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1187-1269）是晚宋文坛的领袖型人物，他的文学创作直接影响着学界对晚宋文学整体的评价与定位。作为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的宋代典型士大夫，要认识刘克庄的文学特质，就离不开对作家主体文化性格的解读，其文化性格的复杂与多元，直接反映为文学精神的丰赡繁富。本文即以文化性格为切入口，结合相关文学作品，深入探析其文学特质与文学精神，为进一步把握刘克庄文学情感内核，厘清晚宋文学面貌作出尝试性努力。
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刘克庄作《七十四吟十首》组诗，中有句云“游戏人间又一年，非儒非佛复非仙”，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亦儒亦佛复亦仙”，所指均是其思想性格融合儒释道而驳杂不纯的特点。不过就思想核心来说，儒家的淑世精神一直作为主线贯穿其生命始终，虽其他因素时弱时强，然从未动摇儒家思想的基石地位。正是基于儒家士大夫的传统精神，“出处”问题就成为刘克庄一生的核心问题，也是对他的文化性格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人生课题。因而，透视这个问题即可看作解开其思想内核与文学精神的金钥匙。在南宋党争的背景之下，刘克庄历经多次政争，逐步修正以至改变他的出处观，并由此丰富、完善和提升了自身的文化性格，这是当时政争给予他的一笔人生财富，也给他的文学带来了相应变化。如果围绕刘克庄的出处观，作共时性的观察，即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处于充满矛盾的性格冲突中：经世济时与放情山水、奋发踔厉与顾望迟疑、清狂不羁与颓靡不振、重名轻利与忧谗畏讥，组成了他立体而多面的自我形象，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学史中所呈现的那位积极昂扬的爱国文人，并不是刘克庄形象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若从他各时期的诗文作品出发，我们看到的则是郁结中的疏狂、焦虑中的旷达、失意中的自适和颓唐中的真率，这四个方面为其文化性格的主要面相，与作品中雄奇的笔力、开放的心境、闲逸的性情和日常的书写形成对应，并由此构成其人格与文学互动的主导系统。下面即依次各作阐述。
壹
疏狂：雄奇的笔力
狂，是历代文士颇感兴趣的性格标识与精神形态，这个词汇不但被豪放超逸如李白者列为自己的本性，说“我本楚狂人”；就是温柔敦厚如杜甫者也曾云“自笑狂夫老更狂”。可见，狂是传统士大夫性格系统中多少皆有的因素。它又可组合成疏狂、清狂、迂狂、骄狂、粗狂；狂狷、狂简、狂妄、狂佞、狂怪等形容词，虽同在一“狂”字统摄下，却存在不一样的内涵。刘克庄爱说自己是狂士，其狂则在疏狂与清狂，此二词意涵一致，均指向对抗流俗、蔑视平庸、张扬个性、放逸不羁的性情。他的《鹧鸪天·腹疾困睡和朱希真词》首句即云“前度看花白发郎，平生痼疾是清狂”，将清狂视为自身顽固不化的疾症；《一翦梅·余赴广东，实之夜饯于风亭》结句则说“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后村词笺注》第37页），乃以疏狂自命并带着高傲的自信。类似的言论，还有许多。疏狂、清狂是刘克庄对自己性格认识最为突出的一点。
由于孔子于《论语·子路》中有“狂者进取”之说，所以在儒家思想统治的历朝士大夫中，“狂”许多时候就与入世有着密切的联系。朱熹注解《论语》此句时即说“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意思是狂者志向高远而行为真率不掩饰。他们内心总是与外部世界发生积极的联系，哪怕他本人表面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与高蹈的行为，其实质也多少具有入世的指向，仍抱有修身治国的理想。刘克庄在《贺新郎·再和前韵》词中说“少狂误发功名愿”（《后村词笺注》第30页），即将狂与功名关联在一起，而就其疏狂的一面来看，确是表现为个体高扬意识与时代忧患精神的结合。
