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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二)

又过了数年,我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虚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他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在文学上,他虽是标明“修辞立诚”,但一定要把魏、晋文作为文体的正宗。在小学上,他虽是看言语重于文字,但声音却要把唐韵为主。在这许多地方,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2

 

我的幼年,最没有恒心。十余岁时即想记日记,但每次写不到五六天就丢了。笔记亦然,总没有一册笔记簿是写完的。自从看戏成了癖好,作《论剧记》,居然有始有终地写了好几册。后来读书方面的兴致渐渐超过了看戏的兴致了,又在《论剧记》外立《读书记》。《读书记》的第一册上有这样一段小叙:

 

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诮我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影响之谈悉揭破之,使无边形,庶几为学术之豸。

 

这是民国三年的下半年。这一年的国文教师是马幼渔先生(裕藻),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先生,他们都是太炎先生的弟子,使我在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之后更得到一向切实的指导。因此,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依了次序,按日圈点诵读。这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正式用功的第一年。可是做得太勇了,常常弄到上午二时就寝,以至不易入眠,预伏了后来失眠症的根基。我的读书总欢喜把自己的主张批抹在书上,虽是极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住我的抨击。(别人读《国故论衡》时,每以为《文学总略》是最好的一篇,我却以为其中除了“经、传、论、业”一段考证以外几乎完全是废话,既不能自坚其说,即攻击别人的地方也反复自陷。例如萧统《文选》本为自成一家之选文,不必要求完备,其序中亦只说选文体例,不是立文学界说,而太炎先生斥其不以文笔区分而登无韵之文,又说他遗落汉、晋乐府为失韵文之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要完备各方面的体制了,他从经、史中寻出各类篇章的根原,可谓得文之本矣,但又斥他“经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溃散,钞将何为!”)这等读书时的感想,逢到书端上写不下,便写入笔记簿里。写的时候也只大胆顺着意见,不管这意见是怎样的浅薄。到现在翻开看时,不由得不一阵阵地流汗,因为里边几乎满幅是空话,有些竟是荒谬话;又很多是攻击他人的话,全没有自己学问上的建设。但一册一册地翻下去时,空虚的渐渐变成质实了,散乱的也渐渐理出系统来了,又渐渐倾向到专门的建设的方面了,这便使我把惭愧之情轻减了多少。因此使。我知道,学问是必须一天一天地实做的,空虚和荒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个阶段;惟其肯在空虚和荒谬之后作继续不断的努力,方有充实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现在所承认为满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过了十年再看也还是一样的羞惭流汗。所以我对于我的笔记簿,始终看作干金的敝帚。

 

以前我弄目录学时,很不满意前人目录书的分类,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为要整齐书籍的量,把篇帙无多的墨家和纵横家一起并入了杂家。我的意思,很想先分时代,再分部类,因为书籍的部类是依着各时代的风尚走的。换句话说,我就是想用了学术史的分类来定书籍的分类。大概的分法,是周、秦为一时代,两汉为一时代,六朗又为一时代……;再从周、秦的时代中分为经(如《诗》、《书》),传(如《易传》),记(如《礼记》),纬(如《乾凿度》),别经(如《仪礼》),别传(如《子夏易传》),别记(如《孔子家语》),别纬(如《乾坤凿度》)等。又分别白文于注释之外,使得白文与注释可以各从其时,不相牵累,例如《诗经》就可不必因为有了《毛传》而称为《毛诗》。这些见解固然到现在已经迁变了许多(各时代的中心虽各有显著的差异,至于各时代的两端乃是互相衔接的,必不能划分清楚),但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用历史上的趋势来分似乎比较定了一种划一的门类而使古今观点不同的书籍悉受同一的轨范的可以好一点。

 

民国四年,我病了,休学回家。用时代分目录的计划到这时很想把它实现,就先从材料最丰富的清代做起。《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是一个很好的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名为《清代著述考》(即本册上编第一篇中所说的《清籍考》)。弄了几个月,粗粗地成了二十册。同时在《著述考》外列表五种:(1)《年表》, (2)《师友表》,(3)《籍望表》,(4)《出处表》,(5)《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编成的只有《籍望表》一种。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以前我曾经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短订”的,是“束发就博,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

 

