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琳，广东潮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古文献研究。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对儒家语录有空谈义理、编辑不工、语不雅驯等程式化批评,其中有客观公允的一面，但也不乏偏见。其批评基于“博学反约”的汉学立场，认为语录阐发义理应有更为坚实的基础，进而产生新的批评标准，标举依托经文、随事立义、精心编纂、清通畅达的语录。《总目》对语录的批评既继承了明清之际的学者在求实学风下对理学的整体性批判，也延续了清初理学内部的自我反思，体现出清代学术的丰富层次。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儒家语录；清代学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语录类文献整理与儒家话语体系建构及传承的研究”（项目编号：20&ZD265）阶段性成果。原刊于《华中学术》2023年第3期（第43辑），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语录是宋明理学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述体式，而在清代逐渐不再流行。因此，学界在研究清代思想史的时候，常将语录与当时流行的札记体对举，用以衬托考据学的兴盛，凸显朴学学风的特点[1]；但相对而言，对于清人如何看待语录，则未免关注较少。这部分内容多被保留在语录序跋、目录提要、史传、笔记、书信等文献中，构成时人对语录的“批评史”，蕴含学术史变迁的另一个侧面，有待深入研究。其中，《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官方目录，尤其值得关注。与其他批评文献相比，《总目》收录历代近两百种语录，数量可观，主要分布在经部、子部儒家类、杂家类，少量在集部的别集，其解题也有相当系统的理论建构，为我们探究清代正统学术批评的立场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需要注意的是，《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批评既有客观公允的一面，但也常有笼统而缺乏学理分析的指责，充满偏见，其所侧重的或批判的方向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因此在正见与偏见之间，更需细致辨析。本文通过集中整理、分析《总目》的语录批评，考察其时官方视角对语录的定位和评判，以及在朴学视域下所标举理学代表性著述的特点，期待能从一个侧面揭示明清学术变迁的复杂性。
一、《总目》对儒家语录的程式化批评
《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性质和体例有清晰的认知：语录记录师门言说，以讲述、讨论问题为目的，具有讲学、传承、启蒙等多种功能。其所认定的语录有三种：一、问答记录，如陈埴《木钟集》[2]；二、讲学之讲稿，如胡居仁《居业录》[3]；三、选录、汇编先贤先师的经典话语，如《近思录》[4]。但纵观《总目》解题，虽区分了几种不同形式的语录，却常常笼统论之，不分具体类型地直接指责，在注疏、文集等文献的解题中，也不时以语录为负面的参照进行批评，由此形成一系列关于语录的程序化评价。
第一，空谈义理。《总目》在《子部·儒家类序》指出作为孔孟正传的著述应“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着重要求儒家著述推阐义理，不作空谈。对主于阐发义理的语录，《总目》更是如此要求，一方面指出空谈义理是语录普遍存在的弊病，如评徐世沐《周易惜阴录》“其说则空谈义理，不出语录之窠臼”，评《业儒臆说》“大率仍明人讲学之习，务以空谈相胜者也”；另一方面陈述语录“空谈义理”的具体表现：缺乏考证训诂，脱离经文或具体事例而阐发。如《总目》指出《经子臆解》“大抵自以己意推衍，无所考证发明，不脱语录之习”，指出《今世说》缺少考据时感慨其“信乎空谈易而征实难也。”《总目》还会不针对具体语录而直接下评论，常见于非语录著述的提要之中，如评《十三经义疑》因“研究考证，具有根柢”，所以“视剽剟语录，枵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者，则胜之远矣”，评《石门集》“持论多有根柢，不同剽掇语录之空谈”等，均无指明具体何种语录，也无基于学理上的进一步论证，直接便对语录下了空谈的论断。
第二，编辑随意。《总目》指出语录往往只是“一时各抒所见”，极言辩难“不免于激而求胜”，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常常不是精粹的成果。典型如论朱熹《四书或问》与其《集注》之龃龉，“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于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此外，《总目》在真德秀《四书集编》解题中也再次强调“《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语录存在即时记录、不加修整的问题，显得编纂随意草率，《总目》对此十分不满，如在史部正史类后的总述中将史书与语录作比，认为“不比语录之类，人人皆可成编”，指责语录随意成书。又有“盖天下之至易作者，莫如语录，偶逢纸笔，即可成编”，“语录、学案，动辄灾棃，不啻汗牛充栋”，对语录成书随意、未经精心编辑一再尖锐批评，其语气近于嘲讽。
