月，李世民决定以李靖为帅，北伐突厥。为了配合这次的军事行动，夏州都督窦静“潜令人间其部落，郁射设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旧唐书》卷65）。郁射设是东突厥王族的核心成员，他的投靠不仅令唐军实力大增，更令其对东突厥内部的虚实了如指掌，未战已获先机。由于遭到薛延陀和唐朝的前后夹击，东突厥汗国腹背受敌，战略空间所余无几，局面极其被动，大部分部落对未来已毫无信心；而传统的王庭所在圣地被薛延陀攻占，更是令东突厥的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诸部眼见连郁射设和突利这样的统治阶层都相继倒戈投唐，人心自然更加浮动。据《资治通鉴》卷193记载：“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东突厥的崩塌之势至此已无法遏止。

　　629年十一月，唐帝国发兵十余万，分四路出击东突厥。在出师时，唐廷宣布了极为优惠的招降政策——“凡一人出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受大官。”东突厥各部本就对颉利可汗的正统性抱以质疑，又对其施政感到不满，大多早怀异心，因此大唐的封官厚赏令很多部落的斗志迅速瓦解，大量部落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就归附于薛延陀或唐朝。与此同时，漠南华人也趁机起事，配合夹攻突厥，东突厥汗国积累多年的各种矛盾此时总爆发，汗国内部千疮百孔，轻轻一碰便会土崩瓦解。大唐选择于此时出兵北伐，实在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6、东突厥汗国的灭亡

　　在定襄之战爆发前，东突厥已经虚弱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据《旧唐书》卷71记载：“三年，（李靖）转兵部尚书。突厥诸部离叛，朝廷将图进取，以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以逼之。”未及接阵，突厥人已经“大惧”、“一日数惊”，与从前悍不畏死，精锐剽勇的表现大相径庭，显然内乱、天灾和外敌薛延陀的威胁对其影响极大，军队已经远不复当年之勇。630年，李靖率所部进攻定襄，据《旧唐书》卷71记载：“靖候知之，潜令间谍离其心腹，其所亲康苏密来降。四年，靖进击定襄，破之，获隋齐王暕之子杨正道及炀帝萧后，送于京师，可汗仅以身遁。”连颉利的心腹将领康苏密都被策反，这充分证明了当时的东突厥人心惶惶，皆无斗志的情景。此役突厥大败，据《资治通鉴》卷193记载：“颉利既败，窜于铁山，馀众尚数万”。从颉利“仅以身遁”能够看出，定襄之战突厥人败得极惨，以致连重要人物，旧隋的萧皇后都为李靖所俘。颉利逃至铁山后，又聚集起数万人，笔者猜测，这是他原本部署于汗国北部，防御薛延陀的部队。也正是因为薛延陀频频进攻，迫使颉利将所余不多的精锐主力置于北部防御，李靖在定襄才会赢得如此轻松。

　　在627年之前，突厥人频频入侵，在于唐军的交手中，取得了绝大多数的胜利，即使战败，损失也不大，然而在定襄之战中，参战的突厥军竟然全军覆没，显见其战斗力已大不如前。就在三年多以前，东突厥汗国尚能轻易出动二十万大军（国中还有大批随时可以征召的牧民做储备兵源），一直打到长安脚下，唐军完全不能抵御；可随着大将康苏密率部叛离，局势日益恶化引发的大量部族离散，此时的颉利可汗拼凑所有力量，也不过只余五六万战斗力低弱的残兵，被唐军赶着打。世事变幻之无常，委实令人喟叹。

　　据《旧唐书》卷71记载：“自破定襄后，颉利可汗大惧，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其实这则记载有不当之处，在退保铁山和遣使请罪之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据该卷记载：“（李勣）至云中（今大同），与突厥颉利可汗兵会，大战于白道。突厥败，屯营于碛口，遣使请和。诏鸿胪卿唐俭往赦之。”可见李勣所部又于白道（今呼和浩特附近）攻击了这数万突厥败兵，胜之，颉利率残部败退至碛口。此时前有唐军，后有薛延陀，颉利可汗兵力无多，腹背受敌，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大可汗此时已经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得向唐朝服软请罪。据《资治通鉴》卷193记载，颉利可汗“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准备以自身为质，带领余部甘当唐朝的藩属，姿态摆得极低。然而颉利可汗低估了李世民的狠辣，当初太宗父子臣事突厥多年，结果等到了东突厥内乱这一千古良机，竟然咸鱼翻身，如今又怎么可能效妇人之仁，给他留下翻身的机会呢？

