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运不济
行文至此，也许会有读者觉得，虽说公路运输受限，但为什么不能辅以空运呢？1950年18军进藏时，空军就曾组织过成规模的空投支援。到1962年时，我空军实力明显较建国初期强大，为何反倒不能组织空运支援呢？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面积240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从新疆、青海方向实施空运，航程过长。从四川成都方向支援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四川盆地群山环绕。虽然盆底平均海拔只有500米左右，可一旦过了雅安，地势陡然上升，从盆地跳跃到高原，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 500米，仅喜马拉雅山脉，就有有11座8 000米以上的山峰。7 000米以上的高山有50多座。由于海拔高，天气变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乌云密布。高山之间，云层的变化会产生强大气流，从而使飞机经过时很难操纵，极容易造成撞山、坠毁事故。
抗战时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开辟的驼峰航线，只是从青藏高原边沿飞过。但即便如此，第14航空队在3年多的时间里，坠毁运输机近600架，牺牲飞行员1 500多人。相比之下，要从成都方向空运支援中印东段边境战场，就必须飞入青藏高原腹地。驼峰航线飞行高度不到5 000米，而康定南边的贡嘎山高7 556米，北面的大雪山高度在6 000米以上，飞这条航线的飞机必须将飞行高度提高到7 000米以上，致使载重量锐减。
1962年时，当雄机场虽已建成，但该机场系土质跑道，载重力低，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更不能起降歼击机，不具有真正的后勤运输意义和防空价值。况且我国当年尚无能力在西藏高原建立飞行导航网和雷达保障网，也缺乏航图。在此种情况下，安全飞行都无保障，大规模空运更是困难重重。
50年代初期支援18军进藏的空运行动，从1950年4月持续至1952年11月。初期使用了9架C-46和1架C-47，1951年增加了35架伊尔-12和3架C-46。这期间共出动了1 282架次，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向康定、甘孜、昌都、太昭等地空投各种物资2 326吨。也就是说，32个月时间里，平均每月出动40架次，日均出动1.3架次，平均每架次载运物资1.81吨。
■C-46，C-47，伊尔-12
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从成都飞往康定、甘孜、昌都、太昭的空运量，如果从成都飞往中印东段边境，平均航程至少要增加1倍，而每架次载重量至少要减少一半。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虽然从规模来看，中国空军已是世界排名第三的空中力量，但却是支典型的防御型空军。突出表现在歼击机占比极高，轰炸、强击等进攻性机种明显不足，至于运输机这样的保障部队，力量就更孱弱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严重缺乏外汇，与苏联的关系也众所周知，航空燃油、滑油及航空器材进口严重不足。连空军优先保障的歼击机部队，飞行员平均年飞行时数，曾降低至不足30个小时。作为颇吃航材的“油老虎”，运输机部队出动率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的中国空军，共有C-47、C-46、里-2、伊尔-12、伊尔-14这五款运输机。C-47早在开辟驼峰航线时，就被证明不适宜高原飞行。支援18军进藏空运行动时，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购自苏联的里-2系DC-3（C-47的民用版本）仿制品，高原性能还不如原型机。建国初期，通过战场缴获和国民党空军及民航起义，我军保有18架高原性能尚好的C-46运输机，但初期只有9架能飞，后来又想办法修复了3架。但经过10余年使用，到1962年时，C-46机队的完好率及出动率，不可能比50年代初更高，估计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凑出5架堪用的C-46。
50年代初，我国进口了42架伊尔-12。1956年，又从苏联进口了49架伊尔-14。这两款机型，中苏反目后按妥善率80%计算，有72架能飞。其中有一些必须执行要员运输及民航客货运运输任务，那么能集中到西藏方向的，能有40架就算顶天了。、
以上45架堪用飞机，如果按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每架只能载运1吨物资空投至中印边境东段战场来看，全部机群出动一次也只能运送45吨物资。且不说空运行动是否会受到印度空军威胁，空运行动本身很大程度上是要“看天行事”的。青藏高原气象条件本就复杂，诸多山口更是变幻莫测，有不少堪称“鬼门关”，甚至被视为“空中禁区”。因此，我运输机部队的实际出动率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可能并不会比1950年至1952年支援18军进藏空运行动的出动率更高。就算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将出动率提高一倍，达到日均2.6架次，那么每日运送的2.6吨物资相对于地面部队需求来说，即便不是“沧海一粟”，也是杯水车薪。
就敌不通
既然公路运输和空运皆困难重重，那么，我军能否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样，以战养战，主要补给取之于敌呢？