编纂的随意性也导致语录在阐发义理时，容易出现缺乏系统性、过于简约或繁复等问题。《总目》评价宋胡瑗《洪范口义》“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则将“语录”作为富有条理的反面例子。在注疏类、论述类文献的提要中，也常见《总目》以语录为参照进行批评，如“文如语录，寥寥数条，未为详备，不足以言诂经也”，认为语录阐发过于简单；又如指出《二程外书》“其视前书，学者尤当精择审取者是也，中间传闻异辞，颇不免于丛脞”，“盖皆记录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指出《思辨录辑要》“意主贪多，往往榛楛勿翦，……前后重出，亦失于刊除”，认为语录阐发过于繁复冗杂。在《总目》看来，无论是简单还是繁复，都会致使语录缺乏条理性，均对义理阐发有所妨碍。
第三，语不雅驯。《总目》经常将“语录”与“不雅驯”放在一起，如指出《尚书传翼》“其体例全似语录，亦颇不雅驯。”相似的还有《就正录礼记会要》提要“其体亦近于语录，颇不雅驯。”又如指出吕祖谦《书说》“则门人杂记之语录，颇多俚俗”。可见在馆臣看来，语录的文辞大多琐碎，乃至俚俗无文。对语录文辞方面的批评，还进入了对诗文的评价体系中，作为评判诗文雅致与否的参照。如《总目》称赞《雪坡文集》“文亦颇媕雅可观”，随即却以语录作为对比，认为其“无宋末语录之俚词”，将语录放置于“雅”的对立面，如此颇为常见。在诗歌评价中，“有韵语录”乃至成为《总目》的经典术语[5]，用以批评诗歌俚俗不雅和多涉性理，典型如评价《湖山集》“其诗吐属高雅，究非有韵语录之比也。”
由上可见，《总目》对儒家诸语录的批评，常就其义理阐发、编辑、语言等问题多加指摘，对其形成了相对固定、不容争辩的程序化评价，且常多带有贬义色彩。这种对儒家语录的固化认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学术对此前宋明理学性质的定位和判断。
二、《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期待和标举
相比以上这些程式化批评，《总目》标举的是扎实阐释义理、经过精良编纂、言辞清通的儒家语录。
在义理阐释方面，《总目》将依托经文融为对语录的要求，如赞赏宋代袁甫《蒙斋中庸讲义》“备列经文，逐节训解”；又肯定毛奇龄《曾子问讲录》“尚能恪守经文注义，不为谲变之说耳”的部分内容。较为理想者应如宋代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之“因经文所有而推阐之，故理明词达，无所矫揉，可谓能以古义资启沃矣”，在经典的基础上发挥义理，便少造作之病。正如戴震云：“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6]，依托经文进行义理阐发，被认为是求道的根柢。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除了强调依托经文，《总目》还认为儒家语录应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来阐发义理。如评吕柟《四书因问》“所说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评黄宗羲《孟子师说》“其他议论，大都案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均可见《总目》对这些在事实基础上阐发义理的语录的肯定。最为典型的应属黄道周《榕坛问业》的解题：
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盖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可识，不同于禅门机括幻窅无归。先儒语录每以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道周此编可以一雪斯诮矣。
其实黄氏此书，仍有寻常语录所论性理，但《总目》显然更为重视实学，肯定黄道周“不尽作性命空谈”的部分。其特色正是在对大量具体事类的“随问阐发”中体现出来的，而这种“即事明理”的取向，又能避免语录常见的“陈因迂腐”之弊。
《总目》还推崇考证之学。语录往往重义理而轻考据，《总目》多次批评其少训诂、罕博考，如指出戴溪《石鼓论语问答》“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吕楠《毛诗说序》“其名物训诂，亦皆弗详”，蔡汝楠《说经札记》“故所说多如语录，罕博考之功云”等。对此，《经稗》提要精确表达了《总目》对语录提出考据要求的原因，“夫穷经之要，在于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在《总目》看来，传达经义的著述的确不以考据为长，但是对字句、典故、史迹缺乏充分了解，则容易违背经文本义，陷入臆想空谈，并不是值得信赖的阐释途径。
《总目》更推崇的语录文辞是清通简要的，如评吕柟《四书因问》“柟文集佶屈聱牙，纯为伪体。而其解四书，平正笃实乃如此”，批评其文艰涩，相比之下，其问答体语录则呈现不同的畅达通顺的面貌。《总目》对语言流畅的语录进行嘉奖颇为常见，如评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其中议论和平，颇得风人本旨”，评周宗建《论语商》“其言皆简要明通”等。
但语录的语言风格毕竟带有更多的个人特点，其口语化亦无法完全避免。典型如论《二程遗书》：
自程子既殁以后，所传语录，有李吁、吕大临、谢良佐、游酢、苏昺、刘绚、刘安节、杨迪、周孚先、张绎、唐棣、鲍若雨、邹柄、畅大隐诸家，颇多散乱失次，且各随学者之意，其记录往往不同。……故朱子《语录》，谓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李端伯语宏肆，永嘉诸公语絮也。