在刘克庄积极追求人生价值、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狂的性格表露得最为明显。他曾说“清狂畴昔有三稿，警策即今无一联”（卷二一《明道祠满》，《全宋诗》第36421页），代表他清狂性格的诗歌当然不会是悠闲的写景之作，也不会是一般的寄人之作，更不会是愁闷的挽赠之作。能见证他年少疏狂的作品，是那些蓄满青春理想与家国情怀的感兴之作。这些作品或指向个人，寄托人生的抱负，如“拟披醉发横箫去，只寄乡书与剑回”（卷一《蒜岭夜行》，《全宋诗》第36140页）；或指向时事，感慨国家的恢复，如“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卷一《北来人二首》，《全宋诗》第36134页）；或指向民众，关心一般的兵民，如“几多精甲没黄沙，野哭遥怜战士家”（卷一《扬州作》，《全宋诗》第36139页）。一个“任子”出身的小吏，其视线却注视着“达则兼济天下”者所关注的东西，这才是刘克庄的清狂所在。他的狂是指向个人的，同时更是指向社会的，是无力个人与顽固外界强烈冲突下一种郁结心态的迸发。因而，刘克庄的清狂并不在于个人的傲世与忤世，而是饱含着对流俗的抗争和对衰世的哀鸣，是他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而震烁出来的性格力度。刘克庄的诗文作品，一旦涉及到时事即精神立振，他说“纵使胸中横绿野，未应度外置苍生”（卷三《又真止堂一首》，《全宋诗》第36170页），民胞物与的胸襟让他的疏狂具有了更高的道德承载。如果把他入世的精神仅仅看做为了获取功名，就未免太小看了这位狂人。
“少狂费尽一生心，丛稿如山雪满簪”（卷四六《抄戊辰十月近稿七首》，《全宋诗》第36722页）刘克庄将无法施展的才华连同疏狂的个性，一并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疏狂的性格，让他的文学作品在语言层面表现为雄奇的笔力、飘逸的想象以及用词色彩的重拙、句式结构的排奡。而与这样的修辞风格相适应的，依然是其承载入世理想的忧患精神。如卷一一《端嘉杂诗二十首》其一云：
幅裂常包割地羞，扫平忽雪戴天雠。穹庐已蹀完颜血，露布新函守绪头。闻说关河唾掌收，拟为跛子看花游。可怜逸少兴公辈，说着中原得许愁。（《全宋诗》第36298页）
诗歌因金国灭亡而作，痛快、欣喜充溢其间，颔联的“蹀血”、“函头”，词汇的色彩都很浓重，颈联一句“跛子看花”更是将自己喜欲狂的情态表现出来。这样的诗歌当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狂傲之态，却在字里行间积蓄着一种疏狂之气。又如卷二〇《又闻边报四首》：
篱援萧疏堂奥寒，西从蜀岭北淮山。少狂曾似身摩垒，衰暮今无力拓关。烽火终年烦斥堠，车书何日混舆寰。佽飞冗惰楼船敝，谁为朝家备海湾？
八骏西游造父骖，六飞草草幸东南。故宫久叹生禾黍，急驿毋烦贡荔柑。自古庙谟劳圣虑，即今军事有人参。行宫一穗祥云起，应解三边黑祲酣。
玉帛朝驰盟暮寒，覆车胡不鉴燕山。未闻一范出乘塞，忽报六符来叩关。孙氏已凭江立国，孔融误以许为寰。洛花岁岁无消息，极目芦洲更蓼湾。
一车两马不烦骖，草地蠕行到极南。春燕无栖各依木，佛狸有使辄求柑。按中军请东阳徙，获左车谁北面参。凭语吴儿莫游冶，塞鸿回处阵云酣。（《全宋诗》第36406-36407页）
这组作品虽是次韵之作，却毫无拼凑之感，一气呵成，其情感力量因为系于国家边事，更显得深沉充沛，甚有老杜“沉郁顿挫”的悲慨。诗歌中既有典故的驱使自如，“故宫久叹生禾黍，急驿毋烦贡荔柑”、“未闻一范出乘塞，忽报六符来叩关”；也有写景的含悲带愤，“佽飞冗惰楼船敝，谁为朝家备海湾”、“洛花岁岁无消息，极目芦洲更蓼湾”。在句式上如“孙氏/已/凭江立国，孔融/误/以许为寰”、“按中军/请东阳徙，获左车/谁北面参”，折腰格的使用，让七律深得峭拔之绝，而这与心中的一股不平之气与疏狂性情是相一致的。
郁结中的疏狂总是夹杂着一种沉痛，这主要仍不在个人的功名，而在国家的抱负，这在他的词作中有突出表现。如《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穀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
