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恶魔——瘟疫篇

   
    雅典大瘟疫——人们像羊群一样死去

    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希腊城邦之间爆发的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且凶险异常的大瘟疫袭击了位于希腊半岛东南端的古代希腊著名城邦——雅典。
    这场灾难首先降临在被雅典人称为下城的比雷埃夫斯海港。一开始，人们还以为居民们之所以纷纷染病，是因为有伯罗奔尼撒的奸细潜入城市，暗中在蓄水池里投放了毒药。但没过多久，疾病蔓延到雅典上城，越来越多的居民感染上这种可怕的瘟疫，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雅典人这才省悟到，原来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是一场大瘟疫。
    这场瘟疫传染性极强，一旦被传染，即使原本身体非常健壮的人也会突然发病，那些体弱的人就更不要说了。
    据史料记载，此次瘟疫以多种形式爆发，包括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患者起初会感觉不适并伴随着发烧，接着出现额头滚烫、眼睛红肿发炎、咽喉和舌头溃烂出血等症状；呼吸困难并夹带着恶臭。当病痛蔓延至整个胸部后，患者将开始长时间剧烈地咳嗽且难以遏制。此外还会打喷嚏、嗓音变哑。接着，患者将受尽胃痛折磨，开始反复呕吐，呕吐物是深浅不一的各色胆汁。多数情况下，长时间干呕还会引发胃部猛烈地痉挛。
    如果此时触摸患者的身体，并不会觉得高热，而且从外表上看，患者的皮肤也不会显得苍白，而是暗铅色中透出些许微红，表皮还会爆起一些小脓包，甚至已经开始溃烂。但患者却无时不在承受身体内部灼热的煎熬，以致无法忍受任何衣物遮挡在肌肤之上，哪怕是最轻薄透亮的亚麻布被单，他们宁愿不穿衣服，放任自己全身裸体。与此同时，体内的高热也会使人渴望将自己浸泡在冰冷的水里，事实上，只要看护者稍有疏忽，干渴难耐的患者便会受本能的驱使，自行跳进雨水池，贪婪地大口吞喝凉水，但无论喝多少仍无济于事。此外，无法休息、无法入睡的痛苦对他们的折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这种瘟疫发作到顶点，患者的身体仍不会呈现丝毫衰弱迹象，反而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去抵抗各种病痛。即使在发病七八天后，患者仍会保持一定体力，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多半的人会因为体内高热而死亡。即使渡过这个危险期，病情也会进一步恶化至肠道，剧烈的腹泻会导致体内更为严重的溃烂，由此引发的极度衰竭将夺去这另一半人的生命。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解释这场发生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瘟疫为何会发生，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整个雅典几乎都被疾病所摧毁，所有雅典人都陷入绝望之中。
    在瘟疫肆虐的一年多时间里，雅典的市民们一直生活在噩梦之中。那时，古希腊医学仍受宗教迷信的禁锢，人们请来巫师，用念咒、施魔法、或祈祷这类方法为病人们祛除病痛。这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疗效的，病人们不仅被骗走大量钱财，而且还会因为贻误病情而丢掉性命；就算请来真正的医生开出药方也没用，因为无论口服还是外敷，任何药物都无济于事，最后甚至就连医生也被感染而倒下了。
    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此时恰好住在雅典城内，他也感染上了瘟疫，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瘟疫的凶险似乎连动物都有所彻悟，它们惟恐避之不及。虽然许多死者的尸体裸露在地上无人掩埋，但食人肉的鸟兽不是不接近尸体，就是在撕咬了尸体的肉后死亡。”关于这一点，修昔底德又写道：“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类鸟实际上已经绝迹了；在尸体附近或其他地方，已经看不到这种鸟了。”他还格外强调，“这是最能表现出这场瘟疫不同于以往任何平常疾病之处。”
    病魔在整座城市中尽情肆虐，而医生们却束手无策。他们对这种可怕的疾病一无所知，又何谈用正确的治疗方法去治愈病人呢？而且因为同病人接触最频繁，医生这一群体的死亡人数也最多。有些患者因无人照料而死亡；有些人尽管得到悉心照料，但还是难逃噩运。人们找不出一种特效药，因为一种药物可能对一个患者有益，却对另一个患者有害。身强力壮者也不见得比体弱者更能抵抗瘟疫，所有病人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就算那些小心提防、注意饮食的人也不能幸免。人们由于相互看护而接连染上瘟疫，然后像羊群一样地死去——这是最可怕的场景，却也是最普遍的死亡方式。
    就在所有人都对这种索命的疾病惟恐避之不及之时，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这位勇敢的医生就是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欧洲医学奠基人、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在古希腊，医生是一种父子相传的职业，希波克拉底就出生在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医生，母亲是接生婆，希波克拉底从小跟随父亲学医，不但掌握了高明的医术，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来到雅典之后，希波克拉底一面调查疫情，一面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很快，他就发现全城只有一类人群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希波克拉底由此大胆设想：火或许可以防疫。于是雅典全城各处都燃起火堆以求扑灭瘟疫。
    这场雅典大瘟疫恰好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时雅典采用陆地退守、海上进攻的策略，把阿提卡半岛的居民移至雅典城内避难，导致城里人口十分密集，而且很可能是来自埃及、利比亚等地的瘟疫传入雅典城并突然爆发。一半以上的居民和1/4的士兵死于这场瘟疫，伟大的政治家及领袖伯里克利也染病去世。雅典的整个社会结构崩溃了，城中盗窃、谋杀和抢劫横行。这座斯巴达的勇士未能攻克的伟大城邦，却被一场瘟疫掏空了。就在这不知名的致命疾病的打击下，昔日雅典文明光辉灿烂的火光归于黯淡并最终熄灭了。
    但无论如何，希波克拉底还是用大火挽救了雅典。尽管雅典城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所谓的“雅典的世纪”风光不再，但至少雅典人还是一代一代地存活下来。
    此后，瘟疫曾于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两次死灰复燃。尽管现代历史学家不同意瘟疫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说法，但人们却不得不承认，战争的失败为马其顿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最终，罗马帝国得以建立。

    安东尼瘟疫——集体爆发的多种瘟疫

    公元2世纪中期，统治欧洲的罗马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瘟疫，因为此时正值安东尼王朝统治时期，故而史称“安东尼瘟疫”。瘟疫使罗马损失了1/10的兵力，罗马本土失去了1/3的人口，并直接导致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终结。
    史学家一般认为，是平定叙利亚叛乱的那支罗马军队将瘟疫带回罗马帝国的。在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统治期间，这群士兵打完了近东的战争，回到罗马，他们携带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可怕的天花和麻疹，并传染给了罗马的人们。这场瘟疫于164年曾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其后两年里，这一疾病的影响仍只局限在东方，并给派去平定叙利亚叛乱的罗马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但到了166年，瘟疫传到罗马，随后又波及到其他许多地区。据史书记载，“安东尼瘟疫”的症状主要包括：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烫手的高烧、皮肤化脓、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病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并推断病源来自蒙古，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史书上记录这场瘟疫的文字读来令人心惊胆颤：“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 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罪恶的船员，遭到上帝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四野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根本无人收割贮藏，大群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曾经放牧他们的人类的声音。在君士坦丁堡，死亡人数不可计数…… 尸体只好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恶臭。”
    9年后瘟疫再次爆发。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所述，当时，罗马一天就死亡2千人，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君士坦丁堡则有一半人口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的一个家庭导师考姆里乌斯·弗鲁恩图也在书信中提到这场瘟疫，称它使一些地区死亡了1/3的人口，并且军队的1/10的士兵也被传染而死。史学家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表明，安东尼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大概是7－10%，而在城市和军队很可能为13－15%。
    15年里，瘟疫在亚洲的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严重肆虐，导致大批人口死亡。在罗马和其他城市中，几乎每天都向外运出一车又一车的尸体。这个可怕的恶魔还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在公元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则是维鲁斯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公元180年，死神向他张开了双翼，他为了避免传染，坚决不让儿子来探望自己，最后，这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皇帝死于军队的营帐中。