可见，馆臣认为语录的随意性来自编撰和传播。有些语录为后学各传先师之言，因理解不同、语言习惯的不同而所录有别，不能完全视为传达先师的思想，还受到叙述者和编纂者的影响，均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因此，面对前文所揭示的种种问题，相比于表彰语录文辞的清通，总目更重视语录的编辑情况，这在明清语录的批评文献中显得比较特殊。《总目》指出朱熹对《上蔡语录》的“芟薙特严”可为典范，尤为重视“铨择刊润之功”。更对其编辑过程详细描述：“初用朱笔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全与原看时不同，则精思熟读，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这恰可与《总目》每每指责的口语化与编辑不工这两种随意性相对比，而精严的编辑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一则能克服语录俚俗不雅、口语过泛的弊端，如《总目》面对吕祖谦《书说》“门人杂记之语录，颇多俚俗”的问题，肯定“澜始删润其文”之功；二则能使语录条理清晰，趋于臻善，见于馆臣对《思辨录辑要》的感慨，“倘撷采英华，汰其支蔓，则弥为精善矣”。这种对编辑的重视，恰能体现朴学重视文献的特点，也能为语录提供更具普适性的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编辑之精严与否亦有程度上的区别。如《总目》推许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删除重复一千一百五十余条，分为二十六门，颇清整易观。”，但仍未达到理想境界。在清代程川《朱子五经语类》的解题中仍有对比，指出《朱子语类》“虽荟萃无遗，然不及一一诠次，亦猝不得其端绪”，而程书“于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余则以经文为序。……条分缕析，至为明白”。又如相比《二程遗书》《外书》“卷帙浩繁，读者不能骤窥其要，……朱子尝欲删订为节本而未就”，《总目》更推崇杨时的《二程粹言》，推许为“程氏一家之学，观于此书，亦可云思过半矣”。可见，《总目》通过关注语录的编辑过程来对其阐发义理的功能进行规范，认为好的语录不应囊括无余，经过严格删汰的“节本”才能达到更好的传述效果。
宋明儒家语录的编目常会包含上至性命本体、下至日用万物，试图一一阐发义理，开明后学。相比之下，《总目》重视语录的编辑去取，也重视由此凸显出来的大体“端绪”，要使读者能够“骤窥其要”，而非茫然于义理的海洋之中。所以，《总目》推称杨简搜葺孔子遗言的《先圣大训》能够“削除伪妄，而取其精纯，刊落琐屑，而存其正大”，赞扬《四书讲义困勉录》“荟粹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而批评胡广《性理大全》“大抵庞杂冗蔓，皆割裂襞积以成文，非能于道学渊源，真有鉴别”。实际上，应有中心主旨，而非浩繁无边；面对群言应能善加别择，并实现融会贯通，不取枝言曲说，这是《总目》对儒家语录的一般性要求。因此，《总目》对删减语录、善择群言的嘉许颇为常见，这些批评客观公正，颇有价值。
综上，《总目》在义理、编辑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考量，所提出的考证训诂、随事立义、编纂删润的要求，都希望为语录的义理阐发建立更为扎实的基础，使其在字义及事实上能有准确的理解，凝练语言，面对群言应能善加别择，不取枝言曲说，汇聚义理主旨，以此规范义理的阐发。
三、博学反约：明清学术脉络中的《总目》语录批评
《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批评常下程式化的判断，指责其空谈义理、编辑不善、语不雅驯等，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共识，形成稳定的批评话语。问题在于，《总目》这些负面评价，常不区分语录类型，非针对具体语录而下笼统判断。如果仔细审视这些评价，其实多数批评指向的是问答类或课程记录类语录。这些语录往往保留了日常生活化的语言特点，记录也会因人而异，因而缺乏条理性和系统性。《总目》潜在地将问答记录类的语录指代全部语录，便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究其原因，在宋明流传的语录中，问答类和讲稿类语录作为理学师承的重要纽带，数量最多，尤其在明中后期讲学风靡，容易成为时人对语录认知的基础。清代常将明王朝亡国归因为讲学空谈，也就不难理解《总目》对问答、讲学一类语录的鄙夷。
相比之下，《总目》推崇的语录更多的是汇编先师先贤言论，或经主讲人审定编纂的课程讲义类，但对此仍是有条件的推崇。正如第二节所论，馆臣期待语录阐发义理能更加扎实，编辑也能更加精善。《总目》对儒家语录的这种复杂态度，源于其背后的汉学立场，典型体现在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解题中：
道学之讥儒林也，曰不闻道；儒林之讥道学也，曰不稽古。龂龂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穷研经义，始可断理之是非；亦必博览史书，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学反约，不云未博而先约。朱氏之学精矣，吕氏之学亦何可尽废耶？
《总目》在此表明，仅就义理本身详加阐发，却不是好的为学顺序。义理如果没有经史之“博”的基础，也未免只是空中楼阁，不能真正实现“明断”。这则解题还详细回顾了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如“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综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能对其精心阐发义理的“文理仔细”有直观的感受，而吕祖谦博综史事的“无不包罗”，则可谓相形见“粗”了。《总目》虽在最后承认朱熹之道学确可谓精，但态度明显倾向于更为扎实的吕氏之学。
《总目》正是基于“博学反约”这一闻道前提来审视儒家语录，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其批评也就不只是对具体得失的揄扬商榷，而是对于语录阐发义理这一明道的途径本身，就先在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体现出鲜明的汉学立场。
