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是一年一度的青年节。犹记得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领袖李大钊先生洋溢着激情的论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作为青年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学习途径。
为了配合节日主题，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聚珍12点·午间日读书”于当日展开直播活动。《张居正与万历皇帝》责编董洪波和《万历传》责编吴艳红一道向大家讲述大明首辅张居正的成长历程，体会一代大政治家对于家国兴衰的责任与担当。
一
青年张居正的才志与秉性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寇公（顾璘）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又解束带以相赠。“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日，“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当时）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
二
张居正进入政坛时的政治形势
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一位是嘉靖帝，一位是万历帝。明朝的皇帝很有个性特点，嘉靖帝最大的特点就是崇信道教。他把权力委托给内阁大臣，自己则躲在宫里，和一群道士一起修炼。在举行道教仪式时，需要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使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的，因而又叫青词贺表。当时涌现出一批因善写青词而受宠的臣子。权臣严嵩就是最大的代表，《明史》中就说，写青词的话，除了严嵩，没有能让嘉靖满意的。因而严嵩有“青词宰相”的美名。严嵩之所以能得到嘉靖的信任，专擅朝政二十年，这是其中的一个奥秘。
张居正进入政坛时，正是严嵩、严世蕃父子呼风唤雨的时候，形成了一个以严氏父子为中心的巨大权力网络。严氏父子在卖官鬻爵、聚敛财富、排斥异己等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一个说法叫做：“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可见严嵩的恶劣影响。当时的言官虽然也有许多谏言，但嘉靖帝根本听不进去。
初出茅庐的张居正，想依靠才能获得皇帝的赏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上呈的一封《论时政疏》指出皇帝沉迷于道家，不理朝政，拒绝大臣批评批评，导致政局紊乱，结果完全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另外有一件事也刺激到他，就是先前的内阁首辅夏言受严嵩陷害，而被处死。严嵩平日里对夏言毕恭毕敬，利用嘉靖帝对夏言的不满，说他是收复河套地区的幕后指使人。皇帝对此本来就持消极态度。夏言未能审时度势，加上严嵩的谗言。导致夏言被当众处死。当时不知道张居正有没有现场观刑，但此事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堂堂内阁首辅竟然被当众处死，且罪名很难支撑。由此他深刻领略到官场权力斗争的险恶。等到严嵩父子权倾天下的时候，更是如此。难怪在张居正后来的回忆中，对于嘉靖朝的政治批评很多。
三
张居正如何一步步获居高位
前面讲到入翰林院未久的张居正，给皇帝的上奏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又亲眼见证首辅夏言在政治斗争中被处死的结局，触目惊心。对于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官僚来说，需要施展拳脚的空间。他看到老师徐阶在朝中过于小心翼翼，有一些不满，写信批评他说，如今政局衰颓不堪，放在古代，早就有人站出来进谏了，但是现在的阁臣却一句话都不敢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顾忌自己的权位而已。
张居正自己作为晚辈，也没有办法，虽然对严嵩有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甚至表面上需要敷衍乃至讨好，比如帮助严嵩起草过一些青词。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严嵩七十大寿时，张居正也写过俗不可耐的贺诗，诸如“声名悬日月”等。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关系里，张居正无疑是倾向于徐阶的。只不过，在他初步领略到官场的险恶和无奈时，倍感失望，绝意辞官回乡休养一阵。就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居正以身体欠佳为理由，辞官回乡休养。就这样，张居正居乡6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才重回朝堂。
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在逃避。但以后见之明，也可以说成是在规避风险，韬光养晦。之所以如此说，乃是因为张居正在家乡表面上过着悠游闲适的生活，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却流露出几分真心情。比如屡次言及对于京城政局走向的忧虑，并慨言“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可见他的自我期许和胸怀抱负。他绝对不甘于做一个阿谀奉承的小官。他需要大展身手的平台，更需要超越常规的权力，“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而这种机会，在严氏父子倒台后才有可能浮现。
张居正回到官场后，受到了老师徐阶的关照，被安排到裕王府，担任讲读官。因为按照惯例，皇长子裕王继承大统是早晚的事情。徐阶担任内阁首辅后，颇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味。在内阁办公室里写了一副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像严嵩那样独揽权力，而是让权力各安其位。在嘉靖帝驾崩后，徐阶拉拢张居正一起起草皇帝遗诏，促成了嘉靖帝、隆庆帝的顺利交接。而张居正也距离权力中枢有了更进一步的距离。
然而，就在嘉靖、隆庆之际，徐阶与另一位耿直的权臣高拱之间的矛盾也愈趋明朗化。高拱是一位能臣干吏，被认为是明朝最有作为的吏部尚书。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进入内阁。高拱性格耿直，与徐阶常有冲突，尤其对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瞒过同僚起草遗照耿耿于怀，于是多方面制造“倒徐”的舆论。可结果是朝中之人纷纷赞誉徐阶，弹劾高拱，导致高拱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官而去。但是徐阶不久也遭到弹劾，再加上与高拱亲善的隆庆帝本来就对高拱的离去有所不满，于是同意徐阶退休离去。
值得注意的是，张居正在徐阶的栽培之下，一年多的时间里，便由五品的翰林院学士，一跃成为内阁辅臣。尤其在高拱徐阶相继辞官之后，在内阁中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威望。隆庆二年（1568）曾提出很有分量的《陈六事疏》，提出了六条改革主张，包括“省议论”（少发议论，多干实事）、“振纪纲”（加强法纪、统一号令）、“重诏令”（朝廷要审慎制订政令，一旦制订，便要不折不扣执行）、“核名实”（综核名实）、“固邦本”（巩固国家的根本，照顾人民的利益）、“饬武备”（加强国防建设）。可以说，这六条主张，充分体现了张居正的法治思想。隆庆帝对此似乎表示欣赏，但是内阁掌权者李春芳、陈以勤都是明哲保身、不想大动干戈的人物。张居正对此心知肚明，于是暗中策划鼓动皇帝重新召用高拱，因为高拱毕竟是能干实事的。于是到了隆庆三年（1569），隆庆帝召回辞官两年的高拱。高拱成为内阁中大权在握的人物。