那几年中读书,很感受没有学术史的痛苦,因此在我的野心中又发了一个弘愿:要编纂《国学志》,把《著述考》列为《志》的一种。当时定的计划,《国学志》共分七种:(1)仿《太平御览》例,分类抄录材料,为《学览》;(2)仿《经世文编》例,分类抄录成篇的文字,为《学术文抄》;(3)仿《宋元学案》例,编录学者传状,节抄其主要的著述,为《学人传》;(4)仿《经义考》例,详列书籍的作者,存佚,序跋,评论,为《著述考》;(5)仿《群书治要》例,将各书中关于学术的话按书抄出,为《群书学录》;(6)仿〈北溪字义》例,将学术名词详释其原义及变迁之义,为《学术名词解诂》;(7)集合各史的纪传、年表,以及各种学者年谱,为《学术年表》。这个计划,在现在看来,依旧是很该有的工作,但已知道这是学术团体中的工作,应当有许多人分工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担当的责任了。可是那时意气高涨,哪里有这等耐性去等待不知何年的他人去做:既已见到,便即动手。《学览》的长编,每天立一题目,钉成一册,有得即抄。《学术文抄》也雇人抄写了百余篇。《著述考》则清代方面较有成稿,《目录书目》和《伪书疑书目》也集得了许多材料。其余诸种,至今还没有着于。

 

那时的笔记中写有几段《学览》的序意,抄录于此,以见我当日治学的态度:

 

此书拟名《学览》。凡名览者,如《吕览》、《皇览》、《御览》,皆汇集众言以为一书,非自成者也。其义则在博学明辨,故不以家派限。章先生曰:“史之于美恶,若镜之照形,不因美而显,因恶而隐。”吾辑此书,比于学术之史,故是非兼收,争论并列。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故有害求是,正可为求是之资,况是与非有难以遽断者乎!古来诸学,大都崇经而黜子于,崇儒学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争,汉、宋学有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为调人,终于朋党。盖不明统系而争,则争之者无有底,解之者无可藉。

 

使其明之,则经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学官异耳,汉、宋学者立观点异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学而外无他学也,不必尊则如天帝而黜则如罪囚也。韩愈之《原道》,苏轼之《荀卿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虽绝无根据,反若极有力之学说,不可磨灭之铁案。圣’哲复生,亦不敢昌言驳斥。盖事理之害,莫甚于习非胜是矣。章先生曰:“古之学者观世文质而已矣;今之学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予谓虽绝之于心,必存之于书;绝之为是非也,存之为所以是非也。故虽韩、苏之谬说,亦在写录。

 

有友人过我,见案头文庙典礼之书,叱嗟曰:“乌用此!是与人生无关系者,而前代学者斤斤然奉之以为大宝,不可解甚也!”予谓不然。前代学者之误在执旧说为演绎之资,以新为不可知,以旧为不可易,称述圣贤而徒得其影响,依附前人而不能有所抉择,所以起人厌恶。苟其不有主奴之见,长立于第三者之地位,则虽在矢溺,亦资妙观;况典礼之制为宗法所存,可考见社会心象者乎!子前称为学,始观终化:观者,任物自形而我知之,为内届之法;化者,我有所主而以择物,为外届之法。本此以治学,虽委巷小说极鄙滥者亦不能绝去之矣。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几以国与家标识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谓之学。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进矣。为家学者未尝不曰家学所以求一贯,为学而不一贯是滋其纷乱也。然一贯者当于事实求之,不当于一家之言求之。今以家学相高,有化而无观,徒今后生择学莫知所从,以为师之所言即理之所在,至于宁违理而不敢背师。是故,学术之不明,经籍之不理,皆家学为之也。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敢告为家学者:学所以辨于然否也,既知其非理而仍坚守其家说,则狂妄之流耳;若家说为当理,则虽舍其家派而仍必为不可夺之公言,又何必自缚而不肯观其通也。

 

是书之辑,意在止所谓之争,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此则余之志也。这几段文字的意思,我至今还觉得大体不错。因为我有了这一种见解,所以我常常自以为我的观物是很平恕的。

 

