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
（?yurparibhadra，1286年—1320年）。姓名 爱育黎拔力八达
庙号 仁宗
谥号 圣文钦孝皇帝、普颜笃可汗
陵墓 起辇谷
政权 元朝
在世1285年—1320年
在位 1311年—1320年
年号 皇庆: 1312年-1313年
元仁宗于1311年至1320年在位，是元朝第四位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亦譯為巴顏圖）他是元武宗弟，元武宗封他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於武宗死時嗣位，年號是皇慶（元年是1312年）和延祐（元年是1314年）。死後諡號聖文欽孝皇帝，在位9年。廟號仁宗。汗號普顏篤（Buyantu Qaγan）。元仁宗圣文钦孝皇帝（1311-1320），别名：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生于1311年，卒于1320年，蒙古族。元武宗弟，元朝第九代皇帝，蒙古语称普颜笃皇帝。早年从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典籍。大德九年(1305年)，出居怀州。十一年，成宗死，回大都奔丧，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元武宗)为帝。元武宗封他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至大四年(1311年)即位后，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取消尚书省，停用至大银钞，减裁冗员，整顿朝政。延元年(1314年)，开科举取士。曾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地进行田产登记，史称「延经理」。出兵西北，击败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后毁约将武宗子和世徙居云南，立己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在位十年，庙号仁宗。
元仁宗-生平简介
元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7岁时丧父。为了接受教育，9岁时其祖母阔阔真选定汉族儒学名士李孟给他做老师，李孟本以“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著称，因而他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陶与教育。10年后，铁穆耳患重病，不理朝政，皇后卜鲁罕独揽大权，她于公元1305年10月，下令爱育黎拔力八达随其生母答己离开宫廷，迁居怀州(今河南沁阳)。在那里住了3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目睹了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和百姓的种种疾苦。
公元1307年，成宗铁穆耳病死，当时朝中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分为两派，一方以皇后卜鲁罕和中书左丞相阿忽台为首，支持安西王阿难答继位；另一方以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联合部分蒙、汉官员拥立爱育黎拔力八达和其兄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到他们支持后，与其母答己立即赶往京城，而当时海山远在边境，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军闯入皇宫，捕杀了阿难答、阿忽台等人，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拥他即皇位，但他以监国之名义执掌朝政，另派使者奉玉玺前去边境迎接海山。公元1307年海山登位后，诏立其弟为“皇太子”兼领中书令，确定了他的皇位继承权资格。
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海山病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执政。他整饬吏治，废除武宗时设立的尚书省，仍恢复原来的中书省，并以“祸国殃民”之罪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和平章乐实、右丞相保八等武宗一朝的当政人物处死，安排中书省班子，恢复各地的行中书省，惩治地方赃官污吏，严禁诸王、贵戚的扰民行为。然后他于公元1311年在大都大明殿正式登基，帝号“仁宗”。[1]
元仁宗-政治业绩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
一、尊孔崇儒
在李孟等汉人儒臣辅佐下，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同年7月，命国子祭酒刘赓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诏袭封孔子53代孙为衍圣公，后来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他多次对臣僚说要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并开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为了治国安邦，确定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和政治。公元1317年下令将《大学衍义》全部译为蒙语(由江浙行省刊印)，赐给朝臣。不久，他阅读《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后下诏将此两书译为蒙语(文)，让蒙古、色目官员诵读。
二、开科取士
公元1313年(皇庆二年)，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命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考
赵孟頫书诗碑
试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要求，还规定考试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从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确立了理学思想的统治，这对后世的科举用人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孟頫才艺绝世，丹青艺术的被称为元朝第一，书法世称赵体，流传不多的作品至今仍是收藏界的珍品，诗词文赋诸体皆妙，开启元诗新风。元仁宗对赵孟頫更是推崇备至。在有人对赵孟頫提出不同意见后，他却历数赵孟頫的优点：“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白、宋苏轼，姓名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者，造诣玄微，七也。”在这位皇帝的眼里，赵孟頫简直就是一位完美的人，因此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来说坏话的人，并还立即赏赐赵孟頫“钞五百锭”，授予他翰林学士、荣禄大夫，官至一品，还推恩三代。尤值一提的是，皇上知道他因为年老畏寒而不能早起时，就赐给他貂鼠皮的大衣，让他保暖，可谓关怀备至。
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推恩三代”；管夫人也被加封为“魏国夫人”。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时时在皇帝左右活动。其妻也经常出入内廷，成为皇后的座上客。赵氏的门生，如虞集、杨载、唐棣、朱德润等，在其荐举下也纷纷进京做官，而许多政治地位较高的北方书画家，包括色目人、蒙古人书画家如高克恭、康里子山、李仲宾等，多与他有交往，一些较年轻的画家，如黄公望、商琦、柯九思等，也拜在他门下。外国使臣、僧人，则以能求得赵氏墨宝为荣。
元仁宗-历史故事
元仁宗曾一度信奉佛教，常读《维摩经》。他下诏：凡僧人中有“不养父母，避役损民”者，命其还民(俗)，并废僧人之特权。他还打算禅位于太子，以便游历深山宝刹，后经右司郎中月鲁帖木儿极谏，“陛下正当年富力强，为国为民造福之年，禅位者，如唐玄宗、宋徽宗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陛下万万别存这个念头”!仁宗深有触动，从此打消了内禅之念，还收起佛经，致力于勤理国政。