    东罗马帝国大鼠疫——世界第一次大规模鼠疫

 

 

    查士丁尼大帝(公元527—565年在位)统治期间是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廷帝国）最鼎盛的时期，帝国的版图西至西班牙，东至两河流域，甚至还一度从哥特人手中夺回了意大利。但在这位伟大的君主死后，东罗马帝国由盛转衰。过去的史书称，是查士丁尼大帝以其穷兵黩武的政策掏空了国库。然而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瘟疫的流行正是其中之一。
    公元513年以后，帝国境内多次发生洪水、地震和灾荒，逃难的人群、混乱的局势和低劣的环境卫生条件成了大瘟疫滋生、流行的温床。公元542年，就在查打尼大帝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日益鼎盛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突然爆发，并殃及了君士坦丁堡。
    这场瘟疫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公元前5世纪30年代的雅典大瘟疫和公元2世纪80年代发生在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大瘟疫，其空前的死亡人数只有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可与之比肩。
    这场大瘟疫首先在埃及的培琉喜阿姆附近爆发，然后沿两条路线从发源地向外传播：一条是沿尼罗河向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其他地区传播，另一条则沿着埃及边缘传到巴勒斯坦，然后从那里蔓延到全世界。
    据史书记载，病人感染瘟疫之后，首先会突发低烧，出现幻觉，可能会看到魔鬼、幽灵一类的幻象，但此时皮肤颜色没有变化，也没有出现炎症。长时间的低烧会使人软弱无力，精神不振。发病当天或次日，患者的腹股沟、鼠蹊、腋窝、耳朵侧面以及大腿处的淋巴结开始肿胀。此后的病情发展则因人而异，有些人嗜睡，难以进食，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就会并发营养缺乏症而导致死亡；另一些人则精神错乱，根本无法入睡，他们在幻觉中认为末日将至，出现狂躁反应，或在地板和床上翻滚，或当街狂呼，自残肢体，或绝食而死。而这些还只是疫病的第二期症状。
    当疫病发展至三期，患者肿胀的淋巴结开始腐烂化脓，一些人感觉疼痛难忍，也有人因为精神失常而忘记了肉体的痛苦。而淋巴结腐烂也仅是三期症状的表现之一，还有更加可怕而致命的症状：有些病人的身上出现了扁豆状的黑色小脓疱，并在短时间内导致死亡。除此之外，出现其他症状的患者都有一定幸存的几率，尽管连医生也不晓得他们是怎样活下来的：这些病人的淋巴肿块中长着一种疔，肿块长到一定程度时，疔变得十分敏感，里面的脓液就会自行排出，这时病情就会好转，呈现出恢复健康的迹象；而那些肿块则依然保持原状，同时出现溃烂，肿块始终不化脓的人，大腿就会变得干瘦，但即使这样，也有病人活了下来，只是由于他们舌头受到了感染，所以康复后会留下口齿不清、语无伦次、发音困难等后遗症。但如果孕妇得上这种病，幸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的因流产而死，有的则在生产时死亡。
    当时那些经历过这场大瘟疫的基督教史学家都认为这场灾难是一次“天谴”，是“上帝对人类罪行的惩罚”。但15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其做出解释。根据那些作家所描述的症状，公元542年流行的大瘟疫应该是腺鼠疫，或称腹股沟淋巴结鼠疫，只不过这场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鼠疫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类型。
    在瘟疫侵袭君士坦丁堡的3、4个月内，死亡人数每天都在不断上升，从5，000增加到10，000人，但各种记载都没有明确指出该城在大瘟疫期间死亡的总人数。瘟疫首先出现在贫民区，然后扩散到富人区。起初，只有穷人的尸体被到处乱抛，后来即使是显贵之家也出现暴尸数日无人埋葬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查士丁尼皇帝命令塞奥佐罗斯负责安排处理尸体和救济患者的工作。赛奥佐罗斯尽忠职守，将皇帝从国库中的拨款分发给市民，在资金不够时，他还动用自己的财产救济民众。他组织人力不断挖坑深埋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当城内再也无处掩埋时，人们登上了金角湾的锡卡要塞，向城外的荒野抛尸，并很快形成一个巨大的尸堆。日子一久，尸体发出的腐臭随风吹遍全城，令城中居民痛苦不堪。而同时期的耶路撒冷和其它城市同样也面临如何处理尸体这一最重要的问题。
    人们为了防止自己暴尸野外成为鹰鹫的食物，出门时都在项链和手镯上挂上证明自己身份的标签。最后为了解决弥漫全城的尸臭，查士丁尼命人在金角湾加拉大挖了许多巨大的深坑，以埋葬死尸。据称每个大坑可以埋下70，000具尸体。
    爆发在公元542年的这场大瘟疫造成东罗马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人口大量减少。据相关统计，公元7世纪初，地中海世界的人口总数仅相当于上世纪初的60%。东罗马帝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军队则同样面临兵源严重短缺的窘境。
    东罗马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因为人口大量减少和耕畜的大量死亡，致使粮食在收获季节无人收割，从而在帝国境内出现了饥荒。一些病人的死亡并不单纯是因为疾病，更主要是因为缺少食物，以致饥饿而死。手工业的工匠全都停止了工作，放弃了交易，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原本繁华的君士坦丁堡完全变成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
    大瘟疫对军队的影响也很大，疫病流行时正值帝国对波斯人作战期间，大量士兵病倒、死亡使得军队作战连连失利。后来波斯和其他的蛮族人也都受到瘟疫的袭击，导致双方不得不被迫停战。瘟疫造成兵源大量短缺，继而加快东罗马帝国军队的蛮族化进程。查士丁尼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本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这场瘟疫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在查士丁尼大帝的统治后期，帝国之内几乎找不到可以服兵役的人了。
    这场瘟疫来得真不是时候，多少年来，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将收复西罗马帝国的失地作为自己崇高的历史责任。当时帝国国势强盛，雄心勃勃的查士丁尼正准备令罗马帝国昔日辉煌重现世上，多年的梦想即将在他眼前变为现实时，这场疾病将所有的辉煌与荣誉齐齐葬送了。疫病的大规模爆发生生改变了东罗马帝国历史进程，东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化为泡影。这次鼠疫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壮志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