我在那时,虽是要做这种大而无当的整理国学的工作,但我的中心思想却不在此,我只想研究哲学。我所以有这种要求,发端乃在辛亥革命。那时的社会变动得太剧烈了,使我摸不着一个人生的头路。革命的潮流既退,又长日处于袁世凯的暴虐和遗老们的复古的空气之中,数年前蕴积的快感和热望到此只剩了悲哀的回忆,我的精神时时刺促不宁,得不到安慰,只想在哲学中求解决。但我是一个热烈的人,不会向消极方面走而至于信佛求寂灭的,我总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加以年岁渐长,见事稍多,感到世界上事物的繁杂离奇。酷想明了它们的关系,得到一个简单的纲领,把所见的东西理出一个头绪来:这只有研究哲学是可以办到的。因此,我进大学本科时就选定了哲学系。 我的野心真太高了,要整理国学就想用我一个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要认识宇宙和人生就想凭了一时的勇气去寻得最高的原理。现在想来,我真成了“夸大狂”了!但在那时何曾有这种觉悟,只觉得我必须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把前人未解决的问题由我的手中一起解决,方才可以解除我的馋渴。我挟了吸吞河岳的豪气而向前奔驰,血管也几乎进裂了。曾于笔记中记道:“明知夸父道渴而死,然犹有一杖邓林之力,非啁螗鸴鸠所知已。”又云:“学海虽无涯,苟大其体如龙伯,亦一钓贯六鳖耳。”这样卤莽地奔驰了许久,我认识了宇宙的神秘了,知道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人之所以为人,本只要发展他的内心的情感;理智不过是要求达到情感的需求时的 一种帮助,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不幸人类没有求知的力量而有求知的欲望,要勉强做不能做的事情,于是离了情感而言理智。但是这仅是一种妄想而已,仅是聊以自慰而已,实际上何曾真能探 得宇宙的神秘。用尽了人类的理智,固然足以知道许多事物的真相,可是知道的只有很浅近的一点,决不是全宇宙。神学家和哲学家傲然对科学家说:“你们的眼光是囿于象内的,哪能及得到我们‘与造物者游’的洞见理极呢!”话虽说得痛快,但试问他们的识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全由于他们的幻想吗?幻想的与造物者游,还不及科学家的凭了实证,以穷年累月之力知道些 (“雀”右加“戈”)的真事物。所以我们不做学问则已,如其要做学问,便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研究的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扩大。固然堆得无论怎样高总不会有们星摘斗的一天,但是我们要天天去加高一点却是做得到的。想到这里,我的野心又平息了许多。我知道最高的原理是不必白费气力去探求的了,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个农夫或土工而勤慎将事,才是我的本分的事业。

 

我有了这一个觉悟,知道过去的哲学的基础是建设于玄想上的,其中虽有许多精美的言论,但实际上只是解颐之语而已,终不成以此为论定。科学的哲学,现在正在发端,也无从预测它的结果。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

 

那时大学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我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得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例如他们既说性善情恶,又说性未发情已发,那么,照着他们的话讲,善只在未发,等到发出来时就成了恶了,天下哪里有见诸行事的善呢!又如他们既说喜怒哀乐之情要在已发后求其中,但是又说动而未形曰几,几是适善适恶的分点,已形则有善恶,有善恶就有过不及,不是中,那么,照着他们的话讲,所谓中者又只能在未发中去求了,天下又哪里有得其中的喜怒哀乐之情呢!称他们的心,求至于圣人的一境,必有性而无情,有未发而无已发,养其几而不见其形。如此,非不作一事,如白云观桥洞中蚨坐的老道士,未见其可。但若竞如槁木死灰,他们便又可以用了“虚冥流入仙释”的话相诋了;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更用迷离倘恍的字句来摇乱学者的眼光,使得他们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质所可企及:这真是骗人的伎俩了!我对于这种昏乱的思想,可以不神秘而竞神秘的滑头话,因课业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极点,一心想打破它。

 

即在这个时候,蔡孑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努力破除学校中的陈腐空气。陈独秀先生办的《新青年杂志》以思想革命为主旨,也渐渐地得到国民的注意。又有黄远庸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病根非常痛切。我的一向隐藏着的傲慢的见解屡屡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调,使我胆壮了不少。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心想前人的话或者没有我所见的简单,或者我的观察也确有误谬。即如以前考存古学堂时,给试官批了“斥郑说,谬”四字,我虽在读书时依旧只见到郑玄的谬处,但总想以清代学者治学的精密。而对于他还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点,不过这一点尚不曾给我发见罢了。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则日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强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刚个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强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