　　面对东突厥的请和，唐太宗断然决定趁人之危，痛打落水狗。不过李世民生性狡狯，并不直接拒绝，而是假意允和，还装模作样地遣鸿胪卿唐俭前往碛口洽谈，藉此来诓骗麻痹对手。据《旧唐书》卷71记载：“靖揣知其意”，决定对突厥残部发动偷袭，其过程在《新唐书》卷116中有所记载——“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

　　显而易见，李靖比副将张公谨更明白李世民的小心思，张公谨认为背信弃义不妥，但李靖却知如此方合上意。由于唐廷派遣的议和使臣唐俭此时尚在突厥营中，颉利可汗就轻信了唐朝的和谈烟幕，以致于毫无战争准备（“颉利见使者，大悦，不虞官兵至也”），结果唐军逼近至王帐仅仅七里处才被发觉，于是“贼营大溃，颉利与万余人欲走渡碛。勣屯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渡碛，其大酋长率其部落并降于勣，虏五万余口而还。”由于切断了退路，突厥人难以脱逃，因此唐军的收获也颇丰，据《旧唐书》卷71记载：“靖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战事结束后，李靖纵兵大掠，据《资治通鉴》卷193记载：“五月，御史大夫萧瑀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弹劾他“持军无律，纵士大掠”，李靖“无所辩，顿首谢”，显然萧瑀所述无虚。

　　在绝境之下，各部酋长皆无抵抗之心，唐军没费什么劲就将颉利麾下十余万部民迫降。“颉利乘千里马将走投吐谷浑”，据《旧唐书》卷113记载：“及颉利为李靖所破，独骑而投之，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从“独骑而投之”不难看出，碛口的这几万部队已经是颉利可汗能拼凑起来的最后一支力量了。由于北方的退路被薛延陀切断，他只能向西逃遁，途中投奔于突厥小可汗苏尼失，结果被执送唐军。然而在《旧唐书》卷71中，却曲记为“颉利乘千里马将走投吐谷浑，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之以献”，导致很多人误以为颉利是被唐军追击所擒。

　　此次唐朝对颉利可汗发起的军事行动异乎寻常地顺利，原因有如下几个。一是颉利可汗强登汗位，没有合法的继承权，其号召力远逊于之前的历任可汗，突厥内部人心不安，很多人不肯卖力死战，军队战斗力大降。而随着战事不利，诸部部民和士兵更是纷纷离散倒戈，最终连颉利的亲信部众也人心惶惶，没了死战之心，各自谋求本部族的后路。二是大规模的内讧令颉利可汗麾下的力量仅剩十之二三，大不如前。三是薛延陀和突利、郁射设这三方势力给颉利本部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其将所剩无多的力量再次分散，进一步削弱了手中的兵力。四是颉利可汗低估了李世民铲除自己的决心，结果被缓兵之计所骗，猝不及防下被击溃，还被抢先断了后路，没能率部逃走，失去了继续顽抗的可能。

　　7、东突厥并非亡于唐朝之手

　　至此大唐曾经的宗主国东突厥灭亡，这场胜利让唐朝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一直对北部草原居于优势地位，李世民也因之得到了“天可汗”的尊号。贞观时期的唐军被如今一些人误认为强大无匹，无坚不摧，其主要原因就是灭掉了东突厥这样一个曾经的强国，并夺占了其强盛时打下的大片土地，并大幅扩张了势力范围。一些人还以唐朝能够轻松灭亡东突厥为据，论证630年时，唐军的战斗力就已经非常高，这些其实都是并不客观的认知。

　　东突厥汗国确实曾经强大过，一度是北亚地区的霸主，然而630年的东突厥已经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像这种程度的对手，不要说是隋、宋、明、清这些强大帝国可以信手而灭，连与唐朝同一时代的吐蕃、契丹、大食都能弹指而下。一些人先提起东突厥强盛之时的辉煌，再紧接着大加渲染唐军如何轻松将东突厥灭国，却独独“忘记了”叙述这中间东突厥的内乱和衰弱，将前后实力天壤之别的两个东突厥刻意混为一谈，这无疑是一种可耻的偷换概念。