    欧洲黑死病： 肆虐三百年，死亡近两亿

    公元1348年，整个欧洲都笼罩在一个恶魔的黑色阴影里——瘟疫再次开始了疯狂的肆虐。这场瘟疫的一种症状就是在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当时人们将其称为“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黑死病是一种鼠疫，是由黑鼠身上的跳蚤所携病菌引起的。在公元14世纪，黑鼠的数量很多，一旦该病发生，便会迅速扩散。
    1347年，这场鼠疫开始发难，首先在地中海沿岸的西西里出现，然后传播到北非、整个意大利和西班牙，次年传到法国；1349年它传播到奥地利、瑞士、德意志和尼德兰；到了1350年，它已传播到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后来在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90年，1400年这种瘟疫仍时有发生。全欧洲有2500万人死于黑死病，死亡人数简直空前绝后，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流行病。就死亡人数、混乱程度和恐怖心理而言，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无法与之相较。
    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巨著之一——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这场瘟疫为背景的。作家在引言里谈到了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是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发现四处都是无人耕耘而荒芜的田园，酒窖洞开却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商业城市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颗地中海世界的明珠成了鼠疫的牺牲品。由于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港，外来船只若是敢入港，就一律以炮火击沉。有一艘这样的商船被迫孤独地沿着海岸线前行，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浪漫与宽容气息浓厚的马赛港接受了它，同时黑死病这头恶狼被引入法兰西的大门。
    与此同时，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国公民入境。次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探望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城门，带他回家过夜。次日早上，那位亲戚上街去……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已经没有活人了。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鼠疫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似乎一切景象都在宣告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在1348年，鼠疫除肆虐于意大利之外，又兵分三路：在西边，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将鼠疫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其中以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旅游城市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西北那边则是经“黑王子”的首府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导致弗兰德城邦人口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被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在劫难逃；东北路，则是经奥地利传入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人们注意到疾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这大概是从东欧到西欧，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到这一年年底，黑死病的疫区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大陆，除了被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虽然欧洲还剩下最后的两个桃花源，但它们的沦陷显然也只是时间问题。
    法国马赛有5.6万人死于鼠疫。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也一度因为这场鼠疫的爆发被迫叫停。荷兰和弗兰德斯地区(欧洲大陆滨临北海的一个区域，后来分属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也同样惨重异常，死亡人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奥地利的维也纳曾有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的纪录。在德国，有三分之一的神职人员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
    鼠疫最终还是蔓延到了英国。1349年春天，沉睡许久的黑死病突然从加莱进入海峡群岛，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失去了他平日在战场上的那种冷静。他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这被证明是毫无效果的：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截止到当年五月份，伦敦原有的五万居民只剩下了三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牛津大学的三万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由于农业工人死亡过多，一些庄园倾其收入也仅够交纳房租。有的庄园甚至佃农全部死光。
    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又远渡重洋，将鼠疫传播给了斯堪的纳维亚。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同盟又以极高的效率将其散布到了原本还相对安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甚至远离欧洲本土的格陵兰岛也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由于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人活过1350年。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葬礼连连不断，而送葬者却寥寥无几。往往是所有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尸体被扛夫们抬着，送到附近的教堂里，由教士们随便指派个地方埋葬了事。
    到了1352年，莫斯科遭遇了这场黑死病，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大主教也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追逐。
    尽管准确统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不可能，但是许多城镇留下的记录却见证了惊人的损失：1467年，俄罗斯死亡127000人，1348年德国编年史学家吕贝克记载死亡数字是90000，其中单日的死亡数字最高记录是1500人！在维也纳，每天都有500到700人因此丧命，根据俄罗斯摩棱斯克的记载，1386年仅有5人幸存！
    因黑死病死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劳动力紧缺。整个村庄被废弃，农田荒芜，粮食生产下降。紧随着黑死病而来的，便是发生在欧洲许多地区的严重饥荒。
    从1348年到1352年，黑死病将欧洲变成了死亡之地。这条通向地狱的道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在此后的300年中，黑死病仍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持续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
    这场瘟疫的影响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横扫欧洲的战争。现代医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它的毁灭力量同核武器不分伯仲。它导致欧洲经济紊乱、社会动荡、物价上涨和风俗败坏。一方面，劳动力严重损失，使得农业、手工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恶化。而为了逃避灾难，人们四处迁移，于是欧洲的社会秩序愈发不得安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大量减少，有人会意外地继承到别人的财产，顷刻之间便成为富翁。物价的降低和轻易获得的财富，加之人们对黑死病重临人世的恐惧，挥霍之风日盛。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包括沉湎酒色在内的各种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也在欧洲蔓延开来。主教、传教士和僧侣也都卷入这一狂潮。他们似乎要在人类末日来临之前耗尽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政府官员也趁火打劫，他们恣意地把国家的金银珠宝和其他财富据为己有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在14、15世纪的大规模肆虐之后，黑死病从17世纪起又卷土重来。1664年，它再度侵入英国，1834年又袭击了埃及，1900年在澳洲的悉尼和1910年在中国的东北也有发生。1994年9月，这个恶魔将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与之相邻的城市苏拉特作为袭击目标。黑死病的突然爆发使苏拉特这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登时失去生机，成千上万的人惊慌失措，逃离家园。这里的疫情引起印度政府乃至世界的广泛关注。
    本世纪以来，随着对鼠疫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对黑死病的认识也日益明晰。人们已经意识到，黑鼠和白鼠都是黑死病的传播媒介，而鼠疫病患者中既有腺鼠疫患者，也有感染上肺鼠疫和鼠疫败血症等疫病的患者，而后者可在6天内死亡。总之，预防和彻底根绝鼠疫的发生仍是一件值得引起重视的大事，随着科学进步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黑死病这个可怕而残酷的恶魔总有被我们击败征服的一天。

    英格兰出汗热

    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最流行的疾病之一是汗热病。该病来得突然，常常在夜间至凌晨之间发病，这让人们非常恐惧。发病时病人浑身发冷、颤抖，有的还伴随着头疼、背痛、干渴、食欲不振、呼吸短促或高烧。几小时后，病人要么立即痊愈，要么死去。该病特别容易在英国发生。其他疾病在英国出现后，通常会穿过英吉利海峡传播到欧洲大陆去，而该疾病爆发了6次，1582年第一次传到了欧洲大陆，并首先传到了德国，翌年又传播到北欧和中欧地区，其它5次都局限在英国境内。因此这种疾病被人们称为“英国出汗病”。
    汗热病发现于16世纪最初25年中，最早于1485年出现于英格兰。1485年8月，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原野上打败了约克王朝的国王查理三世，结束了英国的“玫瑰战争”。但当凯旋的军队进入伦敦时，汗热病也被带了进来。在短短的三星期内，该病夺去了两个伦敦市长、四个高级市政官、许多贵族和无数英国平民的生命，亨利·都铎七世的加冕典礼也不得不推迟，牛津大学被迫停学6个星期，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不是在床上死去，就是逃离城市到乡下躲避灾难。然而奇怪的是，晚秋时分，汗热病消失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人们渐渐淡忘了汗热病的存在时，它又突然出现了。1507年，国王听到这一消息时非常害怕，来回几次变换住所，以免得上这种疾病。这次疾病滞留时间也不长，到了中秋时分，它又消失了。在这次汗热病中，英国人口死亡很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因此损失了许多教师和学生。据当时史学家记载，此两城中有数千人死亡。著名的政治家托马斯·摩尔曾在信中感叹道：“我相信，血战沙场也比呆在伦敦城内要安全得多。”此病1529年第四次来到英格兰，自五月从伦敦开始，蔓延到丹麦、瑞典、德国、波兰、俄国及荷兰等地。1551年，汗热病再次袭击伦敦，也正是这次疾病促使凯厄斯写下了自己研究汗热病的书。从那以后，许多人也试图用科学方式解释有关汗热病的问题。汗热病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它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定期发生？为什么它频频袭击英国人，而且受害的大多是男人？为什么间歇性地发生？40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斑疹伤寒的爆发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由名叫立克次氏体的微小病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曾经一度大规模传播，并导致了世界性的大瘟疫，这就是流行性斑疹伤寒病。伤寒病一般可分为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地方性斑疹伤寒两种。前者又称虱型斑疹伤寒，由普氏立克次氏体引起，经人虱传播；后者又称蚤型斑疹伤寒或鼠型斑疹伤寒，由莫氏立克次氏体引起，经鼠蚤传播。其典型症状包括：头痛、食欲不振、疲倦、体温急剧上升并迅速转为发烧，同时还会伴随发冷和恶心。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寒会影响患者的血液循环，造成斑点坏疽、肺炎和肾功能衰竭，最终将导致精神错乱、昏迷甚至心力衰竭。
    军队是伤寒病频发且影响最大的场所。自古以来，露宿战场的士兵不仅要时刻防备敌人，还必须面对寄生虫和病菌的威胁。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士兵们拥挤在肮脏的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停地用手抓身上的虱子。正由于伤寒病经常在军队中爆发，所以它又被称为“露营热”或者“战争伤寒”。
    伤寒病是世界瘟疫史中最令人恐怖的梦魇，仅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斑疹伤寒、瘟疫和饥饿就夺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
    伤寒对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深远影响，一场斑疹伤寒的爆发有时也会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1489年，西班牙军队围攻摩尔人的大本营格拉纳达，不料，一场斑疹伤寒就在这时爆发了，导致西班牙军队由25000人骤减为8000人。这场斑疹伤寒阻碍了西班牙人收复失地的进程，他们不得不再等了一个世纪，才把摩尔人驱逐出西班牙的土地。此后，类似案例屡见不鲜。在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斑疹伤寒严重流行，约300万人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每况愈下，军纪松懈，自然顾不上驱除虱子这件事情，而虱子恰恰就是流行性斑疹伤寒的主要传播途径。最后，德军的疏忽导致东线战场上斑疹伤寒的大规模爆发流行，甚至蔓延到俄国境内，此时适逢俄国因革命而动荡不堪，瘟疫迅速传播，夺去了数百万的俄罗斯、波兰和罗马尼亚士兵的生命。
    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斑疹伤寒的爆发次数和频率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斑疹伤寒疫苗的使用和DDT灭蚊行动的开展，使得斑疹伤寒在发达国家已经销声匿迹。但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斑疹伤寒仍然没有得到消除，偶尔仍会亮出它的尖牙利爪，威胁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的健康与生命。