少时棋柝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后村词笺注》第80页）
这是刘克庄与王迈《贺新郎》调五和中的三和。首唱的标题是“生日用实之来韵”，其下片的“老去山歌犹协律，又何须手笔如燕许？援琴操，促筝柱”的退隐色彩是首唱词的基调，至二和此基调亦未大变。但到了三和，因为“有忧边之语”，所以一改前两次的颓靡，变而为振作与激越，起于“国脉”，结于“投笔”，国家战事始终萦绕在刘克庄的心中。“木落山凋水见涯，感时短发半苍华”（卷三《九日次方寺丞韵》，《全宋诗》第36166页），这种急切与感伤的情感，源于对时事的关注与现实的不尽人意。当现实如此而无法改变时，刘克庄即以疏狂的情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即便是退隐归田，也并不与这种忧时精神矛盾，“老退尚馀忧国念”（卷二三《冬至二首》，《全宋诗》第36441页）、“暮年未敢忘忧国”（卷三八《次韵庾使左史中书行部》，《全宋诗》第36630页）是其心声的吐露。他又在《七十四吟》说过“尚有一襟哀郢泪，久疏夜饮省春遨”（《全宋诗》第36538页），这“一襟哀郢泪”是他人生中的强音，也是他疏狂个性超越个人得失的内涵所在，更由此赋予了其文学作品雄奇的艺术质素和恒久的道德价值。
贰
旷达：开放的心境
刘克庄的狂，最终没有走向乖戾的骄狂或狂怪，而是性情的疏狂、清狂，这和他性格中旷达因素的逐日衍羡相关。狂和旷虽然同出一心，但在刘克庄这里，狂更多的是指向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旷则侧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总体来说，刘克庄并不是一个十分看得开的人，如果说疏狂是本于一个自然的他，那么旷达完全是出自一个社会的他。其旷达的性格，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政治斗争的波折慢慢成长起来的，是植根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而不是他自我天性的流露。
有一则事例，颇为大家注意，即其与吴泳（字叔永）、吴昌裔（字季永）兄弟的关系，王宇《刘克庄与南宋学术》一书对此已有从忠恕思想角度的解读。然就事件的经过与后来刘克庄的表现来看，对这件事的态度与其说是忠恕思想在起作用，不如说缘于其自身性格的旷达。《杂记》记云：
后余为季永所论，叔永与游果山联骑饯余湖山，叔永云：“某不意舍弟如此。”余曰：“人各有所见，昔黄鲁直除右史，苏黄门不肯押省札而寝，不以鲁直乃坡公之客而少恕。其来久矣，何足怪也。”游公笑云：“天下乃有故事亲切如此。”一笑而散。
端平三年（1236），吴昌裔因传言而上疏论罢刘克庄，这给正处事业上升期的刘克庄仕途带来一定影响，吴泳、游似出郭相送，刘克庄不仅以“人各有所见”的同情之了解宽慰吴泳无需记怨，更以自己对本朝故事的熟稔为之作解。此时的刘克庄五十岁，待人有如此阔达的胸襟，并非他完全不在意仕途——毕竟“端平再起”正是一展抱负之机——而在于他已经经历了多次政争，具有了跳脱当前困境的眼光，能够打开心结，处理矛盾。到了六十岁，和吴泳的词“洗空恩怨、唤起交情”，旷达此时已成为稳固的形态居于其性格系统之中。该词调寄《沁园春》，云：
我所思兮，延陵季子，别来九春。笑是非浮论，白衣苍狗，文章定价，秋月华星。独步岷峨，后身坡颍，何必荀家有二仁。中朝里，看叔兮衮斧，伯也丝纶。
洛中曾识机云。记玉立堂堂九尺身。叹苕溪渔艇，幽人孤往，雁山马鬛，吊客谁经。宣室厘残，玄都花谢，回首旧游存几人。新腔美，堪洗空恩怨，唤起交情。（《后村词笺注》第67-68页）
虽是酬和吴泳自寿词，而此词却以较多笔墨写吴氏兄弟二人，“叔兮衮斧，伯也丝纶”，并以陆机、陆云为比。最后落笔“堪洗空恩怨”语，刘克庄在《与吴叔永尚书书》中还特意加以说明，不是有积怨才这样说，而是用韩愈《听颖师弹琴》的语典：“前和高词，末章所谓‘洗空’者，即是采用退之《听琴》之语，韩与颖师岂尝有纤芥哉！妄意谓尚书乐府之妙不异颖师之琴，实无他肠。”（《全宋文》第328册，第406页）宽容、乐观及至超然地对待人际中的矛盾，抛开偏狭与执拗，这是刘克庄旷达性格成长所留下的痕迹。