　　唐史学家吴玉贵曾在论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写道：“东突厥汗国的覆灭与其说是唐朝武力征讨所致,倒不如说是突厥内部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到唐太宗决定对突厥用兵时，统一的东突厥汗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唐太宗发动的战役，不过是起了收拾残局的作用。与隋朝比较而言，唐初对东突厥用兵的规模要小得多。分裂的东突厥诸部在突厥汗国的覆灭过程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事实与吴玉贵的说法完全吻合。在唐朝灭亡东突厥的整个过程中，并未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战役。东突厥强盛时拥兵数十万众，可唐军在碛口之战中仅仅斩杀万人，就令其冰消雪融，兵微将寡的颉利可汗甚至连像样的抵抗都没能做出，就已经被彻底击败。显而易见，唐军所击败的不过是一具一碰即倒的空壳罢了。据《资治通鉴》卷192记载：“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大雪对游牧部落向来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为了应付天灾，草原上饥荒泛滥，最终竟沦落到“种落尽叛，六畜无余”的悲惨境地。鸿胪卿郑元璹出使东突厥，窥测到了不少内情，回来后便向唐太宗奏报：“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侯。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在郑元璹眼中，即使大唐不出兵，东突厥也最多只能再撑三年了，这种看法也与唐军后来闪电般轻松灭亡东突厥的事实不谋而合。显而易见，唐朝此次出兵，不过是相当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些人将压垮骆驼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大唐的出兵，无疑是非常无稽地。

　　对于东突厥而言，唐朝毕竟是农耕民族，之前又是自己欺负劫掠的对象，威胁较小；反倒是叛离的薛延陀在生活模式上与自己极为相近，势必会前来争抢草场和部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东突厥和薛延陀彼此间形成了生死存亡的致命威胁，北方草原上的双雄，绝对不可并立。正因如此，东突厥第一时间就出动了自己最精锐的部队，然而十万主力精骑的覆灭却动摇了汗国的根本，之后突利、拓设相继战败，实力大损的东突厥自此失去了主动进攻之力，被迫转为防御。此后薛延陀频频主动对东突厥发起攻击，蚕食其剩余的土地和部族，令其元气大伤。与此同时，东突厥又遭遇了天灾，迅速衰颓，等到唐朝出兵时，已经奄奄一息。就在这样的困境下，这个羸弱不堪的帝国还不能集中精力抵御唐军，而被迫要将主力放在北面防备薛延陀，这也正是唐军能够轻松灭亡东突厥的主因之一。

　　唐朝虽然号称灭掉了东突厥，其实只不过是消灭了少数颉利可汗的直系势力而已，直到颉利遭擒，东突厥彻底灭亡，原来那个东突厥汗国中的大部分部族其实都还完好无损，也没有与唐军做战，只是投靠了新阵营而已。其中一部分归附了唐朝，更多的则早在唐朝出兵前就已投靠了薛延陀。据《旧唐书》卷212记载，在630年时，“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由此可知，那些从东突厥叛出并组建薛延陀汗国的部落，再加上薛延陀趁东突厥崩解时吸纳的部众，数量非常庞大，其中仅能战斗的精兵就有二十万之多，部民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原本都是东突厥的主要实力。显而易见，薛延陀的叛离给东突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从“恐为后患”也能看出，李唐对东突厥的一个分支，新建国的薛延陀都非常忌惮，多方戒备，却没有能力像灭亡东突厥那样灭掉对方，甚至不敢主动出兵启衅。这也从侧面证实，唐朝这次击破东突厥，全靠对手自身出了问题。如果东突厥不内乱，薛延陀不叛出，唐朝对其根本无可奈何，按636年时的表现来看，甚至还远非其对手。

　　细察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东突厥是在唐与薛延陀的前后夹击下覆灭地，颉利可汗身边最后的力量也是被唐军击溃，他最终也落到了唐朝手中，但说起对东突厥的军事打击，其实主要是由薛延陀来完成地。薛延陀不仅分走了东突厥的二十万精兵，还倒戈而击，消灭了汗国剩余兵马中的主力。而忠于颉利可汗的主力兵马的损失，又加剧了剩余各部叛离逃散的进程。显而易见，东突厥实是亡于薛延陀之手，大唐只不过是捡了个漏而已，并非倚靠自身独自取胜，最多也只能说成是“在一些东突厥原部族的帮助下，击败了另一些忠于颉利可汗的部族”。然而在史书上，唐王朝却独占了灭亡东突厥的光环，如今的一些评论者更以颉利可汗最后的残破力量是被唐朝所击破为据，竭力夸大唐军的胜利，淡化薛延陀与东突厥在之前连年大战的事实，以致于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如今只知道大唐灭东突厥，武功强盛，却连给东突厥带来真正致命打击的薛延陀都没听说过，让大唐窃取了薛延陀的武勋。