    1520年墨西哥天花传染病:美洲的灾难

    前不久专家们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在一两万年前地球上就有天花病毒。这个病毒来到人间以后，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会受到它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一半以上的幸存者会留下麻面或失明，天花无疑是古代最令人恐怖的传染病之一。
    15世纪起，天花即在欧洲社会流行。整个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达1亿以上。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每5个人就有一个带有天花留下的疤痕。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德皇约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致死的。
    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有400万到500万的土著居民，其中大多数都在16世纪几十年间死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它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不过，夺去印第安人生命最直接的杀手不是欧洲人的枪炮，而是他们所带来的瘟疫。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把包括天花病毒在内的众多传染病带到了美洲。1520年，一个感染了天花的奴隶从古巴来到墨西哥，这成了美洲大陆土著居民噩梦的开始。
    欧洲人原本已经经历了多次天花的浩劫，久而久之也从中找到了一些治疗传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离，印第安人与这些疾病也几乎完全隔绝在两个世界，所以美洲新大陆原住民对这些未遇到过的传染病，不具有任何免疫力和抵抗力，天花这个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来说却极具杀伤力。
    科尔特斯之所以能够率领300名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今墨西哥），靠的秘密武器就是天花。阿兹特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不幸染上了天花，随后，天花如洪水般蔓延开来，10年内，阿兹特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因此阿兹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虽然拥有欧洲人攻不破的城墙，但最终却被外来的瘟疫所攻破打败。
    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印加帝国(现秘鲁及周边国家)，也因为天花流行而被皮萨罗带领的180名西班牙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征服。北美的殖民者给印加人送去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有意将天花传染给他们。在天花的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乃至完全灭绝。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美洲原住民大约有两三千万人，而到16世纪末，这个数字已锐减至160万。整个社会体系几乎处于崩溃状态，殖民者毫不费力就将广阔的美洲大陆和它丰富的资源占为己有。
    实际上，欧洲传染病的蔓延速度比殖民者向美洲大陆的推进速度要快的多，那些从海岸居民口中得知欧洲人到来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时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当殖民者在16世纪20年代抵达智利时，天花早已充当了印加文明的侩子手。整个王室几乎都毁在了瘟疫手中，而新的王位之争又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机。

    黄热病：无法估量的损失

    1648年，黄热病在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崭露头角，此后的两个世纪里，黄热病在美洲、非洲及少数欧洲国家流行，故又称为“美洲瘟疫”。
    这种黄热病也叫做黑呕病，开始时是寒颤和发烧，患者感到浑身虚弱、背痛、头痛、四肢酸痛，这些症状逐渐加重。更严重的情况下会发生呕吐——呕吐物因胃出血而发黑。两到三天后发烧、寒颤和疼痛消退。对于那些较为幸运的患者（大约占十分之七）疾病就此结束，并且幸存者从此终生免疫。对于另外的人，则只有两三天的轻松，随后发烧和吐黑水再次发作，病人的鼻子和牙床开始渗血。当肝脏发生功能障碍时，患者肤色会像得了黄疽病一样发黄，精神失常，经常剧烈挣扎。当然也有少数人在这最后的阶段也奇迹般的康复，但大多数患者会陷入昏迷，直到惊厥和死亡结束他们的痛苦。
    当时殖民者惊奇地发现，许多非洲黑人对黄热病具有极强的免疫力，但众多的欧洲白人以及当地的印第安人却毫无抵抗能力。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发病的一个月里，就有近80%的患者死亡，尸体多到掩埋不迭。很快，黄热病从巴巴多斯传播到西印度群岛，并进一步在中美洲各地登陆。此后的两百多年间，黄热病横扫整个美洲，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者成为其重点打击对象。
    1661年，黄热病经墨西哥横扫古巴的哈瓦那，造成许多居民死亡。驻守当地的英国军队中，外籍士兵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15，000名英国驻军中，有3，000名水手和5，000名士兵死于黄热病。
    1795年，约4，000名士兵由英国被派到海地，这些人中只有1，800人活到来年。而在1796年，约13，000名新到的士兵中，仅5、6月间就有约1，300人死于黄热病。当时挖坟来埋葬死人已成为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一个坟坑里往往埋五六具尸体。
    到17世纪后期，黄热病传播到了北美洲殖民地纽约。在九月份，死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1702年夏，被称为“美洲瘟疫”的黄热病再度爆发于纽约，共造成570人死亡，病死率为10%。此后，黄热病在纽约又多次爆发，造成数千人死亡。
    1801年，拿破仑派出数万名法国士兵在海地登陆，这些士兵大多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统治者信心百倍地认为能夺回因黑人起义而失去的这片殖民地，一开始正如拿破仑所料，在法国优势兵力的进攻面前，装备落后的海地黑奴们节节败退。然而就在法国人欢庆胜利之时，一场规模巨大的黄热病降临了。当地的黑人基本安然无恙，法国竟有万人死于瘟疫，法军不得不退出海地。由于海地的惨败，拿破仑做出了一个足以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决定。　　1803年4月30日，法国与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法国将北美所属的面积达 214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以1，500万美元卖给美国，平均每英亩仅值4美分。这笔震惊世界的交易使美国的国土面积一夜之间扩大了近一倍，也使美国具有了成为世界新强权的资本。
    北美另一个港口城市费城，十八世纪时因与加勒比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曾多次爆发黄热病，其中1793年爆发的黄热病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年夏天，数千名来自圣多明戈的法国难民为躲避加勒比海诸岛正在爆发的瘟疫而涌入当时作为美国首都的费城，结果导致费城发生黄热病大流行，共造成17,000人染病，5,000人死亡，死亡数约占总人口的10%。1878年至1879年，黄热病在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的一些城市流行，染病者超过10万，至少造成2万人死亡。
    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也都经常遭到黄热病的侵袭。1800年夏季，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加的斯爆发黄热病，造成数千人死亡。九月，死亡进一步蔓延，达到每天死亡200人。由于教堂举行葬礼忙不过来，昼夜24小时丧钟取代了单独为每个死者敲响的丧钟。
    经研究发现，造成黄热病的病毒起源于非洲的卷尾猴和狝猴，非洲的蚊子叮咬了带毒的猴子后，再传播给人类。由于非洲比较早就经历了黄热病的洗礼，很多人对黄热病具有了免疫力。当黄热病毒通过奴隶贸易到达美洲大陆时，当地的殖民者由于是第一次接触黄热病毒，从而成为易感人群。黄热病以其的剧烈传染性和惊人的死亡率，被史学家列为历史上与鼠疫和霍乱并列的三种最危险传染病之一。
    随着医学界的不断努力，医学界已经破译了黄热病的病毒基因，相应的疫苗也研制成功，黄热病的大规模爆发已经成为过去。