刘克庄著、钱仲联笺注《后村词笺注》
当然，旷达不只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主要还是表现为对世态炎凉、仕途险恶的超越。我们可以其各时期所作除祠禄官的谢启作一观察。祠禄官虽然实质上是被罢黜，带有贬谪性质，但名义上则仍保留一定的俸禄，带有福利性质，所以得到祠禄的士人仍需要撰写谢启上奉台端，以表谢意。刘克庄作有五篇除祠官的谢丞相启，兹将文中能够代表谢启基调的句子依次摘录如次：
《除仙都观谢丞相启》：“初传白简，慈亲动饷鲊之疑；还著青袍，幼女泣佩鱼之去”、“公朝恻然无终身永弃之心，天下知其有改过自新之路”。（《全宋文》第328册，第56页）
《除玉局观谢二相启》：“众破胆而怖风霜之威，独披襟以受春秋之责”、“行吟泽畔，略无怨灵修之词；回首渭滨，终有怀大臣之意”。（同上，第71页）
《除云台观谢丞相启》：“每欲洁身而去，辄为造命所留”、“端居故里，守周燮之东冈；赐号散人，分陈抟之西华”。（同上，第72页）
《除崇禧观谢丞相启》“坐隔蓬莱之云气，卧游句曲之洞天”、“东西惟命，既难叱驭以驱驰；左右服勤，尚可垂鱼而定省”。（同上，第78页）
《再除崇禧观谢丞相启》“婚娶幸而粗毕，耕钓足以自娱”、“瞻彼天渊，各遂鸢鱼之飞跃；譬之江海，岂为凫雁而少多”。（同上，第80-81页）
第一篇把遭遇弹劾、奉祠归里的境况写得很可怜，慈亲、幼女的行为，表达出的恰恰是刘克庄自己的失落，所以文中说要“改过自新”，计较功名的色彩还很浓。接下来几篇，刘克庄的旷达情怀渐次增强。除玉局观时，已能知“行吟泽畔”的人生位置，却依旧有“回首渭滨”的牵挂；除云台观时，则用周燮“度其时而动”（《后汉书·周燮传》），陈抟隐居西华之典，表达他对仕途的重新认识，不过仍隐含着态度的执着，只是这次执着于“洁身而去”；到了两次除崇禧观，即将出仕与归隐都看开了，所谓“垂鱼而定省”已约略带有“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味道。
由此看来，刘克庄的旷达是在紧张而焦灼的心态下反复锤炼出来的旷达，旷达的另一面其实是重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如果不经心灵的洗礼直接表现出来，就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而如果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净化、升华它，那么就可塑造成富有深刻人生内涵和处世哲理的旷达。换言之，刘克庄的旷达是与其始终处于让人焦虑、愤懑的环境下分不开的，没有经历这样的人生体验，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旷达。
旷达的胸怀，让他的文学作品不时地显露出开放的心境，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文中所表达的心境更平静、更开放。五十岁左右，刘克庄作《念奴娇·寿方德润》一词：
卯君来处，与眉州仙子，依稀同日。一自前朝龚蔡后，颇觉壶山岑寂。谁料端平，继居遗补，复有斯人出。幅巾林下，姓名玉座长忆。
须信谄语尤甘，忠言最苦，橄榄何如蜜？诸老萧疏星欲晓，留取南都铁壁。洛社自佳，镜湖虽好，莫问君王乞。年年岁岁，大家同做真率。（《后村词笺注》第239页）
方德润即方大琮，嘉熙元年与刘克庄同被蒋岘论罢。这阙词上片是誉人，且不说。下面是劝人之词，其实也是自劝之语，所谓“须信谄语尤甘，忠言最苦，橄榄何如蜜”确已胸有气度，所以冯煦也就这段话评论刘克庄说：“其宅心忠厚，亦往往于词得之……胸次如此，岂翦红刻翠者比邪？”[4]结句“年年岁岁，大家同做真率”写出的正是他此时心态的渐趋平和。
寿人之词或许还有点故作姿态，他自己的感怀即事之诗，应更贴近其真实心态。卷二十《又即事二首》之一云：
放逐谁曾为解骖，自治芜秽垦山南。西畴会有两歧麦，东府底须三寸柑。芋美尤于饥后觉，榄甜少待味回参。采薇散发无穷乐，寄语痴人勿豢酣。（《全宋诗》第36406页）