这种对待语录的态度与汉学的立场，自有其学术史的渊源。自晚明以降，学者出于改革学风、教育的诉求，就常以“博学”为目标，对宋明理学语录已有批判。顾炎武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7]黄宗羲指出：“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8]。在他们看来，抛开六经而只奉语录以治学会产生各种问题，并直指语录为“糟粕”。因为理学中人对宋明语录极为推尊，所以清儒在回归儒家经典的同时，对理学的批评也往往基于语录而进行。这正是梁启超所指出的，“王学末流，狂恣滋甚，徒以一二口头禅相尚……物极必反，然后诸君子不得不以严整之戒律，繁博之考证，起而矫之，故谓五先生为王学之反动力可也”[9]。这与《总目》的情况类似，常常不局限于某种具体语录，而是对语录进行整体的批判，提倡回归经史本身进行实证研究，可见清代思潮实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10]。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经部总叙》
相比之下，宋明虽没有像《总目》这样大型的官修提要目录可互为参照，但从其类目设置亦可见对儒家语录的定位。宋代《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将语录多归于子部“儒家类”。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志附志》“经类”后面的“经解类”中虽收录语录，但种类较少，而在集部“别集”类后、“总集”类前所设的“语录”类中，则收录数量较多。可见宋代书目多将语录视为个人性的著述。
到了明代，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书目分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将囊括语录的理学著述视为经学的重要部分。明初官修《文渊阁书目》无提要，设“性理”目收入以宋明诸儒语录为主的理学书籍，如《先圣大训》《孔子家语》《程氏经说》《程子粹言》《伊洛渊源》《张子语录》《晦庵语类》《鲁斋语录》《诸路课会讲义》等，将其归于“经部”[11]之末，受其影响，其他私家书目也常将语录归入经部。嘉靖《宝文堂书目》设“性理”在“四书”类目之后，“史”类目之前；《百川书志》设“道学”，归于经部，均收录了以语录为主的著述。万历《澹生堂藏书目》是明代著录图书最多的书目，同样增设“理学”类目，“语录”为其小目之一，编撰者祁承㸁在书目的体例说明《庚申整书例略四则》中对此有很具体阐发：
《性理》一书，奉钦纂于文皇。虽近录宋儒之诠述，然而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他如《伊洛渊源》《近思录》及真文忠公之《读书记》，黄东发之《日抄》与湛文简公之《圣学格物通》，王文成公之《则言》《传习录》及前后诸儒论学之语，或援经释传，或据古证今。此皆六经之注脚，理学之白眉，岂可与诸子并论哉。故于“经解”之后，益以“理学”者二。[12]
他认为宋儒语录包罗万象[13]，是对经学的重要诠释，和诸子的性质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并入子部之中，需要单列一类放在“经解”之后。祁承㸁又谈到“宋儒理学之言，概收于子，似矣。然皆半解经语也。汉之训诂，何以列于经而独宋儒之子乎？如《正蒙》《皇极》及程朱《语录》《近思》《传习》之类，欲仿小学，而别类以理学。”[14]他将宋明理学比于汉代训诂之学，充分肯定其经学的价值，与清人的批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总目》中虽也有部分语录仍被归为经部，但更有大量语录被移入子部儒家类，包括重要的《性理大全》《近思录》等，王阳明《传习录》甚至被合并在《王文成全书》中归于集部，没有得到单独分类。书目著录与定位的差异体现出学术的变迁。
至于清初拥护程朱者，仍将语录奉为圭臬，但不免受到明清之际反思语录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他们对语录的推举往往更趋保守，不再将之抬高到包罗万象、“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的地位。典型如张伯行《思辨录辑要序》云：
内圣外王之道，灿然著于《六经》，折中于四子，而发挥阐释于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后之著书立说者，非浅陋卑近，则沦于空虚，入于邪异，师心自用，叛道离经，谓之不知而作可也。[15]
相比于明代语录批评文献对宋明语录的整体标举，他明显缩小了范围，只推崇宋代五家语录。他批评后世著述的那些缺陷，其实与明末以来对宋明语录、尤其是心学末流语录的批评若合符契，与《总目》的很多批评亦可并观。张伯行虽然仍持理学立场，但也不免受当时学风的影响而调整了对于语录的态度。与顾炎武等人的整体批判不同，他强调对语录源流、优劣予以更严格的裁断，体现出清初理学内部的自我批评。
在学术史变迁的视野下回看《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批评，其整体性的、不加分辨的批评，显然承袭自顾、黄等人的立场。但《总目》毕竟是一部大型图书目录，而非简短的论学书信，需要为大量语录解题，所以在笼统的批评之余，也非常重视对语录源流、优劣的严格裁断。由此可见，《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批评，并非是汉学对宋明理学的完全颠覆，而是在沿袭清初理学自我反思的同时，再站在汉学的立场进一步提升审视标准，由此也可见学术史发展的复杂性。
结语