    伦敦大瘟疫

    1665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不到五年，英国首都伦敦爆发了一场特大瘟疫。染上此疫者先是脸颊、前额、手腕和喉咙出现点点黑斑，继之胳膊和腿脚红肿，最后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和喘息声，在绝望中死去。此疫传染性很强，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有一人染上，周围的所有人概莫能免。最初的几例病人出现后，立刻引起了伦敦人的极度恐慌，这不由使人们想起了200多年前的那场大瘟疫——黑死病。
    在这场瘟疫中，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丧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场瘟疫由人通过跳蚤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而引起，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淋巴腺鼠疫引起的大面积黑死病。1665年的这场淋巴腺鼠疫是在英格兰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的鼠疫。
    瘟疫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来自法国说，1665年4月，两个法国海员昏倒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与朗埃克路口，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后来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染；另一种是来自荷兰说，这种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兰当地传播了。
    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是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那里就已经有病例出现，但直到1665年开春，疾病才伴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卫生条件的急剧恶化，迅速大规模地传播开来。
    至1665年7月，瘟疫已经遍布伦敦城。恐慌的气氛荡漾在整座城市：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都被迫离开了伦敦前往牛津郡，但市长和参事仍在坚守岗位。一部分神职人员、医生和药剂师也因此忙碌了整个夏天。满大街都是负责瘟疫的医生，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执照。
    由于这场瘟疫的蔓延速度非常快，为避免传染，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被死死封住，在紧闭的大门外漆上红十字，上面写上“上帝保佑”的字样，严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将食物和水从窗口送进。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地死去，最多时一周死去不下万人。
    时至9月上旬，原来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了一座寂静的死城。所有的店铺关门歇业，街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运送尸体是此时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已为梦魇中的人们所熟悉。最初，这项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进行，后来随着死者人数的不断增多，不得已改为昼夜同时进行。死者的尸体被横七竖八地装上运尸车，运到各处的埋尸坑。在那里，往往是这样一幅景象：负责埋尸的工人们蒙面捂嘴，摇着铃，口中念着：“安息吧！”匆匆把尸体倒入坑内，掩上薄土后，匆忙离开。
    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到1665年九月，平均每周已经有7000人死亡。到深秋时候，疫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二月，城市才被认为安全到可以迎接国王了。
    然而，躲在牛律的查理二世及其王公大臣们，仍然恣意享乐，照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对伦敦灾民的疾苦熟视无睹，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阻止瘟疫的扩散。这场大瘟疫连同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残忍和腐朽，深深地刻在了英国人民的记忆中。不久就爆发了光荣革命。
    9月2日、3日，伦敦城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部分蓄存病菌的房屋，这是疫情得以控制的开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被感染的人群都已经死掉了。此后伦敦城在大火过后的基础上重建，城市在这场瘟疫过后又获得了的新生。

    霍乱：19世纪的“世界病”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其特点是发病急、传播快、波及面广、危害严重，常经水、食物、生活接触和苍蝇等传播。在19世纪之前，霍乱只是印度、孟加拉历史悠久的地方疾病，但现在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必须国际检疫的传染病之一。这是因为进入19世纪之后，由于轮船、火车以及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霍乱开始肆虐全球，7次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其中有6次是在19世纪，因此也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
    第一次流行始于1817年，源于印度，传到加尔各答地区，然后到了非洲和地中海沿岸；
　　在1826年的第二次大流行中，抵达阿富汗和俄罗斯，然后扩散到整个欧洲；
　　第三次大流行于1832年抵达北美。不到20年，霍乱就被冠以 “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的称号。
    1826－1837年，欧洲发生霍乱传染病，仅1831年就死亡90万人，共死亡数百万人。 　　1840－1862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20余年，死亡数百万人。
　　1863－1875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达10年之久，仅1866年东欧就死亡30多万人，死亡人口超过千万。
　　1892－1899年，1923－1925年，第六次世界霍乱大流行，死亡千百万人。1921年，印度霍乱流行，造成50万人死亡。同期发生淋巴腺鼠疫，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1924年，印度再次发生霍乱，死30万人。
    霍乱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大到无法估量的程度。1832年，霍乱在英国平息以后，人类开始对其进行理性的研究，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发现，伦敦缺乏卫生设施的穷人区是霍乱的集中营。他追查到伦敦霍乱爆发的最终源头，是一条叫布罗德街上的一台已经被污水污染的水泵。霍乱死亡的人数可以以水泵为中心画圈，这就形成了闻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由此证实了水源是霍乱传播途经之一。
    约翰·斯诺的发现最终促使伦敦修建公共供水设施，建立起了大规模的伦敦供水网，全部配备压力和过滤装置，从而带动了整个欧洲的公共卫生运动。之后，这一运动又在“新大陆”美国重复，之后又波及到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全世界。供水和排水，是城市卫生的大型工程，是19世纪技术和社会上最有意义的里程碑之一。