此诗作于宝祐二年（1254），时刘克庄已六十八岁了，整首诗都是写如何在穷酸的日子里生活，无人“解骖”相助，便自垦山南，颔、颈两联写四种农作物，充满恬淡意趣，结语吟咏“采薇”的无穷乐，安贫乐道的情态连同豁达的生活态度一并展示出来。较之五十岁的词作，这首诗歌的情怀已非口头的言说而已，实为来自生活的真质，蕴涵着刘克庄洞察生命真谛后的澄澈的人生境界。
他曾说“晚与放翁争旷达，荔枝颠向海棠颠”（卷三二《采荔二绝》，《全宋诗》第36551页），将陆游的旷达作为自己的追崇对象，而这种旷达乃寓于平常的生活之中，如同陆游深爱海棠，他则深爱荔枝，都是醉心于自然界的植物，并非执着于社会中的声名与利益。林希逸在《行状》评价刘克庄说：
穷达得丧，是非毁誉，寄之歌咏，一付嬉笑。梅花数句，以诗得谤也，而略不以为悔；巴陵一疏，以言获谴也，而不自以为高。前后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无蚍蜉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尝恨其人。
这段语言虽未言及“旷”、“达”二字，却是对刘克庄性格中旷达因素的简要阐释与准确定位。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的《全宋诗》
叁
自适：闲逸的性情
如果说疏狂与旷达，更多地来自刘克庄人生“出”的一面，是在危亡的国家、错综的社会中激荡而出，那么“处”带给他的就是生活的自适与真率，是个人内心闲逸性情的平静流溢。宋人追求自适，较前代更为强烈，这不仅源自思想界明心见性的领悟功夫，也是士大夫人文旨趣与理性精神的一种体现。周裕锴先生认为宋诗的“自适”在于“化劳心的苦吟为娱心的闲吟”、“化钟情的酸楚为乐易的闲暇”、“化执迷的怨怒为戏谑的调侃”。就刘克庄来说，“处”时的“寄之歌咏，一付嬉笑”（上引《行状》），正是他追求自适的重要方式。不管是村居的田园种艺诗词，还是诗友唱酬的游戏翰墨，都是呈现其闲逸性情的典型文本。
嘉熙三年（1239）刘克庄自寿，连作四阙《水龙吟》，抒发的均为里居的闲适心情。第二阙有句“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后村词笺注》第33页），他将自己起舞、行吟、高眠的行为，都排除在杨恽之狂、屈原之怨、陈登之傲的传统之外，意即这些动作都不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其所指无非就是一个“适”字。而更为突出地表达其自适的词是第四阙，文云：
平生酷爱渊明，偶然一出归来早。题诗信意，也书甲子，也书年号。陶侃孙儿，孟嘉甥子，疑狂疑傲。与柴桑樵牧，斜川鱼鸟，同盟后，归于好。
除了登临吟啸，事如天莫相谘报。田园闲静，市朝翻覆，回头堪笑。节序催人，东篱把菊，西风吹帽。做先生处士，一生一世，不论资考。（《后村词笺注》第36页）
围绕“酷爱渊明”一语，全词都在书写如何学习陶潜归隐田园，宁静地生活，要“一生一世，不论资考”，自适的追求明白而强烈。毋庸讳言，这组词虽有闲逸性情的流露，但其背后却藏着更深的失意悲愁，不过，既然找到了平衡心理的方法，这种失意也自然转化成了自适。他在第二阙还有一句“制个淡词，呷些薄酒，野花簪帽”（《后村词笺注》第34页），这些行为在这里并非完全的文学虚拟，而是其真实生活的写照，深具闲适之意。因而，即使是隐含人生悲伤失望的诗词，那也是他通过“制个淡词”以达到自适目的的手段罢了。
吟咏“平生酷爱渊明”是刘克庄调适内心的方法
“闲吟不与君争巧，自作村田乐散怀”（卷四七《谢诸寓贵载酒三叠》，《全宋诗》第36730页），与疏狂的个性、旷达的胸襟相比，自适的性情更加直指心灵深处，它所代表的人生是最具艺术品格的人生。因为自适所追求的正是心灵的自由与情趣的淡泊，与艺术精神之间具有深层的同构性与契合度，是故，它也常常成为非功利性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这让刘克庄的文学，特别是里居时期的文学，屡有游戏的作品[2]，而这种“游于艺”的精神，又恰可看作其自适性格的集中表现。