《维摩经》
仁宗通晓儒术，熟知佛教“明心见性”之理，其为人和蔼，对近臣贵戚以礼相待，平时生活不尚豪华，较为“俭朴，从不巡游，也不沉溺于酒色。又罢土木工程百余处，又禁诸王、大臣营建私第，精简禁卫。史书评价他“纵其一生，他还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元仁宗-编撰法典
元仁宗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 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此后铁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1316年完成。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剌即位后两年的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元仁宗-服饰改革
元代蒙古民族服饰装束
蒙古族的衣着式样，自古即与游牧经济生活相适应，而且富有特色。13世纪中外旅行家对蒙古族的服制均有详细
元代百姓服饰
记述。男女服装款式相似，都穿长袍。早期衣服不像后来流行的高领口，而是右衽交领，由左边到腋下有开衩，右边有三扣，左边有一扣，少数为方领，腰间密密打作细折，以帛带束腰，腰围紧束突出。衣服大，长拖地。妇女穿敞口而宽阔的披肩，青年妇女则穿男式衣服。初以家畜及野兽毛皮制做衣服，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周围民族纺织品的传入，富裕者用自汉地、波斯、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地输入的绸缎、绵绸、毛料以及各种珍贵兽裘制作华丽的衣服。如《黑鞑事略》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新以苎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贫困者则用羊、山羊及狗皮或粗布、棉花、粗毛及毡杂做衣服。此类长袍之用途和优点颇多，乘马时紧束腰带，能保持腰肋的稳定垂直。已婚妇女还穿一种非常松宽的长袍，在前面开口至底部。元仁宗就命令蒙古贵族着汉装，并以身做则，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元仁宗
自古中华一色天，琼花骤放贺兰山。
更喜仁宗心胸广，卫辉城下祭比干。
邯郸不法王情在，漳水稼樯品艰难。
文风自可汉唐比，英武只身扫南蛮。
柔思怎顾儿女怨，手足何留大河南。
爱民不用银钞币，惜才夜求北门宣。
汉将从今延佑试，蒙军此后辨愈贤。
枕前几册贞观要，案上千篇资治鉴。
年华写入作为事，万里青春说儿男。
《元史?仁宗本纪》（节选）：仁宗圣文钦孝皇帝，讳爱育黎拔力八达，顺宗次子，武宗之弟也。母曰兴圣太后，弘吉剌氏。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
大德九年庚寅，至卫辉，经比干墓，顾左右曰：“纣内荒于色，毒痡四海，比干谏，纣刳其心，遂失天下。”令祠比干于墓，为后世劝。至漳河，值大风雪，田叟有以盂粥进者，近侍却不受。帝曰：“昔汉光武尝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备尝艰阻，往往不知稼穑艰难，以致骄惰。”命取食之。赐叟绫一匹，慰遣之。行次邯郸，谕县官曰：“吾虑卫士不法，胥吏科敛，重为民困。”乃命王傅巡行察之。
至大元年七月，近侍言贾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言者惭而退。
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济宁、东平、归德、高唐、徐、邳诸州水，给钞赈之。
十一月戊戌，封司徒买僧为赵国公。
戊戌，罢征八百媳妇蛮、大、小彻里蛮，以玺书招谕之。（云南少数民族叛乱）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授中书右丞刘正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以江浙行中书省左丞高昉为中书参知政事。丁未，诏改元延祐。（用汉人参加国事，史称“延佑复科”）。
申禁民有父在者，不得私贷人钱及鬻墓木。甘州、肃州等路饥，免田租。
（延佑）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谓左右曰：“中书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赈恤。朕默思之，民饥若此，岂政有过差以致然欤？向诏百司务遵世祖成宪，宜勉力奉行，辅朕不逮，然尝思之，唯省刑薄赋，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延佑）辛丑，帝崩于光天宫，寿三十有六，在位十年。癸卯，葬起辇谷，从诸帝陵。五月乙未，群臣上谥曰圣文钦孝皇帝，庙号仁宗。
元仁宗年轻有为，是元代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
早年的倾向
1311年4月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兄长海山的皇位，是元朝历史中第一次和平与平稳的帝位继承。按照先前的约定，海山在1307年将他的弟弟封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时确定真金为继承人后的做法一样，任命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中央各机构名誉上的最高首脑，这些都为帝位的平稳转移创造了条件。从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情分和兄终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两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连续性。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初年的表现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数政策都被废止。这些作为，可以追溯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他与兄长间的复杂政治关系。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强的影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任宗王及后来身为海山的皇太子时期先后在身边任用的汉儒有陈颢（1264—1339年）、王毅、王约（1252—1333年）、赵孟睿?254—1322年）、王结（1275—1336年）、张养浩、尚野（1244—1319年）、姚燧（1238—1313年）和萧■（1241—1318年）；艺术家有商琦和王振鹏；此外还有色目学者板勒纥人察罕（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和畏兀儿散曲作家小云石海涯（贯云石，1286—1324年）。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不仅能够读、写汉文和鉴赏中国绘画与书法，还非常熟悉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在儒家政治学说的强烈影响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反对海山所建尚书省的各项聚敛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兄长之间固然具有手足温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关系。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实际上为他的兄长夺得了帝位，海山总是怀疑他有自己篡夺帝位的图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在海山即位后立即弃官而去，因为他被指控曾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政治上不便为李孟辩护。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地位考虑，东宫詹事丞王约不断劝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让态度。尽管如此，尚书省平章三宝奴和主要的宦官李邦宁还曾建议以海山之子和世（1300—1329年）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太子位置。爱育黎拔力八达似乎对他兄长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对这些政策的反对直到他自己即位后才显示出来
