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龚丹韵
可能很多上海人还不知道，上海的路名，不仅充满有趣的历史故事,而且它的取法，领全国之先，为中国现代化城市道路提供了模板，开创了“第一”。
上海路名最著名的开创性有二，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
其一，中国传统城市的道路，最大、最繁荣的一般称为“街”，赫赫有名如长安街；小一点称为“巷”，上海有的也叫“弄”。成语“街头巷尾”、“大街小巷”就是这么来的。“路”这个叫法比较晚，是近代从上海普及开来。如今已经成为注册道路时的通名。
其二，近代的上海外滩地区，首度统一规范路名的取法，规定东西向的道路取中国城市名，如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等；南北向的道路取中国省名，如河南路、江西路、山东路等。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比如广东路是东西向的，据考，那是因为在近代以前，那一片只开放广州一口，早期英文Can－ton更多是指广州。此路的原英文名CantonRoad，本意就是“广州路”，是汉名把CantonRoad误译为“广东路”了。
这种拿全国版图取路名的方法，方便、亲切、好记，还带着爱国精神，后来被各大城市所模仿。这个传统上海也承续至今。
所以路，不只是路。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邢建榕说：“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从市政开始，市政的现代化从道路开始。上海道路的背后，是城市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化历程的浓缩。”
邢建榕是这样解释的：老城厢的道路自然形成，路名约定俗成，并不讲究。常有重名、谐音，并不奇怪。比如门口有一座牌楼，就叫 “牌楼街”。上海开埠以后，外滩地区广修道路，工部局规定路的尺寸、宽度与周边建筑物的关系，规划细致到人行道至少3米宽、建筑物高度不能超过路宽的1.5倍、道路开发占总面积23%为宜，要求立路牌、漆上名称，等等。路边渐渐亮起了煤气灯，进而改成电灯。路面从土路、弹硌路，渐渐变成了柏油路、水泥路……于是就有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外滩区域的路政规划，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最早的模板之一，被纷纷效仿。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路”串联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历史，串联了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形态和烙印。
邢建榕提到，早期外滩道路的命名同样没有规律。怎么取名成了一件头疼的事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灵机一动，提议以中国省市或河流名取代旧名。为方便外国人和中国人记忆，所有道路一律称为路（Road）。这个方案从现在来看，无疑非常聪明。
有了路，有了路灯，开通电车，人气渐旺，渐渐也有了商业的繁荣。
比如说，“为什么四大百货公司会共同选择南京路呢？”邢建榕说，这当然不是偶然。南京路作为主要干道，原本铺设的是碎花岗石路面，比起其他传统的土砖路、海滩圆卵石路面，质量已经大为提高。紧接着，道路的交通配套设施也跟了上来，外滩至河南路的南京路段竖立起煤气灯，马车交通量大为增加。工部局还买来树苗，种植在路边，“行道树”由此成为道路设施的一部分。
一个小故事是，彼时的黄包车夫不懂，非常害怕路下埋的煤气管道，以为是火烫的，尽量不走在管道的路面上。这样的道路面貌，对当时的人来说非常新奇。
1906年，南京路甚至出现了一段铁藜木路段，从外滩至江西路。这些澳大利亚进口的木块铺设简单，维修方便，而且还非常耐磨。此后，道路照明转为稳定的白炽灯，晚间车辆也能行驶。于是当时间走到20世纪初，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现代城市、一个适合工业时代的交通网络，从外滩铺开，慢慢形成。
不过，也未必都是好事。
“你有没有发现，上海的道路东西向多畅通，南北向多阻碍？”邢建榕说，虽然租界带来了先进的路名管理、规范的道路规划，然而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这种路网格局的负面作用至今还影响着上海。
比如，由于不同租界道路不通，上海的路网格局被几个区域分割得支离破碎。最夸张的是，一辆电车，如果横跨几界，每界都需要换买票员收费。
辛亥革命后，上海老城厢的城墙被拆除，然而这于事无补。老城厢小巷多，路不够宽，电车、轿车几乎开不进去，只能到此为止。11路公交只能绕城墙转一周，城墙虽然没了，那条路线还在，“小东门”“小南门”这些路名还在，至今保留着上海城墙的历史记忆。
同样，租界自己要扩展，南北方向已经被别人“圈”了怎么办呢？只好从外滩往西造主干道路，不断由东向西延伸。
解放后，重新梳理上海路面下的管道成为一件头疼的事情。管道密密麻麻，公共租界排了一套、法租界排了一套，彼此还不通，又浪费地下空间。
面对支离破碎的路网，通行实在不便，上世纪中，“中山环路”出现了，它把租界围成了一个圈，南北方向至少可以绕圈通行。当时就规定，中山环路附近的建筑物必须退后10米，预留空间，这才有了今天相对宽阔的中山路。而内环高架直接就在此基础上形成。
可以说，上海的路网格局不是偶然，上海的路名不是偶然，几度风云变幻、几代记忆交替，或许有的地理面貌已经消失掩埋，有的名人故事已散落沧海。然而好在路名还在，它们无言诉说着城市的故事，默默记录着城市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这些道路、这些路名的背后，是上海前世今生的推演、是这颗东方明珠现代化历程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