 

很不幸的,就是这一年(民国六年),先妻吴夫人得了肺病;我的心绪不好,也成了极度的神经衰弱,彻夜不眠。明年,我休学回家;不久她就死了。以前我对于学问何等的猛进,但到了这时候,既困于疾病,复伤于悲哀,读书和寻思的工作—时完全停止,坐候着一天一天的昼夜的推移,就是不愿意颓废也只得颓废了。恰巧那时北京大学中搜集歌谣,由刘半农先生(复)主持其事,每天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日刊》天天寄来。我看着很感受趣味,心想这种东西是我幼时很多听得的,但哪里想得到可以形诸笔墨呢。因想,我现在既不能读书,何妨弄弄这些玩意儿,聊以遣日。想得高兴,就从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渐渐推到别人。很奇怪的,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有的歌因为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试举一例:

 

(一)

 

忽然想起皱眉头,自叹青春枉少年。

 

“想前世拆散双飞鸟,断头香点在佛门前。

 

今世夫妻成何比,细丝白发垂绵绵。

 

怨爹娘得了花银子;可恨大娘凶似虎。

 

日间弗有真心话;夜间寂寞到五更天。

 

推开纱窗只看得凄凉月;拨转头来只看得一盏孤灯陪我眠。

 

今日大娘到了娘家去,结发偷情此刻间。”

 

急忙移步进房门,只见老相公盖了红绫被,花花被褥香微微。

 

还叫三声“老相公!你心中记着奴情意?”

 

抬起头来点三点,“吾终记着你情意。”

 

拔金钗,掠鬓边,三寸弓鞋脱床边。

 

“吾是紫藤花盘缠你枯树上;秋海棠斜插在你老人头。

 

花开花落年年有;陈老之人 不吾再少年!”

 

(二)

 

“佳人姐妮锁眉尖,自叹青春枉少年。

 

“想起前生修不得,断头香点在佛门前,

 

故此姻缘来作配,派奴奴正身作偏配。

 

上不怨天来下不怨地,只怨爹娘贪了钱。

 

可恨大娘多利害,不许冤家一刻见。

 

口口口口口口口,梦里偷情此刻间。”

 

抬转身,到床檐:只听丈夫昏昏能,背脊呼呼向里眠。

 

三寸金莲登拉踏板上颤。

 

抬转身,到窗前:手托香腮眼看天。

 

抬头只见清凉月;夜来只怕静房间。

 

好比那木犀花种在冷坑边;好比那紫藤花盘缠在枯树中;

 

狮子抛球无着落,口口口口口口口

 

这二首都是小老婆怨命的歌,都是从一个地方采集来的;又都以皱眉起,而自叹青春,而推想前生,而埋怨爹娘,而咒诅大娘,而伺得偷情的机会,末尾也都以紫藤花盘缠枯树作比喻:可见是从一首歌词分化的。但中间主要的一段便不同了:上首是老相公承受了她的情意而她登床;下首是丈夫酣睡未醒而她孤身独立,看月自悲。究竟这首歌的原词是得恋呢,还是失恋呢,我们哪里能知道。我们只能从许多类似的字句里知道这两歌是一歌的分化,我们只能从两歌的不同的境界里知道这是分化的改变意义。

 

我为要搜集歌谣,并明了它的意义,自然地把范围扩张得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竞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降条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

 

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例如“蝴蝶梦”,它的来历是《庄子》上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原是他的旷达,何以后来竞变成了庄子诈死,化了楚王孙去引诱他的妻子的心,以至田氏演出劈棺的恶剧来呢?又如“桑园会”,《列女传》上原说秋胡久宦初归,路上不认识他的妻,献金求合,其妻羞其行,投水而死,何以到了戏剧中就变成了秋胡明知采桑妇是自己的妻,却有意要试她的心而加以调戏,后来他屈膝求恕,她就一笑而团圆呢?这些故事的转变,都有它的层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同时又想起本年春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因此,又使我想起以前看戏时所受的教训。薛平贵的历尽了穷困和陷害的艰难,从乞丐而将官,而外国驸马,以至做到皇帝,不是和舜的历尽了顽父嚣母傲弟的艰难,从匹夫而登庸,而尚帝女,以至受了禅让而做皇帝一样吗?匡人围孔子,子路奋战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这不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先型吗?这些事情,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又如戏中人的好坏是最容易知道的,因为只要看他们的脸子和鼻子就行;然实际上要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分出好坏来便极困难,因为一个人决不会全好或全坏;只有从古书中分别好人坏人却和看戏一样的容易,因为它是处处从好坏上着眼描写的。它把世界上的人物统分成几种格式,因此只看见人的格式而看不见人的个性。它虽没有开生净丑的脸相,但自有生净丑的类别。戏园中楹联上写的“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确是得到了古人言谈中的方式。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是那时正在毕业之后,初到母校图书馆服务,很想整理书目,对于此事只是一个空浮的想象而已。