高拱掌权后，两个铁腕人物必然会有冲突。高拱虽然是一个做事的能臣，却喜欢独断专行。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有着难以调解的矛盾，也看不惯冯保的权力膨胀。不过，他也担心张居正与冯保的结盟。在小皇帝万历即位以后，高拱和张冯的斗法到了更进一步的阶段。就在冯保遭受弹劾，危机四伏的时候，张居正献计，让冯保转告太后高拱曾经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极力凸显高拱的跋扈和对孤儿寡母的蔑视。果然，高手过招，一招毙命，高拱被赶出朝廷了。
这个时候，内阁大权独揽的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而兼任帝师，在内廷冯保和太后的支持之下，权势逐渐到达了巅峰状态。张居正自己的一句名言“吾非相，乃摄也”，很能说明这种状态。于是，张居正在教导小皇帝的同时，也就有能力推行谋划已久的改革。在此前的直播中，我们讨论过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教导，以及他推行变法的主要内容。总之，小皇帝虽然对张居正有心悦诚服的一面，但在逐渐长大，尤其是成年后还无法掌握权力，对张居正的敬服便逐渐转变为恨，最终导致了张居正在死后被抄家的局面。
四
张居正是否想过急流勇退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舁（音于）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
当然，除了表达对皇帝信任的感激之外，他也意识到“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其实张居正并不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人物，他做事敢作敢为，大刀阔斧。根据樊树志先生的分析，这种急流勇退的想法在他心里其实早就有所酝酿，直到皇帝成年的这个时机才选择和盘托出。
张居正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能透露这一点。他说“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霍光、宇文护都是权倾一时的大臣，但霍光死后被满门抄斩，宇文护被处死，他们的结局都不是很好。可见，张居正已经意识到久在高位，可能会不得善终，有一种内在的危机感。
奏疏呈上以后，皇帝却似乎没有准备，毫不犹豫地驳回。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乞休，进一步袒露自己的心迹，说自己自从隆庆六年（1572）至今，“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也就是没有一天不在胆战心惊。皇帝收到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便征询太后的意见。但太后却果断做出决定：“张先生亲受先帝托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这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激化了万历帝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本来如果张居正急流勇退，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欲退而不能的张居，只能继续承受“高处不胜寒”的命运。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则产生重要转变。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的场景非常凄惨，在《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里有非常细腻的描述。可以说是墙倒众人推，哭诉无门，长子张敬修被迫上吊自杀，写了一份绝命书，供述了张府被抄家的惨状。
据樊树志先生的分析，张居正有这样的下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就是说张居正摄政时，在太后的支持之下，对小皇帝的束缚和钳制过度，引起皇帝的忌恨。按照明朝人的说法，张居正的权力之大，在有明一朝是绝无仅有的。在帝制时代。任何一个有主见的皇帝都不能容忍“威权震主”的大臣，万历皇帝也不例外。既然自己主政了，如果不把张居正的余威彻底清除，就谈不上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只能彻底否定张居正。
五
为什么张居正会说“愿以深心奉尘刹”
从改革的主张和推行情况来看，张居正是一个法家式的人物。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大刀阔斧厉行改革，推行新政，准则就是依法治国，讲究令到必行，极有力地提高了官场的行政效率。法家讲究令行禁止，说一不二。张居正也反感读书人议论官方政策。为了扭转议论的风气，他甚至主张“毁书院”。正如夏燮《明通鉴》所说：“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这样的改革显然矫枉过正，激起儒生反感。其中就有非常有名的何心隐事件。
任何一个大人物都有思想复杂的一面，张居正也不例外。他早年第一次辞官的时候，其实也曾流露出一点归隐的思想，当然不占主要部分，主要部分仍然是想要等待好的机会来施展抱负，所谓“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而在他掌权的过程中，主要是法家思想指导改革。
“愿以深心奉尘刹”来自张居正的一首诗，全句是：“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据说是他在读《华严经》时有所感悟而写下来的。从表面上，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也就是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心为民。但是如果把这句话和海瑞对张居正的一个评价对照来看，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收获。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拙于谋身”和“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有相通之处。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畏人言，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确有无私的一面。从其结果来看，也的确是“拙于谋身”，没有给自己谋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反而树敌无数，在死后被围攻。所以张居正对于这句诗的确是有所实践的。
近代大儒熊十力有一篇有名的《与友人论张江陵书》，里面提到：“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于法，以成一家之学”，“江陵之学毕竟归本儒家，融会于佛者较深，资于老者少，取于商韩者更少”，认为“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见诸实用，则江陵为盛”。可见在他看来，张居正有着很深的佛学造诣。所谓的“愿以深心奉尘刹”，即表达了张居正本人对于佛学的契合与投入。
其实如果读过《韩非子》《商君书》，会觉得的确像熊十力先生讲的那样，法家的富强是不惜剥削百姓的。如果注意到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向皇帝呈进《陈六事疏》中的条目，会发觉他非常重视维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会有人说张居正其实本质还是有着儒家的精神。
大家如果对张居正及其主持的改革有兴趣，推荐阅读樊树志先生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万历帝》《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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