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藏书一万卷，曾巩藏书两万卷，苏轼为何读书却不藏书？

文章标题“欧阳修藏书一万卷，曾巩藏书两万卷，苏轼为何读书却不藏书？”

苏轼认为藏书不如读书。在两宋时期藏书家大概有七百余人，藏书上万卷的有两百多人，藏书上三万多卷的有二十多个人。到南宋宋明宗的时候，国家的藏书将近十二万卷。而在宋仁宗苏轼、欧阳修所在的时代，国家的藏书才三万多卷。其中欧阳修藏书一万卷藏书数量相对而言很多。而家境拮据生活困难的曾巩家里藏书就有二万余卷， 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编为《金石录》。然而苏轼一生读书，却没有任何藏书，甚至一些常见的历史典籍也没有。

并且苏轼认为藏书有以下几大弊病：

一、浮幕时名，藏书只为了获得名声，而并非为了钻研学问。

二、家中费尽心力收罗来的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

三、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阅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

应当说苏轼总结的这三点，确实击中了一些桑树人的软肋。而这两位都是与苏轼并列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是苏轼的座师、曾巩和苏轼都是欧阳修门下弟子。两人藏书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并且对这些书进行精心地校勘，要对这些书的来龙去脉，对书的品相对书的版本要做研究，而欧阳修不仅收藏前代的留下来的书籍，而且收藏当代知名学者和作家的手稿。欧阳修有自己的书斋“非非堂”曾巩也有自己的书屋“金不换”。他们真正做到了藏书的意义。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确实如此，藏书不难，能读书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所以藏书固然重要，读书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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