刘克庄晚年撰《后村诗话》，续集卷三全文抄录左思抒情小赋《白发赋》，却对此赋只字未评，而于文集中模仿了一篇。他觉得此赋“甚佳”，于是“戏续之”而为《白发后赋》。左思的原作，是“白发”与“我”的对话模式，在原赋中“我”因为“策名观国，以此见疵”于是“将拔将镊，好爵是縻”，“白发”自诉其苦，瞋目号呼，但也未能阻止“我”最后的“随时之变，见叹孔子”，意即“我”也是无奈才这样。“发肤至昵，尚不克终”，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将至亲的白发拔除，以便“今薄旧齿”的当权者启用我。左思原作自然是写得沉痛无比，直击现实。而刘克庄的续作却一改此风，以幽默的笔触，将这种沉痛化为自适。虽然赋中的“我”也是一个想要拔除白发的人，客则“美言宽释”，列叙白发的好处，“我”最后“改容谢客”，乐观地接受白发满头的现实，并以此为荣。这样的笔法，所呈现出来作者的真实用意，并非“我”拔除白发的理由，而是“客”的劝解之词。“临雍则受北面之拜，乡饮则居东向之席”，人们对时光的流逝，总是表示惋惜，刘克庄也是如此，但此赋却一反惯常思想，以“客”的言辞道出了他接受人生老去的坦然，用达观的心态获得生命的自适。
与旷达背后的焦虑感相似，刘克庄的自适背后也蕴涵着对失意生涯的反思。他的《闲居》诗云：
纳履归来六载强，身闲冷看世人忙。远公有酒邀莲社，录事无资助草堂。柿被鸟残分亦好，李为螬食咽何妨。春山何处无薇蕨，更不须求辟谷方。（《全宋诗》第36676页）
首联的“身闲冷看”就颇道出了以下诸联闲适生活背后的冷静观察与积极思索，并且这种思索提供的心境，不是让个人更为计较，而是变得更能欣赏平淡生活中的美，所以才会有颈联对本不美好的事物投以审美的眼光。另一首《为圃》也是如此，虽有琐碎的烦恼，亦不失真切体味生活的敏锐：
屋边废地稍平治，装点风光要自怡。爱敬古梅如宿士，护持新笋似婴儿。花窠易买姑添价，亭子难营且筑基。老矣四科无入处，旋鉏小圃学樊迟。（《全宋诗》第36238页）
在这里，刘克庄需要的就是生活的自适与心灵的自由，不用考虑太多的文章道德观念，就是像樊迟学为圃，虽有违孔门高尚的道德追求，却是一个本真的自我。 总之，趣味的、心灵的、自在的文学精神正是其闲逸性情的显现。
肆
真率：日常的书写
不管是疏狂、旷达，还是自适，它们都与性情的真率联系在一起，这种真率的存在是刘克庄在政治上敢于抗颜犯上、直言不讳的性格驱动力，也是他在社会中赤诚、宽容待人的本源所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文学家，真率是其文学作品能够承载真实人生的基础，如果失去了真率，作品也就失去了文学的价值，成为一堆任意排列组合的字符。毕竟一切的善与美，都必须是真的。刘克庄的一生，可谓成也真率、败也真率，因为他的任情任性，不虚饰、不伪装，所以总是容易被反对者抓住把柄，而又恰是这真率带来其文学的成就。有了真率，才让他并不掩饰疏狂背后的郁结，旷达背后的焦虑，使其作品能寓悲情于爽朗，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色彩与书写肌理。而他某些时候的佯狂、佯闲似为杂质，却也不损其真，反倒带来了“蝉噪林愈静”的效果。
就他的创作来说，真率如同血液渗透其中。作为一个享寿八十馀岁的文学家，其文学作品中的真率也因时段的不同呈现出阶段特点，如年轻时是奋砺中的真率，与疏狂互为表里；中年时是失意的真率，由旷达中化而出之；老年则是颓唐中的真率，带有成熟的自适，也有暮年的伤感。从情感的强度来看，颓唐中的真率最为动人。这时的诗词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一个真实可感的老人，在作品中得以真切呈现。虽然文学题材的日常化是宋代诗文创作的总体倾向，但是就刘克庄来说，其晚年日常化的书写比一般士人更为突出，不仅是时代风潮的产物，更是其个人性格的外化，带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刘克庄八十岁时，作有一首《老欢》，诗云：
宿昔髫年忽旄期，登临筋力尚支持。酒肠无恙重开禁，药性皆谙懒问医。夜漏犹披灯下卷，春风不染镜中丝。销磨未尽惟吟癖，锻了新诗改旧诗。（《全宋诗》第36634页）
这首诗写他老年生活的乐趣，在登临、在饮酒、在知药、在批卷、在览镜、在改诗，其中登临、知药、览镜反映的本都是体力的衰退、容颜的老去，而刘克庄却视其为“老欢”，这自然是其自适性情的写照，更因其日常生活的实际如此。同样，写诗也是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他的日常生活又是满足其“吟癖”的不竭题材。于是，刘克庄笔底就显现出各种有趣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之真，折射出的无疑是其性情之真。如有诗题作《大渊寄道冠汉镜各答以一首》：