    非洲睡眠病

    非洲大陆有一种奇怪的睡眠病，它是由冈比亚锥虫或罗得西亚锥虫引起的传染疾病，因此又叫“非洲锥虫病”。一般认为这种病是由欧洲人传播的，而乌干达是第一个受害的国家和地区。随后，此病蔓延至非洲其他许多地区，成为一种仅发病于非洲地区的有几个世纪病史的传染性疾病。该病自1900年起，在非洲地区广为流传，直到1907年，人们才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7年的时间里，维多利亚两岸有20万人死于此病，其中乌干达死亡人数最多。
    18世纪晚期，维多利亚湖西、北两岸栖息着一种名为“采采蝇”的飞蝇。这种飞蝇靠吸取各种动物包括人的血液为生，在叮咬人或动物时，它的唾液腺会将细小的锥虫带入动物或人的血液之中，而这种锥虫往往能寄生在人及其他动物的体内，吞食病人肌体。睡眠病的病程有时长达数年。发病初期的主要征兆为头疼、乏力、失眠，并伴有明显的压抑感。继而患者会出现精神衰弱、疼痛、夜间失眠、白天则昏昏欲睡等症状。病情严重者就连吃饭时都会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直至死亡。
    但在19世纪以前，这种飞蝇仅存在于非洲西岸的几个小地区，而且因为当时人口流动性小，所以未能大规模传播。直到欧洲冒险家踏上了这片土地，无意识地将“采采蝇”也带了出来。“采采蝇”藏身于欧洲人的船上，随船四处周游，到处吸血并传播锥虫。于是睡眠病很快便在非洲大陆境内蔓延，成为一种难以控制的瘟疫。
    1900年，睡眠病终于变成一种可怕的传染疾病，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其死亡人数之多，传播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作为乌干达保护国的英国政府这才如梦方醒，将消灭睡眠病列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1902年夏天，英国政府派出的首个调查组来到乌干达。通过调查分析，调查组发现，这种睡眠病的发生与传染带有一定的区域性，疫区往往是在一些沿海村落、岛屿，以及湖畔地区，而病毒从未跨越水面传播。就在这时，调查组成员之一的阿尔多·卡斯泰拉尼博士在病患者的脑脊髓里发现了锥体虫。
    1903年，第二批调查组来到乌干达。组长布鲁斯是一个军医，他发现了这种疾病的传播者是“采采蝇”。为进一步调查，他让“采采蝇”与猴子生活在一起，通过观察，他很快查明了睡眠病的致病因及传播方式。这一发现为撤哈拉地区的非洲人送去了福音，但对发病率极高的乌干达来说，似乎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乌干达保护国特使赫斯凯·贝尔多次建议英国当局将人口迁离睡眠病流行区。贝尔认为，将人与“采采蝇”隔离开来之后，睡眠病便失去了传播的对象，疫情便可以得到控制并最终得以消除。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伦敦方面的拒绝，因为殖民地的统治者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地区间的冲突进而引起战争。无奈之下，贝尔擅自做主进行人口迁离工作，为此制定出一系列迁移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得以顺利实施。但贝尔错误地认为，只要将人口迁离疫病流行区，“采采蝇”体内的寄生虫便会逐渐消除，届时就可以将人口再迁回原居住地。可他却没料到，“采采蝇”不仅以人为目标，动物也是这种飞蝇的攻击对象。
    人虽然已经被隔离开来，但“采采蝇”体内的寄生虫已在其他动物体内永久性地安营扎寨，并借此传播。因此，睡眠病就此在非洲大陆上长期流行，直至今天，人们仍不能摆脱它的阴影。

    疟疾：仍在肆虐的瘟疫

    疟疾很早就有了，因此并不是什么新型的传染病。关于疟疾的最早记载出现在4000年前，希腊人当时就记述了疟疾的破坏性影响。在古印度和中国的医书上最早记载了关于蚊子传染疾病的说法。即使是现在，科学家们也发现了很多疾病的传播跟蚊子有关。
    疟疾大部分是由蚊子和人类身体上的疟原虫微生物引起的。受感染的蚊子停留在人类皮肤上开始吸血时，疟原虫微生物就随着血液进入人体。一旦进入血液，就会在血红细胞内生长并最终摧毁红细胞。症状有轻有重，典型症状是发烧、发冷、出汗、头痛和肌肉痛。
    我们对古时候疟疾传播的情况已难以考证，但是我们仍然能在一些疟疾频发的地区看到它惊人的破坏力。1906年，为了修建巴拿马运河，美国政府招募了26000名工人，其中的21000人就因为疟疾住进医院。
    战争时候，士兵受疟疾的伤害最大。据报道，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有一百多万人感染疟疾，其中约一万人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士兵也饱受疟疾之苦长达三年之久。殖民非洲、亚洲等地的欧洲部队发生了疟疾大流行，特别是在东非的英军，丧生者达10万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的驻军中，有60000人死于疟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消灭疟疾病，首先使用了现在已经禁用的滴滴涕（DDT）进行大规模杀蚊，然后全民预防蚊虫滋生，最后宣称疟疾已经在美国绝迹。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全球范围内开始采取措施，决定根除疟疾。但是，抗药性疟疾及蚊虫出现了，消除疟疾的行动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花费了巨大人力和财力，对疟疾的消灭行动也被迫推迟了。
    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疟疾仍然还很严重。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里由于没有推行世界卫生组织清除疟疾的行动，每年有将近3亿5千万人到5亿人口感染疟疾，多达一百万人死亡。在美国，尽管之前进行过大的清除，但每年也有超过1000个病例，并且也有少数人死亡。
    疟疾一般在发作时，先有明显的寒战、发抖，伴着面色苍白、口唇发绀。当寒战持续约10分钟至2小时后，体温会迅速上升，会达40℃或更高，然后面色潮红，皮肤干热，烦躁不安，高热持续约2～6小时后，全身大汗淋漓，大汗后体温降至正常或正常以下。经过一段间歇期后，又开始重复上述症状。
    现在，疟疾已成为全球比较严重的热带疾病之一，非常的普遍，每年全球约有3亿宗病例发生，其中100万人死亡。一般我们研制出疟疾疫苗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2006年，Joe Cohen发明了首个有效的疟疾疫苗，这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西班牙流感：20世纪人类的噩梦

    20世纪，尽管医学技术得以发展，公共卫生条件得以改善，但瘟疫发作的脚步并没有就此被遏止。一些传统的流行病依然不时地发作，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病毒，导致了新的瘟疫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自相残杀，死亡者一千多万，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然而，就在这场浩劫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场流感的爆发随即夺去了2000万到4000万人的性命，这就是上世纪人们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或称1918年流感。西班牙流感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打击最大的一次流行性疾病，远比鼠疫要凶残得多。
    今天科学家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实际上就是禽流感的变异。
    “西班牙流感”并不是从西班牙起源的，它最早于1918年2月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中。“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流感传到了西班牙以后才对其命名。西班牙首先公布了流感疫情，流感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因此得名“西班牙流感”。 由于此次引起世界性大流行的流感发生在1918年，故也称之为1918年流感。
    “西班牙流感”的主要症状是咳嗽、气喘，最后人因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到了1918年秋天，变异后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更为猖獗，人感染患病后3天便死亡，比第一期流感的来势更为凶猛和恐怖。更为恐怖的是，“西班牙病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染到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国士兵身上。
    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和平已经在向人们招手。在深深的堑壕里，联军士兵困苦不堪，但他们挺过了这些艰难时刻。然而此时，在一些偏僻的角落，一种看似普通感冒的病突然间出现。出乎任何人的想象，仅仅两年时间里，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受到了感染。一般来说，病弱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往往沦为流感的牺牲品，但这种流感在他们身上却极为罕见。年轻人和身体强壮的人成为这种流感侵袭的对象，而且身体越壮越易被感染。据统计，1918年，15岁-34岁人群中，因染上流感和肺炎而死亡的比例比往年要高出20倍。人们最初对这种疾病有一种戏称——“西班牙女士”。
    1918年9月美国陆军代理军医处长维托·活恩大夫受命前往波士顿戴文斯军营。那里的一幕幕情景使他改变了生活态度：“我看到数百名身着军装、原本年轻而强壮的战士进入医院病房。床位都已经满了，但前来治病的人仍络绎不绝。他们面色铁青，咳出的痰中带出血迹。上午，尸体像木材一样堆满了停尸间。”——原来死亡如此简单。活恩到达戴文斯军营的那天，已有63人死于流行感冒。
    1918年10月，这场全球性的病毒性流感像瘟疫一样，以空前的速度向全世界各地传播、蔓延，夺去了数千万人的性命。这次流感病菌的新菌种首先出现在西班牙，然后迅速传播于欧洲部队和美国军队之中，而且因战争所造成的紧张和营养不良而变得体质虚弱的民众也受到影响。流感在西班牙爆发后，发作速度很快。有四名妇女一起打桥牌直到深夜，然而一夜之间，其中的三名妇女死于流感。有人在上班路上突然染上流感，几小时后就一命呜呼。一位医生回忆道，流感病人“在临死之前，尽力清除气管里带血的泡沫，有时候，这些泡沫从鼻子里和嘴里喷出来”。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医生面对流感束手无策。
    下面的一组关于“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数据，足以达到令人毛滑悚然的程度。法国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有40万人死于这一流感；全世界因感染了“西班牙流感”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共2200万，超过当时一战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两倍；就拿太平洋小岛东萨摩亚来说，当时仅有万人的小岛，就有7542人死于“西班牙流感”。在美国，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50多万人死亡，这其中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联邦公共卫生局透露，平民的死亡率远远超过在国外的军队，而死于流感的士兵又比战死的多。据统计，在这次流感大流行中，染上了流感的美国人占到总人口的28%，死亡人数是在世界大战中死亡的美国人的10倍。在欧洲牺牲的美国士兵中，有一半死于流感病毒，而不是死在战场。在1918年8－10月中，据来自占全美1/5人口的46座城市的报告统计，死于流感的人数将近8万人。在流感高峰期的两周内，死亡人数为4万。1918年10月6日费城公布了该月份卫生档案中的第一份报告：一天之内有289人死于与流行感冒有关的病症。在这个月里，费城有超过11000人死于流感。而在1918年某一天之内，就851名纽约人死于流感。
    1918－1919年的全球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在2500万到4000万人之间，它被看成是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严重的流行病。一年时间里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腺鼠疫四年间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流感传染病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人平均寿命降低了10岁。
    西班牙流感结束以后，流感的幽灵并没有完全在地球上消失，而是不时地显现其威力，侵袭着人类的身体健康。此后，世界上又出现过3次以上流感大流行，即1957年开始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2N2）所致的“亚洲流感”、1968年出现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3N2）所致的“香港流感”，以及1977年发生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1N1）所致的“俄罗斯流感”。