 

就在这时候,适之先生以积劳得病,病中翻览旧籍,屡次写信给我,讨论书中的问题。十一月中,他来信询问姚际恒的著述。姚际恒这人,我在十年前读《古今伪书考》时就知道,那时并因他辨《孝经》为伪书说得极痛快而立了一册《读孝经日钞》,去搜寻它的伪证。后来草《清代著述考》时,找不到他的传状,他的著述除了一册很简单的《伪书考》之外也见不到别的、所以不曾列入。这时适之先生询问及他,我就在图书馆中翻检了几部书,前后写了两封回信。他看了很高兴,嘱我标点《伪书考》。这一来是顺从我的兴趣,二来也是知道我的生计不宽裕,希望我标点书籍出版,得到一点酬报。《伪书疑书目》本是我已经着手的工作,这件事我当然愿意。标点的事是很容易的,薄薄的一本书费了一二天工夫已可完工。但我觉得这样做去未免太草率了,总该替它加上注解才是。这书篇帙既少,加上注解也算不得困难,大约有了二十天工夫也可藏事了。不料一经着手,便发生了许多问题:有的是查不到,有的是虽是查到了,然而根上还有根,不容易追出一个究竟来。到了这时候,一本薄极的书就牵引到无数书上,不但我自己的书不够用,连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了,我就天天上京师图书馆去。做了一二个月,注解依然没有做成,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帐。我不愿意单单注释《伪书考》了,我发起编辑《辨伪丛刊》。

 

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干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计划如何?是分了三项事情着 手做去。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是怎样地变迁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这人怎样说,那人又怎样说,把他们的话条列出来,比较看着,同审官司一样,使得他们的谎话无可逃遁。第三,造伪的人虽彼此说得不同,但终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戏中的故事虽各各不同,但戏的规律却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寻出他们的造伪的义例来。我为要做这三项工作,所以立了三册笔记簿,标题《伪史源》、《伪史对鞫》、《伪史例》,总题为《伪史考》,下手搜集材料。

 

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我觉得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例如夏穗卿先生(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正文中说:“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注中说明道:“案此文学者毋以为怪,因古人谓受天命之神圣人必为上帝之所生,孔子虽不有天下,然实受天命,比于文王,故亦以王者之瑞归之;虽其事之信否不烦言而喻,然古义实如此,改之则《六经》之说不可通矣;凡解经者必兼纬,非纬则无以明经,此汉学所以胜于宋学也。”他明知道“其事之信否不烦言而喻”,但为要顺从汉人之说解释《六经》,便不得不依了纬书中的怪诞之说,这真是自欺欺人了!这班自欺欺人的人,说来也可怜。他们并不是不要明白古代的事实,只为汉学是如此说的,所以宁取其不信者:他们并不是没有常识,只为汉学是如此说的,所以虽是应怪而终于不敢怪。究竟汉学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权力,可以改变古代的事实而屈抑今人的理性?这个答案当然没有第二句话:是为有了几个没出息的人甘心屈抑了自己的理性而做汉人的奴隶,更想从做奴隶中得到些利益的缘故。我们惭愧没有这种受欺的度量,但我们也很欣快没有这种奴隶的根性;我们正有我们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手段与目的是一致的!