　　大唐在与突利、郁射设、薛延陀三家联军后，轻松快速击灭东突厥，此举既是抓准时机，攻敌虚弱；也是趁人之危，投机取巧。然而无论是用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来描述此事，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在灭东突厥的过程中，唐朝并没有打过什么硬仗，更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击败这样一个羸弱的对手，并不足以证明唐军的战斗力很强大。事实上，由于唐朝并不真正具备击败强盛时的东突厥的军事实力，获得的胜果颇有些投机取巧，因此后来对北部草原的控制颇有些力不从心，统治摇撼不安，这也为东突厥遗民后来起事复国，并再次祸乱中原埋下了隐患。

　　682年，在突厥各降部中，有几千牧民起事反唐，并在不断大破唐军中逐渐壮大，并且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到686年时，唐军已经被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处境极为凄惨狼狈。之后后东突厥又向北扩张，频频胜捷，兼并了漠北大量的突厥部族，实力进一步大幅扩张，后东突厥汗国强盛一时，雄踞于整个北地。据《资治通鉴》卷206记载：“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可就算是此时能够随意欺凌大唐的后东突厥，也不过就是达到颉利可汗统治时期的水准（“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新唐书》卷228）。唐军在630年时能够轻而易举灭亡东突厥，682年之后却被实力尚不如颉利的后突厥打得抱头鼠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大唐府兵战斗力的下降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630年的东突厥，已经在连年内战和天灾下接近灭亡，和“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这句话中描述的内乱前的东突厥是完全不同地，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唐灭东突厥纯属投机取巧。

　　而右拾遗陈子昂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中亦曾言道：“（李靖）因机逐便，大破虏庭，遂系其侯王，裂其郡县……若失此机，事已过往，使李靖竖子，独成千载之名，臣愚窃为陛下不取也。”言语间对因击破突厥而获得“千载之名”的李靖颇为不以为然，认为李靖不过是平庸“竖子”，只不过“因机逐便”，趁人之危，逮了个便宜，才获得了超出其真实水平的战功和美名。陈子昂与李靖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彼此当无私怨，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他也不可能胡言乱语，既然敢于贬低声誉颇高的名臣，必然有所依据，因此他对李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地，李靖很可能确实得到了他本不应获得的殊荣。而这则记载也从侧面辅证了唐灭东突厥确有投机取巧的嫌疑。

　　一些崇拜唐太宗的人总是对其灭东突厥的事迹津津乐道，好像全靠太宗英明神武，唐帝国才能够大展神威。其实国家的对外胜利，固然与君王有些关系，但更重要的影响源自国际环境，以及两国间国力和军力的比拼，帝座上的人都有一群文臣武将辅佐，谁也不会轻易办出蠢事，其举措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因。在征伐高句丽时，被后人大加吹捧的唐太宗铩羽而归，可被普遍认为庸碌无能的李治却达成全功，将古国高句丽灭亡，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逻辑矛盾，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把对外军事胜利与帝王英明神武挂钩的肤浅认识。事实上，李治能够灭掉高句丽，也是因为其国中内乱，此时谁坐在帝座上都能实现这一点。同样的道理，在碰到东突厥自行崩解的绝佳时机后，无论高坐于太极殿上的君王是谁，无论他英明神武还是软弱愚蠢，唐帝国摧毁那个千疮百孔的游牧部落联盟都是轻而易举之事。而如果东突厥不发生内乱，那李世民就算真像史官们吹嘘得那样精明英武，治国有道，也根本对其无可奈何。

　　事实上，唐太宗的运道实可谓前无古人。如果东突厥不内乱，至少在二十年内，唐朝将会一直活在其阴影和欺压之下，李世民也将成为宋高宗那样的无能形象。其实做为一个权力的继承者，无论是能力还是成绩，他都比几乎是白手建国，在强大的金国铁蹄下，为汉人文明保住一片净土的宋高宗要差得多，可如今二人的形象却判若天渊。自废墟中建立南宋，令金人不敢南下，却不幸面对强大的金帝国，无力北伐的宋高宗被骂得狗血淋头；而曾经主持勾连突厥，在渭水前“倾府库”花钱买平安的唐太宗却被誉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封建君王的翘楚。如此鲜明的反差，不能不让笔者为幸运之神对某些人的偏袒和眷顾，以及后世之人因为看不破这一点而盲目崇拜的浅薄感到喟叹。

