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福建兴化军，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著书，走上一条与科举考试相反的自学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①的说法。他就是世称夹漈先生的郑樵。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自称“莆阳田家子” ，别号“溪西遗民” ，兴化军广业里（今属莆田市涵江区）人。据《郑氏族谱》记载，郑樵出生于书香门第，其先祖郑庄，官至中郎将，与兄郑露及弟郑淑入莆（田）倡学。曾祖父郑子堂，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补太学，中漕司举，复中本贯” 。祖父郑宰，熙宁三年（1070）进士。父亲郑国器，字宗输，太学生，曾经卖掉自己的田产，修筑苏洋陂，“灌田七百余亩，乡人德之” 。②父亲的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善举，在郑樵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郑樵修建永贵桥、盖来庵，重修苏洋陂等，恐怕也是缘于家风的影响。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郑樵从小就对六经、诸子百家之学感兴趣。然而不幸的是，宣和元年（1119)，他父亲从京师太学回故里，途中病逝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年仅16岁的他急忙赶赴苏州护送其父灵柩回到莆田，葬于越王山。从此以后，郑樵谢绝人事，不应科举，在越王山下搭了个茅屋，一边守墓，一边读书。当时的情景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 ；“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③自己还要烧水做饭，生活十分清苦。后来，郑樵又在夹漈山中筑了三间草堂，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夹漈草堂” 。在这里，他励志自学，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
夹漈山坐落在莆田的西北部，海拔750多米，峰峦叠嶂，树木葱笼，是读书的好地方。郑樵搭建的夹漈草堂就处在苍松翠竹和奇石中，置身其内，但见云天景色如画，有郑樵诗为证：“堂后青松百尺长，堂前流水日汤汤。西窗尽是农桑域，北牖无非花葛乡。罢去精神浑冉冉，看来几案尚穰穰。不知此物何时了，待看临流自在狂。”④
在这环境幽静的夹漈山上，与郑樵一起读书的还有他的堂兄郑厚，兄弟俩志趣相投，朝夕相处，同窗共读达6年之久。郑樵的《题溪东草堂》诗，描述了草堂读书的快乐：“春融天气露微微，药草葱芽脉脉肥。植竹旧竿从茂榭，栽桃新树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虱衣。兴动便携樽到岭，人生真性莫教违。”⑤
兄弟二人同住在夹漈山，专心致志地读书，知道哪里有藏书，就到哪去寻访，直到读完书才离去。在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他们提着酒饭，到深山里去。碰到了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就坐下饮酒赋诗，纵论天下大事，抒发济世安邦的心愿，潇潇洒洒面对人世的冷暖。两人还以古之贤者为榜样，以前代有节义的文臣武将为楷模。他们身处山林，却心怀天下，立志要扶危定倾。在郑樵一生当中，最为亲密、影响较大的朋友要算是堂兄郑厚。
郑厚字景韦，比郑樵大四岁，人称“溪东先生” 。志书说他“四岁闻人读书能默记，七八岁通解经旨，作诗文皆出人意表。稍长，下笔成章，援引古今，议论不为空言” 。郑厚是个“通才” ，不仅兼通五经，而且旁通吏治和军事。后人赞他：“器识高远，诸子百家，靡不淹贯，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作文从肺腑流出，自然根本超脱，别成一家。”⑥这未免有点过誉，但毫无疑问，郑厚是个天资聪颖、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
郑厚既是郑樵的兄长，也是郑樵的老师。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堂兄弟，在性格上是有差异的。用他们自己的评语，郑厚是“逸迈” ，郑樵则“幽邃” 。换句话说，郑厚是才华横溢，锋芒显露；郑樵则是内涵精妙，含蓄深沉。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也反映在治学上。郑厚才思敏捷，“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无留手” ；郑樵则坚韧勤奋，“见理如攻坚木，终自擘折稍迟耳” 。郑厚下笔“如狂澜怒涛，滚滚不绝” ，又“如迅马历陇陂，终日驰骋而足不顿，且无蹶失” ；郑樵著文“如悬崖绝壁，向之瑟然，寒人毛骨” ，又“如大匠抡材，胸中暗有绳墨” 。在处事上，“（郑）厚应辨多方略，（郑）樵迟钝有隐思” 。⑦尽管“二郑”的性格、气质和为人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学术上能够共同探讨学问，互收切磋琢磨之益，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郑樵、郑厚兄弟俩一边读书，同时又在一起讲学授徒。虽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但却为一般青年后生所崇敬。一方面随着岁月流逝，“二郑”的学问大进，名闻乡里，两人又都是讲实学的，这就更为年轻人所景仰；另一方面“二郑”读古人书，能够识大体，达世务，在两宋之际干戈纷争，世事纷乱，前途不明的情况下，他们的济世情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表露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更能引起青年学子心理上的共鸣。所以，当郑樵、郑厚“讲学芗林，从游者众”⑧ 也就不足为奇了。
芗林寺是郑樵和郑厚讲学之地。这是一所古寺，寺建在芗林山半腰一块盆地的边缘，坐东北朝西南，四周群山环绕。郑樵对芗林山景色有一段描写，如《芗林闲居》诗云：“芗林苍翠甚，极目可吟诗。梅子风前落，杏花雨后移。清溪过半郭，孤月隐疏篱。寂寂云山外，萧然独自知。”⑨ 寺院的清幽，确是科举时代士子们闭户苦读的理想之处。
虽然生活在这样的深山野林之中，讲学著书自为一乐，但郑樵关心时事，同情黎民百姓痛苦的热忱却没有衰减。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篇。如“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弹指。谁为民请命，皇天犹未喜。茂德自不绥，眷眷我梓里。伤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齿” 。⑩果然不出郑樵所料，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侵，攻陷京城，二帝被俘。莆田虽远在数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动。郑樵心忧时事，怀拳拳赤子之心，曾多次上书枢密院宇文虚中，请缨抗金，报效国家。但在昏君奸相当道的年代，连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尚且饮恨风波亭，郑樵的一腔热血只能是“有心报国，无路酬君” 。绍兴五年（1135），郑厚再举礼部奏赋第一，调广西提举司干办公事。{11}此后，“形单影只”的郑樵只好一头钻进夹漈深山，在“困穷之极” 、“厨无烟火” 的情况下，“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12}把自己的忧国情思和追求统一的心愿，形之笔端，寄托在自己的著述之中。