已挂朝冠了，烦君寄道冠。头蓬不梳久，发秃欲簪难。简便乌巾赘，清羸鹤氅宽。儿童怪崖异，便作羽流看。
雁足传书至，蟾光出匣新。真从古冶子，曾照汉时人。昔作美年少，今非妙色身。明知皆梦幻，莫认假为真。（《全宋诗》第36590页）
诗题已道出创作原委，大渊即林泳，林希逸子，晚年与刘克庄交往甚密。这两首诗看似咏物，实则写自己老年生活的两种状态，一是衣冠形态，一是自然形态。戴冠与照镜的日常行为，因为冠和镜的特殊性，就变成了刘克庄再次认识自我的机会，“头蓬不梳久，发秃欲簪难”、“昔作美年少，今非妙色身”，这样的语言在他笔下不知出现多少次，在形态描述的反复之中，却是一种真率面对的勇气。正所谓越是不在意，越能尽情描摹。而至于如卷三三《梅月为蚤虱所苦各赋二绝》那样的诗作，更是充满了琐屑、细微甚至庸俗。这种“俗”的呈现，主要并不在于作者在诗歌题材上的自觉拓展，乃在于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在于心理对生活的真率展现。
不过，颓唐中的真率表达最为充分、最引人注目者乃是刘克庄对自身病痛的书写。这些作品虽然仍难逃琐碎、颓废的指责，但它们不仅摹写多变、情感强烈，而且带有极深的人生思考，是其本心的真情流露。抛开颓唐的情态与悲伤的色彩，这些作品无疑鲜明地表达出一个在病痛中敞开心扉、澄心见底的老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与对生命的尊重。
老年刘克庄一身的病痛，从脱发、落齿到眼眚、脚跛，肉体可谓尝尽痛楚，这些疾病都在他的诗中明白地表现出来，如卷二三《齿落》，卷三三《老病六言十首呈竹溪》、《竹溪再和余亦再作》，卷三四《目疾》、《左目痛六言九首》、《后九首》、《目痛一月未愈自和前九首》、《又和后九首》，卷三五《臈月二十二夜，漏下数刻，小饮径醉，坐小阁睡，傍无侍者，仆于户限，眉鼻伤焉，流血被面，记以六言九首》，卷三六《疥癣二首》，卷四一《目眚》等等。对病痛的反复书写，成为其晚年诗歌题材中突出的特点，我们不妨来读其中的六言组诗《左目痛六言九首》：
深碧非少林祖，暴赤疑归宗僧。何须近青藜杖，不愿如紫石棱。
亲灯似鸱撮蚤，对卷如獭祭鱼。今已作白头观，昔曾校黄本书。
诗到歌行尤妙，传与国语并行。艰辛张籍病瞎，浮夸左丘失明。
昏花废干禄书，麻嗏类辟瘟符。草字见嗤醉秃，小楷难付官奴。
晚岁甘为瞽史，前身不是离娄。喜梵夹书送老，恶巾箱本如雔。
儒医诊肝脉去，小童负药笈从。吾宁作一目鬼，古曾有独眼龙。
熏目不欺暗室，呻吟少下禅床。悟后尽除业障，定中或放毫光。
早耽蔡谱华妙，晚受聃书深长。始悟擘红异味，不如守黑单方。
阁上束三千卷，墙角弃二尺檠。此玉函方不载，无金篦刮亦明。
（《全宋诗》第36581页）
这组诗围绕左目痛，采用六言诗歌的形式，极尽铺叙、用典之能事。每一首都紧扣主题，笔法变化多端，毫不重复，或写目痛的主观感受，或写眼疾造成的客观困境。如第一首，每句都有一个颜色词，在颜色的变化之中，突出眼睛的病变现象；第二首则用聊聊数字将一个青灯黄卷下的老人形象烘托出来；第三首用典写己；第四首从侧面的写字、临帖来表现眼疾。如此等等，真是穷形尽相，纤毫毕现。这样的笔法，所传达出来的不只是刘克庄对六言诗歌技艺的纯熟驾驭，更有他背后积淀的通达的人生观与透悟的生命意识。在如此的颓唐老境中，他并没有完全以一种哀鸣的声音充斥诗作或停止创作，而是将这种肉体的痛楚化解为笔端的千变万化，真挚而全面地展现自我状态。
如果说刘克庄的自适是指向心灵的，那么可以说，他的真率是指向生命的，是自然生命在大千世界中的本真呈现，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纯粹生命形态的展示。正是这种真率，可以让他跳脱一切的社会芜杂与人世纷扰，直接面对生命本体。他有阙《沁园春·寄竹溪》云：“老子衰颓，晚与亲朋，约法三章。有谈除目者，勒回车马；谈时事者，麾出门墙。”（《后村词笺注》第224页）恰是他为追求真率而表现出来的真率。
本文作者的研究专著
余论