　　8、绝佳的运气

　　东突厥在内乱前是北方霸主，因此唐朝在将其灭亡后声威大振，漠北很多原本依附于东突厥的小部落转而归附唐朝，唐廷在北方设立了六个都督府，用于管理内附的十几万突厥人，对北方的控制区域大大扩张。灭东突厥这个重大胜利成为唐朝史官和如今一些人吹捧唐太宗的主要本钱，很多人将李世民比作勾践这种忍辱负重的英雄，将他“倾府库”向侵略者进献财帛的屈辱行为、懦弱表现，全都冠以“卧薪尝胆”、“审时度势，不逞一时匹夫之勇”之类借口。不少人认为，正是因为李世民在“渭水之耻”后痛定思痛，韬光养晦，令大唐的国力大增，唐军的战斗力也日新月异，由昏君李渊时期的低弱水平，一跃而后来居上，反倒远远凌驾于突厥狼骑之上，李靖这才能仅以一万铁骑就纵横突厥，擒其首领。

　　最终的胜利遮蔽了一切，把李唐之前的称臣、纳贡、献女、出卖子民、空府库等屈辱行为尽皆掩盖，好像它们都从未发生过一样。很多人甚至还暗示，630年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李世民的深谋远虑下早有预见的计划，似乎唐太宗在“渭水之耻”时便早已预料到自己很快便能洗雪前耻，因此才坦然受辱，其实这些都是瞎扯淡。626年时，突厥人还势如破竹般杀到长安城下，大唐以举国之力不能相抗，最终被迫“倾府库”，向突厥人缴纳了海量金帛才得以苟存，在短短四年之后，却能轻松就将曾为北亚霸主、地广万里的东突厥灭国，这样剧烈的角色转换，用“唐朝自身实力提高”这样的牵强借口又岂能解释得通呢？

　　谁也无法让一个国家的军事水平在区区四年中就脱胎换骨，更不可能令国力在四年中有质的飞跃，更不要说626至630这四年，正是李世民刚刚篡位上台，大唐内部暗流涌动，人心不稳的四年。其时李渊、李建成的残余势力正蠢蠢待发，试图救出被囚的李渊，重振朝纲，一些激进者甚至直接与太宗决裂（如燕郡王罗艺起兵为李建成复仇、幽州都督王君廓转投突厥等），李世民稳固帝座尚自不暇，又哪有太多余力去建设国防？又怎敢大刀阔斧地改革？他的政令又有多少能够顺利下达？在这样的四年中，李唐的国力和军事力量又怎么可能有大幅的提升，不因内讧而衰落就不错了。

　　显而易见，唐朝之所以能在630年灭亡东突厥，并非靠着自己兵锋犀利，而是钻了在渭水之盟次年降临草原的大天灾，以及突厥汗国内部大分裂的空子，这些又岂是李世民在渭水之辱时所能预见到的？据《旧唐书-李靖传》记载：“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显见李世民是在看到突厥内乱虚弱后，才临时起了进取之心。事实上，东突厥若非连续遭逢三次大规模分裂，又遭遇大灾，李唐想由被动转为上风可以说是难如登天。能在630年灭亡东突厥，这恐怕是李世民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为了给唐朝遮羞，一些人将李渊、李世民当年臣事突厥一事解读为“权宜之计”，硬往这父子二人脸上贴金，说得好像突厥人是一群傻小子一样，李渊父子则运筹帷幄，在称臣之初，就定下了“先利用突厥人扫平群雄，之后再反奴为主，大抒胸臆”的策略。事实上，在李渊称臣之时，突厥人还很强大，想翻身谈何容易？李家父子肯定做的就是长期做对方小可汗，臣属国的准备。对于这些野心家来说，“国家”、“忠诚”这些概念并不坚固，只要能得到权力，就算永远当突厥人的狗也会干。说白了，李渊和李世民原本就是石敬瑭那样的“儿皇帝”，靠称臣突厥篡夺了大隋江山。建国后想摆脱突厥人，却又无能为力，只好频频受欺受辱。只不过李世民的运气比较好，很快就遇到了宗主国内乱的良机，得以趁机将这个主子颠覆罢了。如果东突厥没有发生天灾和内讧，始终保持626年的水准，那李世民的“忍辱负重”恐怕就要一直“辱”下去了，甚至之后还可能有更屈辱的事儿发生。为了保有权势，他同样只能让老父李渊一样唯唯诺诺，到时恐怕整个中原都会长期沦为突厥兵的后花园，任由其抢劫洗掠。

　　简而言之，如果背主卖国的李家父子能被洗白，那从古到今所有的叛徒、降将、卖国贼，怕是有不少都能翻翻案了；如果投靠异族的可耻行为能用“暂且隐忍”四个字搪塞过去，那吴总兵、汪主席又何尝不能变变形象？吴三桂后来也反了，还打着兴复汉室、驱除鞑虏的旗号，只是功败垂成而已，为什么我们就不用“卧薪尝胆”这样的借口去维护他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最终卧薪尝胆的成败结果不同，吴三桂和李世民在道德上就有了天渊之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