 

那时我排列过几个表。一个是依了从前人的方法编排史目,看书上说的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三五历年记》、《春秋命历序》于太古,置《尧典》、《舜典》、《皋陶漠》于唐、虞,置《逸周书》、《穆天子传》于西周。一个是依了我们现在的眼光编排史目,看它们在什么时代起来的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虞夏书》于东周,置《易传》、《竹书纪年》、《胠箧》篇于战国、秦、汉间,置《命历序》、《五帝德》于汉,置《帝王世纪》、《伪古文尚书》于晋,置《路史》、《三坟》于南宋。这两个表实在是平平奇,但比较看时,便立刻显出冲突的剧烈和渐次增高的可惊了。这使我明白,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无论在哪个时候发生的故事,他们总一例的看待,所以会得愈积愈多;现在我们看古史是垂线的,起初二条线,后来分成几条,更后又分成若干条,高低错落。累累如贯珠垂旒,只要细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层次。因为我见到了这一层,所以我对于古史的来源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那时又起了一个问题:上古史既茫味无征,这些相传的四千或五千的年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光复时,不是大街小巷中都张贴着“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告示吗,这个历历可数的年岁是依据的什么书?我很想考出它的来历,可惜这方面的工作至今没有做完,不能把结果发表。就抄出来的看,例如夏代的年数,最长的是《路史》,凡四百九十年;最短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年多(内有未详的数年);最普通的是《古今纪要》,为四百三十九年。其余四百七十一年,四百四十一年,四百三十二年的都有。各个编纂古史的人的闭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证实。

 

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列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碎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2”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可是我们对于崔述,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揉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这也难怪他,他生长在理学的家庭里,他的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也只是他的手段。但我们现在要比他进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彻底的整理,是不很难的;所难的只在许多制度名物及细碎的事迹的研究上。在这上面,他已经给与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

 

即在十年初春,我的祖母骤然病了偏中,饮食扶掖一切需人。我是她的最爱的孙儿,使我不忍远离,但北京的学问环境也使我割舍不得;这一年中南北道途往返了六七回,每回都携带了许多书,生活不安定极了。但除了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也做了两件专门的工作:其一,是讨论《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其二,是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搜集郑樵的事实。《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国立学校为了索薪罢课,他即在此时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先得读。《红楼梦》这部书虽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读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实,兼以书中描写得太侈丽了,常有过分的揣测,仿佛这书真是叙述帝王家的秘闻似的。但也因各说各的,考索出来的本事终至互相抵牾。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观念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上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撅。我读完之后,又深切地领受研究历史的方法。他感到搜集的史实的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捡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联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学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闲着,他也感染了这个风气,精心研读《红楼梦》。我归家后,他们不断的来信讨论,我也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我从他们和我往来的信札里,深感到研究学问的乐趣。我从曹家的故实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状的复杂。《诗辨妄》本是预备放在《辨伪丛刊》里的,最早从周孚《非诗辨妄》里见到他所引的碎语,就惊讶郑樵立论的勇敢;后来又从《图书集成》内搜到一卷。但两种书中的话冲突的很多,《集成》中的几篇有许多议论竟成了“《诗》护妄”,使我很疑惑。后来才知道《集成》中标为《诗辨妄》的原即《六经奥论》里的《诗经》—部分,《奥论》这书就是靠不住的。再用各书中记述的郑樵事实与《宋史?郑樵传》合看,《宋史》中的话便几乎没有十句可信。这种向不会发生问题的事情,经过一番审查之后,竟随处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的本子和《随园诗话》所记曹雪芹事也是如此),这不得不使我骇诧了。想我幼年时,看着书中的话,虽也常常引起怀疑,但总以为这是经过前代学者论定的,当不致有大错,常说考证之业到清儒而极,他们已经考证清楚了,我闲正可坐享其成,从此前进探求事理之极则,不必再走他们的老路了。后来怀疑了古书古史,也只以为惟有古书古史是充满着靠不住的成分的。哪知这年做了几个小题目的研究,竟发见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再看清代人的考证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考证的开头!从此以后,我对 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学海无涯,到这时更望洋兴叹了!