。
清洗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兄长政策的反对和热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后很快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废除了兄长的绝大多数政策。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后仅三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逮捕并处死。
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数裁减到1293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朝廷中加强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师李孟和出身于显赫汉军世家的儒帅张珪（1264—1327年）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给予他们管理政府的极大权力。爱育黎拔力八达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时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学者李谦（1234—1312年）、郝天挺（1261—1317年）、程钜夫（1249—1318年）
和刘敏中（1243—1318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职，其他人则成为顾问。爱育黎拔力八达还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贤院。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儒化的改革。
恢复科举考试
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恢复科举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特权，所以会遭到反对。第二，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
因为没完没了的争论，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改善官员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此时因为理学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明显的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反对就被采纳了。
1313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旅社会的特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75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人。此后元廷举行了16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这个数字，只比同时期文官总人数的4%稍多一点。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意味着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子弟利益的严重损害。
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
编撰法典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此后铁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1316年完成。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剌即位后两年的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
书籍翻译和出版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宋人真德秀（1178—1235年）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1086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为天子有倡导大众道德和增加物质福利的责任，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目标。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尝试削弱诸王权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因。
1311年冬季，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撤销诸王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由于札鲁忽赤代表诸王处理他们领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务，撤销札鲁忽赤显然意味着取消了诸王直接审理他们属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权力。皇帝的这一命令似乎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已知晋王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1323—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山之子，后来的明宗，1329年在位）两人在1316年被允许在他们位下设立了几个札鲁忽赤。
爱育黎拔力八达削弱诸王行政权力的尝试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败告终。在右丞相铁木迭儿（死于1322年）的建议下，1315年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诸王分地的达鲁花赤由中书省任命的“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一年以后，甚至连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也被取消了。
由于达鲁花赤是诸王分地内的主要长官，常由宗王的亲信侍从充任，这样的做法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评，他们指出这样做既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弟们共享天下的约定，也破坏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面对这些责难，元廷不得不在1317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许领主自辟达鲁花赤。
赵孟頫
海山时期对诸王的赏赐相当靡费，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在缩减岁赐额方面未做多少努力。在海山去世的当月，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诸王朝会普赐金39650两，银1849050两，钞223279锭，币帛472488匹。岁赐和海山朝的特殊赏赐依然照颁不辍，爱育黎拔力八达没能做出大幅度削减赏赐额的举动。这样的赏赐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爱育黎拔力八达需要确保诸王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要支持他违背与兄长的约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的举动。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亦是必要的。根据1319年的统计数字，领主收入所依赖的“五户丝户”的总额只占窝阔台汗（1229—1241年在位）1236年初建分封制度时封户总数的1/4。爱育黎拔力八达如进一步减少诸王的收入便会破坏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
