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敬重、严谨、认真心态书写成的正体文字，我们称之为“敬体书”。比如抄录圣贤典籍，书写碑文、墓志，写经以及题写殿宇匾额等等，目的在于歌功颂德或留传彪炳后世，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而“便体书”是一种相对随便、自由率真，以记事为主要目的、带有私密性质的日常书写。它追求便捷，形体草率，个性凸显。在文字演化和书法发展过程中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是后人学习追求书法自觉的一种重要书写形态。
汉字的创造有着神秘的传说，如创造者仓颉“四目灵光”；《淮南子· 本经训》则载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许慎《说文解字叙》则作了比较理性的分析：“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因此对文字以及书写，人们势必会怀有敬畏之心，特别是在等级社会会更加强调这种礼仪。在长期的文字书写应用发展过程中，对书写内容、授受对象等都形成了一定的礼仪规范。
“敬”是中国古代一种社会礼仪，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处世法则。《说文解字》曰：“敬，肃也。”《论语·子路》篇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季氏》篇又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都强调了“敬”的重要性，在现存的先秦古玺中，也有许多“敬事”的吉语印。又随着中国科举制度的兴盛和各种文书制度的建立，持敬、敬事和慎行等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处世原则。它是社会礼仪的集中体现。而人们对于中国文字的看法，无论从识读，还是书写，或是留传，也无不体现出“持敬”的思想。
目前所见最早的“敬体书”文字，应属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将卜辞等契刻在龟甲、兽骨上，内容大都是王族处理国家大事、对出游狩猎等事件进行卜卦。这些内容均被视为上天、神灵对某事的判断、征兆，也是王族和臣民敬天地鬼神的标志。甲骨文尽管是文字发展的初始阶段，带有明显的象形特征，但它已是比较严谨的字体。甲骨文的创作者均为当时的史官或巫师（卜官），他们在上层贵族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因此甲骨文代表着官方的正统文字，刻字过程从心理上分析，也是带有一种敬畏的感情。
到商周时期，礼乐兴盛，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尤为凸显，这从传世的各类青铜器上可以找到明确答案。青铜器是人们祭祀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器物，主要流行于上层贵族，其制作精良，纹饰精美，不少器具上还拥有铭文，被后人称为“吉金文”，内容大多为颂扬功绩、祭祀祖先、护佑子孙。这些青铜器文字书写非常严谨、浑穆端重，是典型的敬体书。此外，记录秦王狩猎的《石鼓文》是先秦标准籀文的活化石，更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基础；秦统一六国后曾五度到全国各地巡游，都有刻石记载，今天能见到的《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拓片，都是那个时代“敬体书”的代表。
在汉代隶书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经典名碑，是人们师法隶书的主要对象。这些在当时都属于标准化碑刻，也应该出自当时善书者之手，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出自书法名家。从碑文内容来看，大多数是歌功颂德之语或典章制度，具有公共赏读传播功能与传世目的，因此字体较大、书写严谨且石材上乘。这些汉碑给后世学书者，建立起汉隶的一种规范，也是属于在“持敬”背景下所呈现的、具有时代文字特色，并具有仪式感的正体书。此外，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各种刻石，包括纪功碑及墓志等等，无不是在持敬的心态下书写的，因此他们所采用的书体，大多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准正体，都属于“敬体书”。
中国人历来有崇古、尚古的习惯，前代的标准正体书，往往也为后代书家所崇拜、推崇。因此在书写中，前代的标准正体书也常被视为“敬体书”出现在刻石上。如汉碑正文用隶书，碑额用篆书。如隋唐的墓志铭，墓志盖用篆书，墓志铭则用楷书。至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文书制度的完善，读书人写字大多从楷书入手，取法欧、褚、颜、柳。这些都是敬书的表现。
在书法史上还有一种“敬体书”，那就是写经。佛教盛行之后，为传播起见，需要大量抄经手。公元六世纪初，我国就有了专门的写经机构，且纳入官府管理体制。如敦煌遗书中就有多幅武则天为其母祈福抄写的经文。从这些经卷上可以看出，写手恭敬虔诚、书法精美。其实不仅是经书抄写，在印刷术未发明或技术不成熟的时候，所有典籍都赖于手书笔录。尤其是典籍类文章，传抄过程中必须持恭敬心，字迹要端正、清楚，不能令读者产生歧义。现西安碑林的石经室，立有十三经刻石，是供当年读书人传抄校对经籍的重要场所。因此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较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文字的传抄。而文字的标准书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尽管标准书体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呆板，但中国的标准书体如楷书，经过长期发展和不同书家的锤炼，形成了工整美观、独具特色的正大气象。而这当中仔细观察体味，各家楷书也都有各自的风格面目，精彩纷呈。
楷书的发展，到明代又有了严格规范。明代科举制度对考生书写要求非常严苛，要求用工稳的楷书来书写，这种书体被后人称为“台阁体”。它是体现封建等级、符合皇帝审美趣味的书写形态，且影响深远。明代中书舍人一职专掌书写诰敕、典册诸事，温州人姜立纲即其中之一。他被称为“台阁体”书法的殿军，是继“二沈”之后的又一代表，被誉为山东曲阜孔庙第一碑的《成化碑》就出自他之手。姜立纲对日本的汉字规范化传播影响巨大，今天日本流行的许多楷书字帖就出自他之手。
从科举制度走出的清代名臣曾国藩，也是一位杰出的善书者。他终生坚持书法日课和读书，并把“敬”的思想贯彻其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七，他制定了一份详实的修身课程，在十二项内容中将“主敬”立为首位，他还在道光二十四年作了《居敬箴》等五箴。从曾国藩的书法来看，是典型的士大夫作品，追求端庄稳健、正大气象，许多作品体现了持敬精神。
与“敬体书”相对的就是“便体书”。赵壹《非草书》中评价草书“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虽然是在批判简而速的草书，但也说明他已看到除正体之外的“便体书”的存在而加以制止，说草书是“非常仪也”。但正是因为这种“草率无形”，成就了书法情感的体现。孙过庭《书谱》云“章务检而便”，“便”其实就是便捷、方便的书写。因此“便体书”相对于“敬体书”而言，追求快捷，相对随便、自由率真，如书写者的文字存稿、私人信札、记事、随便涂抹的文字等。这是表达书者个性的一种书写方式。因此两种写法表现在思想上，主要区别是一个遵循礼仪规则，一个追求自由发挥。
作者简介
张索，1962年出生于温州，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研究员，上海市文联委员，温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温州大学兼职教授等。作品百余次参加全国各类专业展览并多次获奖，出版有《张索印选》《持敬集》《汉字之美》《海派篆刻名家系列——马公愚集》《钵水斋书翰选粹》《中国篆刻聚珍——方介堪》等。曾获中国书法家协会“德艺双馨”称号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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