然而，郑樵早年立下修史的志愿并非一帆风顺，他一介布衣，身处山林，资料乏匮，写史的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郑樵修史的最大困难还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绍兴年间（1131—1162），奸臣秦桧父子当政，在文化上的禁锢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他们以禁野史为由，迫害士人。郑樵就是在这种“风波易起”{13}的年代进行修史的。没有执着追求的精神，没有坚定的学术信念，他要坚持修史是不可能的。郑樵不仅仅要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避免因恶劣的政治形势而带来的文字灾祸。这也许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3次从莆田赴南宋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他献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 。{14}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此时出山奉献部分学术成果，一晃30年过去了。这1万多个白天黑夜，郑樵是怎样度过的呢？他在《献皇帝书》中，给人们开出一份珍贵的时间表和研究成果目录单：
“十年为经旨之学” 。著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
“三年为礼乐之学” 。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
“三年为文字之学” 。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著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 。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 。写出了《求书阙记》 《校雠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15}
郑樵献书返回草堂后，一边继续著书“益厉所学” ，{16}以毕其志；一边授徒讲学，四方之士，“从者二百余人” 。{17}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邑人周华的《游洋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
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余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 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但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讲说古学，自成一家，真是相见恨晚。”不觉间已是三班漏下十数刻，郑樵请允退朝。高宗道：“听你的高远议论，朕都忘记了疲倦。” 郑樵向皇上请求回归山林，说道：“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下旨，“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 ，{18}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带着二百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上（高宗）驾幸建康（今江苏南京）” ，{19}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授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 。{20}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 。{21}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他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着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五十有九。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 。{22}郑樵灵柩葬于莆田南崇仁里（今属莆田市涵江区）。
据《重修郑夹漈先生封茔碑亭记》载：“郑夹漈先生墓，旧在莆田广业里，傍灵源之古刹，迁至白沙之通衢，陈仆射为筑其阡，钟离守为表其遂。”乾道四年（1168），邑人宰相陈俊卿特地到郑樵墓吊拜，并嘱咐兴化知军钟离松将郑樵墓迁往比较热闹的长兴山主峰，提出要请技艺高超的泥匠为郑樵迁墓安葬。该墓占地3000余平方米，坐南朝北，面对夹漈山书亭寨。墓碑由陈俊卿亲笔手书苍劲醒目的“宋枢密院编修郑樵之墓” 。墓地周边林木苍翠，长兴山主峰屹立在墓地南方，气派雄伟壮观。该墓已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保存完好。
郑樵一生读书、著述和讲学。他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种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据南宋莆田人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记载，郑樵的著作宏富，累计达六十多部、八百多卷。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就足于确立他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23}
郑樵的《通志》是总辑之史，是他毕生学问的汇集，是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部较有影响的通史。据《通志·总目》载，帝后纪传二十卷，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二十四卷，总计二百卷。《通志》分纪、传、谱、略四大部分。纪、传、谱起于上古，迄于隋代，系抄录自汉以来诸家旧史，并加删改而成。略分为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记述了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特别写出了文化发展的情况。郑樵对他的二十略是很自负的：“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24}因为五略是他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没有因袭，更无重复；十五略全是他自己发凡起例，独立创作出来的。所以二十略是郑樵最得意也是《通志》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治学的精粹和学术的总汇。
纵观郑樵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特别强调“会通”思想。郑樵始终把这种“会通”思想作为治史的指导原则，强调“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因此《通志》实际上是综合了古代的各种书籍而修成的包罗万象的著作，它不仅记载了古代社会的历史资料，而且涉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学、音韵等等学术领域；它不仅记载了上述各门学科的学术内容，而且研究了这些学科本身的发展过程，把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二是他富于批判精神，勇于创新。在宋代理学极盛的时候，郑樵敢于突破旧经学束缚，独立思考，在《诗辨妄》一文中大胆喊出了“ 《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并第一个提出学习自然知识与儒学经典同等重要。他反对用天命观来曲解历史，彻底批判“灾异说”是“欺天之学” 、“妖学” ，崇尚科学思想。同时，他还抨击义理、辞章之学，提倡创新精神。