一代学术常有其特定应用的著述体式，学术史的发展也常伴随着著述体式的改变，如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就伴随着从章句体到义疏体的变化。至于明清学术史，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札记体的流行窥知考据学的兴盛，但清人对语录这种不再流行的学术体式的批评，也构成了学术史的一部分，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清人语录批评，呈现出正见与偏见之间的丰富张力。
《总目》对于儒家语录既有程式化批评，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不乏严谨公允的评价，也有无视语录类别、笼统论断的偏见；其所注重的方向，也明显与宋明以来的语录批评颇异其趣。《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指责，是基于汉学立场，随着时代精神和关注焦点的变化，进而产生的新的批评标准。《总目》认为语录对义理的阐发应有更坚实的基础，实现途径便是根植于经文本身进行考证，在正确且充分理解经文的基础上博学反约，即器求道。对语录的精良编纂也是实现文本可靠性的方式，由此避免俚俗又缺乏系统性的弊病，具有鲜明的朴学色彩。
将《总目》对儒家语录的批评置于明清语录批评的整体脉络中审视，可知其偏见继承了顾炎武、黄宗羲以来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批判，其正见多少延续了清初理学内部面对严峻挑战的自我反思。可见，这种正见与偏见兼具的批评思路，本身即体现出清代学术的丰富层次。对此展开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立体地理解明清学术发展变迁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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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如梁启超指出：“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语录文体，所不喜也，而亦不以奇古为尚。”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页。如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同样对比了这两种学术文体，指出考据学者排斥理学话语倡导的“讲学”“问答”式研究及教育方法，不欣赏道德思辨，讲求专题性研究，因此放弃了宋明理学流行的语录体，而札记体著作成为必不可少的“扎实之学”。见［美］本杰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35页。
[2]《木钟集》提要：“是编虽以集为名、而实则所作语录。……其体例皆先设问而答之。”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84页。本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原文，均据此版本，为避繁复，不一一注出。
[3] 《居业录》提要：“是书皆其讲学语录”。
[4] 《性理大全书》提要：“考自汉以来，弟子录其师说者，始于郑记郑志，是即后世之语录。其裒诸儒之言以成一书者，则古无是例，《近思录》其权舆矣。
[5] 李光生：《宋代书院与语录体》，《兰州学刊》2011年第8期，第139∽143页。
[6] （清）戴震：《与某书》，见《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7] （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见《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页。
[8]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20页。
[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文集》（七），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4页。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1] 该书目虽不区分四部，无经部之名，但有经部之实，分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四书、性理、经济各小类。
[12] （明）祁承㸁撰，郑诚整理：《澹生堂藏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13] 宋明学者在文章中提及或评价语录，则每每直接高调地标举圣人之道，可互为印证，如宋方大琮《策问本朝诸儒之学》云：“圣人之道，散见于诸儒答问言语之间。”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如高攀龙《朱子节要序》云：“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圣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766页。
[14] （明）祁承㸁撰，郑诚整理：《澹生堂藏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15] （清）张伯行：《思辨录辑要序》，见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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