关于这个问题，先看我方公布的1962年对印边境自卫还击战缴获数据：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37辆、88毫米加农炮13门、88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山炮12门、106.7毫米迫击炮27门、106毫米无后座力炮6门、81毫米迫击炮142门、51毫米迫击炮144门、轻重机枪631挺、长短枪5 772支、火箭筒112具、枪榴弹发射器（掷弹筒）32具、枪弹4 120 591发、炮弹79 720发、手榴弹16 921枚、地雷14 848枚电台（报话机）520部，炮兵观测仪等其他器材735部（具）。
这份缴获清单看似不少，而且缴获的枪弹、炮弹、手榴弹及各种枪械、火炮数量，都明显超过了我军的战斗损耗。但实际上，由于我军进展太快，部队缴获物资后，往往只匆匆统计个数量上报战果，却腾不出人手看管物资，因此许多列入缴获的物资实际上在后撤时并未能悉数收集齐，诸多物资散失了。
战后，我军将收集到的缴获物资全部交还印军，印军清点签收的物资清单如下：苏制米-4直升机1架（堪用）、英制“水獭”运输机1架（严重损坏）、美制M3A3坦克2辆（缺少零件）、汽车117台（50台完好、67台缺少零件）、英制88毫米加农炮3门（2门缺少零件、1门严重损坏）、英制88毫米榴弹炮18门（14门缺少零件、4门严重损坏）、英制75毫米山炮6门（2门缺少零件、4门严重损坏）、英制106.7毫米迫击炮7门（缺少零件）、英制81毫米迫击炮54门（15门完好、36门缺少零件、3门严重损坏）、英制51毫米迫击炮75门（58门完好、17门缺少零件）、重机枪22挺（7挺完好、13挺缺少零件、2挺严重损坏）、美制7.62毫米坦克机枪6挺（缺少零件）、英制7.7毫米轻机枪261挺（223挺完好、26挺缺少零件、12挺严重损坏）、英制7.7毫米轻机枪备用枪管208根（全部完好）、加拿大制9毫米冲锋枪552支（488支完好、41支缺少零件、23支严重损坏）、美制7.62毫米半自动步枪30支（全部完好）、英制7.7毫米步枪2 105支（1 750支完好、306支缺少零件、49支严重损坏）、手枪57支（40支完好、12支缺少零件、4支严重损坏）、信号枪79支（71支完好、4支缺少零件、4支严重损坏）、美制90毫米火箭筒37具（26具完好、8具缺少零件、3具严重损坏）、掷弹筒、枪榴弹发射器12具（11具完好、1具缺少零件）、炮弹22 400余发（全部完好）、枪弹2 139 000余发（全部完好）、英制7.7毫米轻机枪弹匣2 181个（全部完好）、加拿大制9毫米冲锋枪弹匣950个（全部完好）、90毫米火箭筒弹137发（全部完好）、手榴弹19 357枚（全部完好）、信号弹500发（全部完好）、地雷1 895枚（全部完好）、美制空压机4台（3台完好、1台缺少零件）、推土机7台（6台完好、1台缺少零件）、英制压路机1台（缺少零件）、发电机4部（1部缺少零件、3部严重损坏）、油机2部（全部完好）、电台6部（1部完好、5部严重损坏）、步话机10部（8部完好、2部严重损坏）、电话机7部（1部完好、6部严重损坏）、电池10箱（全部完好）、望远镜30具（全部完好）、降落伞400顶（全部完好）、铁丝网280余捆（全部完好）、园锹、十字镐350把（全部完好）、油桶757个（497个完好、260个破损）、电线5 600米（部分完好）、其他军用器材（包括钢盔、降落伞绳、观察、通信、工兵器材等各一部）、军用大衣、毛毯1 973件（全部完好）、军服2 760余件（2 410余件完好、350余件破旧）、蚊帐、被子、床单等720余件（全部完好）。
也就是说，我军实际收集到的印军物资不仅是万国牌，而且有许多已经不堪用了。当年我军装备已实现制式化，缴获至印军的万国牌装备与之不兼容。让我参战部队脱离已方体系依托，为这些杂色装备重新构建一个无比复杂的使用、维护体系，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当然，缴获自印军的给养还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但问题是，那点缴获的粮食够吃多久？吃完了咋办？
明智选择
综上所述，与其等大雪封山后，让已前出脱离我军后勤保障末梢的参战部队弹尽粮绝，被围上来的印度援军活活拖死，耗死，变大胜为惨败，不如大胜之后见好就收，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决策，着实没毛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撤军的举动，将沉重的后勤包袱扔给了印军。出于战败后的心理恐惧及面子考虑，印军此后极大加强了中印边境的军事存在。当地远离印度的经济及工业中心，虽说印军迫于后勤压力，不得不将边境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平原地带，只在前沿据点维持部分兵力存在。但问题是，这些前沿据点受喜马拉雅山山势所限，呈现出宽正面、浅纵深，只能沿山谷排列“一字长蛇阵”的特点，战时难以横向支援，印军也极难横向机动。而且由于藏南地区是迎风坡，当地晴天少，雨天多，终年云遮雾绕，湿度很高，对印军的粮食、军火等物资保存相当不利。前沿据点的印军必须依赖于山下长期、大量补给才能存活。这些物资只能通过山间简易公路艰难向上进行。藏南地处迎风坡，一年有半年是雨季，山间小路水毁严重，维护工程量很大。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印度的国力、军力消耗很大。
更为重要的是，印军耗费如此多的资源维持的中印边境军事存在，却处在一个“攻不能攻，守不能守”的尴尬境地。因为解放军守住了各山口，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印军只能沿着有限的通道向上仰攻，无法迂回包抄，硬打硬拼不仅毫无胜算，而且对后勤运输线来说不堪重负。如果转入防守，那一条条沿山谷纵向排列的“一字长蛇阵”，实际上与1962年别无二致。和置身事外的各路政要和评价家不同，印军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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