    非洲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是一种神秘而格外危险的非洲出血病毒，于1976年在扎伊尔埃博拉河附近一个名叫扬博科的小村庄首次发现，并由此得名。那一年，“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的55个村庄及其邻国苏丹、埃塞俄比亚流行，造成近千人死亡。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惧怕这种病毒，因为除了骨头和肌肉外，“埃博拉”病毒对人体任何其他组织和器官都一视同仁地加以侵蚀，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公平的游戏。首当其冲的是血细胞。在病毒将自身复制到血细胞中后，血细胞便开始死亡并凝结在一起。这些凝块会阻塞血管，切断全身的血液供应；而被感染的器官则开始出现死片。胶原——固定器官的连接组织中的主要蛋白质，受到病毒蛋白质的凶残攻击后，变成浆状物，包括皮肤在内的人体器官表面就会开始出现孔洞，血液则从孔洞倾泻而出。皮肤下面出现血斑，液化的死皮在表面形成水疱。在这一阶段，所有的孔窍都开始渗血，同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在身体内部，心脏开始渗血，并渗入周围的空腔。肝脏变得肿大，开裂，开始化脓腐烂；接着是肾脏失灵，里面塞满了死细胞和血块。死亡的、凝结的血细胞比比皆是，连大脑中也不例外，这将妨碍供氧，并最终导致痴呆和癫痫发作。崩溃的血管和肠子不再固定在一起，而是像流水一样涌入体腔。那些漂浮在体液中的组织自身是脱水的，无法执行其功能。这恐怖的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病毒会不断繁殖，毁坏内脏使之完全失去作用，直至死亡，一切才宣告终结。每一滴血液、分泌物和呕吐物都充满了上百万的病毒。
    “埃博拉”病毒同艾滋病毒一样，都是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但人在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后，一般还可活上相当长的一段日子；若感染上“埃博拉”，病毒潜伏期刚一结束，患者就会出现高烧、头痛、呕吐等症状，然后备受腹泻和眼睛、耳朵、鼻子出血的折磨，并在几天后痛苦地死去，前后时间不到一星期。
    于1976年及1979年两次出现在苏丹南部的“苏丹埃博拉”，死亡率约65%，是致命率较低的一种。但1995年在扎伊尔出现的“扎伊尔埃博拉”的死亡率则高达81%，共死了315人。
    公元2000年10月14日这一天，在乌干达古卢地区“拉科尔医院”特护病房内，三名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实习女护士正在病床上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之前她们一直在照顾那些从9月17日起被送到这所医院的“致命发烧”病人，并因此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她们痛苦地呻吟着，一团团污血顺着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肛门往外涌。主治医生急得团团转，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仍然不能将涌出的污血止住。
    卫生部的疫情专家早在半个月前就应该到位了，但却迟迟没有音讯。院长卢克维亚多次打电话给卫生部，但官员们却推三阻四，声称：“不就是流感发烧么？值得催我们那么紧吗？”碰上这班官僚主义作风的老爷，心急如焚的卢克维亚再次向卫生部报告说：“古卢地区9月17日流行的绝非普普通通的感冒发烧，而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听说过的致命神秘瘟疫。病人就像在你眼前融化了一样！”卫生部这才同意派出疫情专家。
    专家小组姗姗来迟，却正好目击到三名实习女护士死亡时的恐怖情景，其中一名专家震惊得连手中的器械都掉在地上，发出的一声巨响。这位曾经在刚果看过“埃博拉”病人的专家，一路上都在担心古卢区的怪病会不会就是可怕的“埃博拉”。很快，他的猜测不幸被证实：所谓的“致命发烧”病，其实就是令人恐怖到极点的“埃博拉”！
    乌干达卫生部长克里普斯随后向乌干达和驻该国的世界媒体证实说，实验室检验的结果证明，这种流行在古卢地区的可怕病症是“埃博拉”病毒稍稍变种之后形成的！然而，这一发现显然太晚了点，瘟疫已在古卢地区全面爆发。在意大利援建的古卢“任务”医院里，尽管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仍未能挽回10名“埃博拉”病患者的生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痛苦地死去。“任务”医院的医疗能力也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尽管专家们建议医院要给确诊病人设立专门的隔离病房，但这一点根本不可能做到，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有8名濒危患者只能被草草安置在病房外一间简易屋的地上，听任其死亡。然而，这间病房的窗户却没有玻璃，房间里的废弃物跟其它病房的废弃物也没有被隔离开。在主病房内，还有18名正处于不同发病阶段的患者，在接受医护人员的照料。一位名叫彼图亚·基博克的护士满心恐惧地对记者说：“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害怕，也非常绝望，我们的精神快崩溃了！”
    在疫情最严重的拉科尔地区，“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已呈失控的趋势。该地区完全被恐怖、疲倦和绝望所笼罩！卫生部官员因对此次“埃博拉”病毒爆发反应迟缓而备受全国上下的指责。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辩护了。他们强烈呼吁乌干达全国民众千万不要恐慌，要相信乌干达卫生部有办法和能力控制“埃博拉”蔓延至全国。卫生总局局长弗兰西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已经成立一支“埃博拉”病情控制特遣队，想尽一切办法控制疫情的发展与蔓延。卫生部还向古卢地区派出了多批医疗小组，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教会当地人如何识别“埃博拉”病症，以及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理。与此同时，乌干达政府还向古卢地区派出一个专门的防疫侦察小组，专门负责设立隔离区以及宣传活动。
    但拉科尔医院的院长马休·卢克维亚却带着一脸疲惫和恐惧的表情向外国记者透露：“古卢地区的疫情远远比乌干达官方公布的情况严重。前来医院求救的病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亲朋好友中得病的人越来越多。80%前来医院求救的病人都说他们家里已经有人因‘埃博拉’而死！最惊人的是，每收治一位感染“埃博拉”的病人，他们都声称至少已有五到六个亲人已经死去！现在，就连我们医院也难逃恶运，我们的三名女护士就因为在接触病人时不慎感染‘埃博拉’而身亡，剩下的护士们吓得不是辞职不干，就是得穿全副保护服才敢进行抢救！说实在的，我们已经觉得无能为力了。” 结果12月8日，噩耗传来，这位院长因在工作中感染上埃博拉病不幸以身殉职。他被认为是制止埃博拉病蔓延的国家英雄。
    乌卫生部12月5日发表的一份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给因公殉职的医护人员发了唁电，并表示乌政府将尽最大努力遏止埃博拉病的蔓延。但截至12月8日，已有1位医生、12位护士和2位医院其他工作人员染病致死。