三是他是靠自学成才的。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前后用了19年工夫，而且有书局相随，还可以组织名流在一起讨论改稿。而郑樵只是山林的穷儒，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他的渊博学识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除了他终身保持着一股锲而不舍的勤奋精神之外，其成功的经验还有两条。
一方面，他善于利用图书资料，博览群书。宋代莆田私人藏书之富是世人公认的，如方略的万卷楼、方渐的富文阁、方于宝的三余斋、方万的一经堂、郑寅的衍极堂以及林霆家均以藏书成千上万卷而名闻遐迩。这种良好的环境为郑樵的著述和研究前人的成果提供了有利条件。“莆中故家多书者，（郑樵）披览殆遍，犹以为未足” ，于是，他便出游搜访图书。“周游所至，遇有藏书之家，必留借读尽乃去” 。{25}由此可见，他花了多大的苦功。难怪宋朝人也赞道：“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26}
另一方面，他十分讲求科学的治学方法。郑樵治学极推崇司马迁“会通之义” ，也怀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抱负。因此，他提出要注意对文献资料的考证、辨伪，不轻信妄从，同时强调要到实践中去印证书本的知识，去探索书本所未载的知识。为了写《昆木草本略》，他“与田夫野老往来” ；为了学习天文，他“昼理简编，夜观天象” ；{27}为考察山川地理的变迁和扩大眼界，他出游名山大川，等等。的确，南宋的儒生，不仅受鄙视稼穑的旧观念束缚，沉迷程朱理学的迂腐者颇多，而且大多数为科举仕进的利禄所笼络。然而，郑樵却能冲破旧藩篱，行核实之法，能深入实际生活中去，向劳动人民学习，表现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远见卓识。无怪乎他的《通志》能广搜博引，令人叹为巨著了。
然而，自《通志》问世840多年来，对郑樵学术思想的研究和评论，众说纷纭，褒中有贬，难以尽陈。《宋史·郑樵传》一字不差地抄录南宋史官周必大对郑樵的评论：“（郑）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28}把郑樵说成是“独切切于仕进”的利禄之徒。而与郑樵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陆游却称赞他“好识博古，诚佳士也” 。{29}元代人刘勋在《隐居通议》 、钱士升在《南宋书》 、明代邑人柯维骐在《宋史新编》 、周华在《福建兴化县志》中对郑樵的学术思想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南宋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则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到了清代，戴震说郑樵是陋儒，王鸣盛也说渔仲是妄人，但章学诚则充分肯定了郑樵的成就，说他“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30}郑樵的史学精神和价值只是到了近代，到了人们全面清算封建社会史学的种种弊病时，才真正被发现。当郑樵的史学思想被用来作为封建史学的参照物时，它耀眼的光辉才得以充分地显现。正如梁启超所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3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多卷本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处提到郑樵和《通志》。其第一卷第一分册的第三章，说郑樵的《通志》有“大量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 。
注释：
①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第20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明］周华：《游洋志》抄本，（民国）张国枢整理《福建兴化县志》（铅印本），蔡金耀点校重印，第25页。版本下同。
③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第4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版本下同。
④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第1页。
⑤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第3页。
⑥［明］周华：《游洋志》，第72、74页。
⑦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第48—49页。
⑧［明］周瑛、黄仲昭：《重刊兴化府志》，清同治十年重刊，第92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版本下同。
⑨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第6页。
⑩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第11页。
{11}［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下册，第70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明］何乔远：《闽书》，第343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版本下同。
{13}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第39页。
{14}［元］脱脱：《宋史·郑樵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版本下同。
{15}［明］何乔远：《闽书》，第3439—3440页。
{16}［元］脱脱：《宋史·郑樵传》。
{17}［元］脱脱：《宋史·郑樵传》。
{18}［元］脱脱：《宋史·郑樵传》。
{19}［明］周华：《游洋志》，第76页。
{20}［元］脱脱：《宋史·郑樵传》。
{21}［元］脱脱：《宋史·郑樵传》。
{22}［明］周华：《游洋志》，第77页。
{23} 北京图书馆编：《文献丛刊》第一辑。
{24}［宋］郑樵：《通志二十略》，第5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25}［明］周华：《游洋志》，第75页。
{26}［明］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四十六人物“郑樵”条。
{27}［明］周瑛、黄仲昭：《重刊兴化府志》，第926页。
{28}［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一，上海书店印行1985年版。
{29}［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
{30}［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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