综上所述，刘克庄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疏狂、旷达、自适、真率，四者植根于同一性格系统，具有深层结构的同一性。另外，它们虽是在共时状态下的共生物，又同时暗藏着一条历史性的线索，即早年的疏狂、中年的旷达，晚年的自适与真率。这些都是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而它们实质上又与消极面的存在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积极与消极是互涵互摄的，没有消极因素的激励与反衬，就不会有积极因素的积累与升华。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刘克庄，其文化性格与文学精神，更多地以积极方式呈现，哪怕是中间的郁结、焦虑、失意、颓唐，也是以其疏狂、旷达、自适、真率来表达，并由此将文学笔法的雄奇、心境的开放、性情的闲逸与书写的日常化糅为一体。钱锺书先生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认为：“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基于这样的批评传统，我们不妨说刘克庄的文化性格与其文学精神，都是他生命的外化形式，二者同源异流，共同塑造了其文学的精神面貌，并成为把握刘克庄文学审美特征的情感内核。
另外，对刘克庄文化性格的探讨也为重新认识晚宋文坛提供了新的解读路径与切入视角。因为，假如我们承认“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这一观点的合理性，那么我们显然有理由相信，对典型士大夫文化性格的个案剖析，就不仅具有认知个人文学精神的价值，也具有理解“时代心灵史”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获得，与中国传统士大夫强烈的入世情怀相关，也与刘克庄集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模式相关。在晚宋这个被视为“衰世”的时代，士人内部已存在明显的分层性，文学重心下移促成了“专业型”作家的出现，他们是对北宋以来“三位一体”复合型士大夫精英的“解构”，特别是游士阶层，成为此时引人注目的新兴力量。但是，当文学史家的注意力过多集中在这群民间文人身上时，却忽略了晚宋文坛仍然存在着一批像刘克庄一样还具有“三位一体”复合型特点的士大夫。他们的文学创作仍是晚宋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个群体的文化特征与文化性格，依然影响着整个晚宋文坛的历史图景。将他们全部涵括进来观察，或许我们才能看到晚宋时期更生动、更完整的文学生态。限于学识和篇幅，本文仅探讨了刘克庄个人的文化性格，而对此群体的文化性格未能措笔，只能俟诸来日了。不过有一点仍可指出，我们在论述刘克庄文化性格时，虽然没有正面叙述他经历的多次政治事件，却始终摆脱不了性格形成背后的政治色彩。不管是诗文创作，还是闲适人生，它的对面总有一种士大夫与政局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存在，这正是塑造士大夫群体文化性格与文学精神的潜在力量。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讨文化性格与文学精神的塑造，其实质是探讨政治生态结构与士人心态嬗变之间的作用关系，而刘克庄这类文人的群体性格，也许仍然是苏轼等一批北宋士大夫于残酷党争中塑造起来的士人风气与文化性格在晚宋的“衰世”回响。
*侯体健，男，1982年生，湖南永兴人，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研究。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为适于微信阅读，删去注释。
编辑 | 史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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