    艾滋病——“黑色性瘟疫”

    198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危害人类几千年的天花瘟疫被消灭了。而此时，另一种新的瘟疫却出现了——艾滋病，这个我们至今仍然视之为死亡的瘟疫，当时出现在大西洋的另一岸。艾滋病是人类在20世纪所遇到的一种新的可传染的疾病，死亡率极高，被人们恐惧地称为“黑色性瘟疫”，在21世纪，艾滋病仍摆脱不了这一称呼。我们把这一重大的发现称作“20世纪重大科学发现”、“恐怖的发现”。并把它列为“本世纪科学重大新闻”，从这些称呼我们可以看到，艾滋病对我们人类心灵的震撼及对于它夺取生命的深深恐惧。
    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其实很早就存在，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据有关的调查可知，有相当多科学家都同意，艾滋病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人们都把它当成了一般的传染病。1981年，美国报告的艾滋病患者的病例是艾滋病病例史上第一次被公开的。当时的情况据记录如下：1981年1月，全美疾病控制中心里抬进了一位30多岁的病人。这个人面无精神，眼睛无神，瘦的皮包骨头，一个人蜷缩在急诊室一角，不停的痛苦地打着颤。看到这样一个病人，谁可能都不会想到，他以前是一个身体健康、外貌英俊的时装模特儿。在患病大半年的时间里，他的体重由220磅骤减到100磅。医生检查发现，白色凝乳般的真菌充满了他的喉咙，由于病菌太多，基本上阻塞了食道。医生还发现这些真菌还在继续发展，医生所采取的抑制措施都失败了，这对医生来说很震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病。
    医生对他的治疗进行两个星期后，他的病情又转移了。他的肺部又出现了问题——肺肿了。肺肿和食道的阻塞让他无法呼吸，几乎窒息。面对这样的情况，医生也震惊了，不知道肺病怎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只好求助于其他的医学专家。 但是免疫专家也没有见过这种疾病，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救治措施。就这样，面对这种奇怪的疾病，大家都迷茫了，而这个病人的病情却急剧地恶化。过了几天，他又出现了新的症状，身上生出了肉瘤，颜色黑紫，一块一块的，看起来很吓人，好像被什么东西咬过似的。本来医生就对这个病人的症状束手无策，当看到这些新的症状时，医生更加努力地探索原因，但是情况太恐怖了，医生还没有探明原因，这个病人就死了。这个病人死后，医生详细地调查原因，但是一无所获，只知道一点：这个患者曾是一名同性恋者，并且很狂热。这个消息对以后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病人死后的数月之中，又有10例类似的患者被发现。这使人们不得不对这种疾病进行了更多的调查。他们发现这种病的病原体在非洲。
    那么，为什么病原体会在非洲而不在其他地方呢？人们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非洲有一种猴子，即非洲绿猴，它们身上带有大量的这种病原体。据有关的科学书籍记载，200只绿猴中带有类似艾滋病的病原体的占了70%，但是绿猴却不会死亡，因为它们具有比较强的免疫能力而且免疫系统比较健全。那么人怎么会得上这种病的呢？调查显示，当地人吃猴肉。根据人们的猜测，应该是人接触了猴血或者逮捕猴子时遭到咬、抓而感染了这种病原体，但人的免疫系统却不能阻止这种传染病。
    一些专家们认为，这种病原体进入人体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穿过人体的免疫体系，逐渐成为真正的艾滋病病原体，危及人类的生命。刚开始的时候，病原体只出现在非洲比较贫困的地方，由于西方殖主义势力不断发展，大规模扩张，西方势力深入非洲，把非洲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进行黑奴贸易。艾滋病病毒就是随着这些黑奴进入美国东部、东南部和加勒比海地区，并开始在这些地方传播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艾滋病病毒就已经在人体扎根，在非洲当地迅速蔓延，波及卡波济氏和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等地。此外在扎伊尔其他地区，以至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赞比亚和乍得等国大面积流行，很多人也死于这种疾病。
    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导致人死亡的具体原因是：艾滋病毒（HIV）侵入人体，破坏人体免疫功能，使正常的免疫体系失去效用，从而使病毒蔓延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不能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后致人死亡。这种病毒可怕的地方还在于它有一个潜伏期，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后，大多数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在5年内，感染者就会出现免疫抑制，这种比例占95%以上，其中10%－30%会成为艾滋病患者，在10年内会有50%以上的人成为艾滋病患者。
    从80年代至今，世界各地都有艾滋病患者，病毒流传范围也越来越广，从美国扩展到法国、丹麦、瑞士，而且继续扩展到捷克、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西斑牙、瑞典、加拿大和英国，速度如此之快，令人吃惊。到1983年，美国有3000人染上病毒，其中1000多人死亡；1984年的染病人数为6000人；到1985年7月，美国有万多人染上此种病毒，其中6000多人死亡。这种传播速度达到了美国法定的瘟疫标准线，给美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惧。
    现在，艾滋病已扩展到世界5大洲包括中国在内的164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从1986年1月，全世界发现艾滋病2万例，到1994年11月，全世界发现艾滋病已达到1700多万例，这些数字让我们恐惧。在1999年，有560万人感染，260万人死亡。20世纪末，世界上有3,360万男性、女性和儿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他们的命运目前尚属未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公告：2002年，全世界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约500万例，还有很多的病毒携带者。其中15岁以下的儿童就有320万例，新感染HIV的儿童约有80万；死亡人数为310万例。该公告显示，感染HIV或发病的妇女人数所占比重已经上升了，已经占到了总成人患者的50%。
    这个公告指出，在亚太地区，有720万人感染。其中，中国就有100万例，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如果措施不当，到2010年，会有1000 万人感染。在印度，现在感染HIV的人数也有近400万。亚太地区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专家预测，在2002年到2010年之间，如果措施不得力，在126个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HIV的感染人数将会增加4500万，而其中超过40%的感染者会出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以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艾滋病在全世界如此迅速地蔓延，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非洲——艾滋病的发源地，病患就更为严重了。撒哈拉非洲更是首先遭难。2001年，撒哈拉地区新感染者约达340万人，其中死亡的人数达230万人，它的新感染者人数占全球500万新感染者的68%，死亡占77%。我们可以看到，艾滋病给撒哈拉地区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
    艾滋病给人类造成了很多的危害。首先，艾滋病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它传播的范围极广，速度极快，死亡率极高，对整个人类的安全与生存造成了威胁。还有，艾滋病严重危害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严重的是它能毁灭城市与村镇。
    世界卫生组织也召开“全球防治艾滋病规划部长高级会议”，12月1日被定为“宣传防治艾滋病日”，号召全世界人共同行动起来，预防艾滋病。许多国家从总统、部长到民众都参与了此次行动，因此又把该日称为“全世界与艾滋病斗争日”。这一行动标志着人类对艾滋病的防治已经从过去的只以国境为界的行动，变为了冲破国界的全球性预防。
    面对艾滋病，人类至今还没有发现一种特效药物，人类同艾滋病进行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专家预测，往后一年将有几百万人死于艾滋病。有人甚至预言，艾滋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杀手。对艾滋病，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这种预言可能会真的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