 

因为辑集《诗辨妄》,所以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了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和《诗经》的本文。到了这个时候再读汉儒的《诗》说。自然触处感到他们的误谬,我更敢作大胆的批抹了。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诗经》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这半年中所得的新见解甚多,今试举分化的两例,作为上面征引的小老婆怨命之歌的印证。《邶风》中的《谷风》,是向来说为“夫妇失道”的;《小雅》中的《谷风》,是向来说为“朋友道绝”的。其实,这两首在起兴上都是说“习习谷风”,在写情上都是说在穷苦的时候如何相依(《小雅》“将恐将惧,惟予与女”,《邶风》“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安乐的时候如何见弃(《小雅》“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邶风》“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末了又都以人我的命运终于类同作慨叹的自慰(《小雅》“无草不死,无木不萎”,《邶风》“我躬不阅,逞恤我后”),遣词命意十分相同,当亦由于一首的分化。《邶风》的《谷风》既为弃妇之词,《小雅》的一篇就不会写的是朋友(《小雅》诗中有“置予于怀”之语,更不是朋友的行径)。至于所以一在《邶风》,一在《小雅》之故,乃是由于声调的不同而分列,正如《玉堂春》的歌曲,京腔中既有,秦腔中也有,大鼓书中也有。《诗经》既是集合各种乐调的歌词而成,它有这种现象绝不足奇。又如《小雅》的《白驹》和《周颂》的《有客》,都是说客人骑了一匹白马来(《小雅》“皎皎白驹,食我场苗”,《周颂》“有客有客,亦白其马”),主人替他系上,留他住下(《小雅》“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周颂》“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他不肯住,逃走了(《小雅》“勉尔遁思”,“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周颂》“薄言追之”),主人去迫他,唤他道:“您回来,我们有给您的好处呢!”(《小雅》“皎皎白驹,贸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周颂》“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这明明都是留客的诗,或是宴客而表示好意的诗。《小雅》说“尔公尔侯”,《周颂》说“既有淫威”,当是周天子款待诸侯的诗。此等诗或是由于一首的分化,或是由于习用留客的照例话,都未可知。其所以一在《小雅》,一在《周颂》,亦因声调不同之故。但说《诗》的人总给诗篇的地位缚死了:他们认定《小雅》的后半部为刺诗;所以说《白驹》是刺宣王的不能用贤;他们认定《周颂》为宗庙中所用的诗,而宗庙中的客人只有胜国的诸侯,所以说《有客》是微子来见祖庙。这真是闭着眼睛的胡说!但这些东西若没有歌谣和乐曲作比较时,便很不易看出它们的实际来,很容易给善作曲解的儒者瞒过了。

 

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在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划《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但我虽读过几部经书,也略略知道些经学的历史,并且痛恨经师的曲解已历多年,只因从来没有把经书专心研究过一种,所以对于他所说的话终有些隔膜。到这时,在《诗经》上用力了半年多,灼然知道从前人所作的经解真是昏乱割裂到了万分,在现在时候决不能再让这班经学上的偶像占据着地位和威权,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谬妄的经说。数年来,对于《诗经》的注解方面作了几篇批评,对于《诗经》的真相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原则。现在都编集在本书第二册里。

 

我本来专在母校图书馆任编目之职;十年春间,校中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幼渔、兼士二先生招我兼任助教;秋间又兼任大学预科国文讲师。在学问兴趣极浓厚的时候,我怎能再为他人分去时间。勉强上了几堂,改了几本卷子,头便像刀劈一样的痛。我耐不住了,只得辞职。惟有研究所却是很有兴味的:四壁排满了书架,看书比图书馆还要方便些;校中旧存的古物和新集的歌谣也都汇集到一处来了。我这也弄弄,那也翻翻,不觉夜色已深,在黑暗的巨厦中往往扶墙摸壁而出。人家说我办公认真,哪知我只是为了自己!在这翻弄之中,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叔蕴先生在日本编印的图谱,静安先生在广仓学窘发表的篇章,为了价钱的昂贵,传布的寡少,我都没有见过。到这时,研究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份,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见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象,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更明白自己知识的浅陋。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我读了他们的书,固然不满意于他们的不能大胆辩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例如静安先生《殷周制度论》据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 后,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但我原谅他们比我们长了二三十年,受这一点传统学说的包围是不应苛责的;至于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的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他们正为我们开出一条研究的大路,我们只应对于他们表示尊敬和感谢。只恨我的学问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从此以后,我的心头永远顿着一笔债,觉得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但境遇的困厄,使得我只有摩挲了这些图籍而惆怅而已!

 

我的祖母的病态渐渐地沉重,我再不能留在北京了,便于十一年春间乞假归家,作久居之计。生计方面,由适之先生的介绍,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预支些酬金。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它成为一家著述。我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閟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恤”,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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