赵孟頫在元代历受元世祖和元仁宗的宠遇,仁宗尤其敬重他的才华,将其与李白和苏轼相比。他博学多才, 工古文诗词,通音韵,精鉴赏。
经济和财政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无力削减赏赐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财政机能的一个因素。主要的原因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没有任何可行的经济—财政政策，他也不能坚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他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遂其生。实际上，除了废止海山的聚敛政策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政府还试图以停止海山时期开始的公共建筑计划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冗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适度增加赏赐的数额。假如他们能使之制度化，这些政策确实能够减少政府的开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削减冗官和减少赏赐额都没有持续进行。爱育黎拔力八达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实行劝农外，没有其他的增加国家税收的计划。
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年和1315年出台，是时铁木迭儿第二次出任右丞相。这些新举措使人想到海山时的政策，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举措出自皇帝之手。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所述，铁木迭儿是皇太后答己的宠臣，爱育黎拔力八达很难控制他的举动，而在《元史·铁木迭儿传》中，把这些举措全归在他的名下。铁木迭儿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包括重将对外贸易置于市舶提举司之下和预卖盐引及官府监造的铁制品。但是他最重要的计划，是要重新进行早年桑哥时推行的“经理”。
经理的建议最早是由忽必烈时期留下的中书平章政事张驴提出来的，目的是通过核实田产来增加税收。该计划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报告田产的实际情况，报告不实者要受到处罚。假如施行得当，这次经理不仅能够大大增加国家税收，还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税收机制。确实，在宋旧境内的有田富民经常有田而不交税，而贫民甚至在卖了土地之后还要纳税。
当经理于1314年冬季正式实行时，由于官员的上下其手导致的执行不当，引起了广泛的困扰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结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宁都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起义的领导者蔡五九自号为蔡王（1315年在位）。虽然起义在两个月中就被镇压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停止经理，甚至在1316年免除了自实田的租税。结果是铁木迭儿偏离爱育黎拔力八达政策主线的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突然终止。此后，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其财政。
派别之争
爱育黎拔八达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仅是因为遇到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扰。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成为他的家族乃至宫廷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答己及其属下的强烈限制。出身于与皇室保持世婚关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个擅权和道德有问题的女人。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她干政。这样，在她的保护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亲信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对抗中书省的权力中心。在答己的亲信中，铁木迭儿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初期权力最大的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最后两年，围绕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瘫痪。
虽然铁木迭儿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后的庇护下得以生存并得到了权力。他发迹于宣徽院，该院是管理宫廷宴享饮食事务的机构。从海山即位时始，铁木迭儿任宣徽使，他赢得了皇太后的信任并与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他后来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资本。1311年2月，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前两个月，皇太后即任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这可能违背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意愿。在1313年春季铁木迭儿第一次去职之前，他任中书省的最高职务达两年之久。在被迫离开中书省之后，铁木迭儿加强了与徽政使失列门及皇太后其他宠幸的联系。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铁木迭儿又在1314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
郭守敬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卒于元仁宗延二年
据说铁木迭儿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后，更加腐败和专横，“以憎爱进退百官”。不久就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铁木迭儿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张珪、中书平章政事契丹人萧拜住（死于1320年）、以唐兀人杨朵儿只（1279—1320年）和汪古部人赵世延（1260—1336年）为首的御史台官员等组成。双方的冲突在1317年夏季达到顶点，是时监察御史40余人以奸贪不法弹劾铁木迭儿。由于证据确凿，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逮捕铁木迭儿。但是，由于铁木迭儿还在皇太后的保护之下，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只解除了他的宰相职务。
另一次冲突发生在1319年初夏。由于铁木迭儿被委任为太子太师，在御史中丞赵世延的率领下，四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辅导东宫，并且列举了他的十余条罪状。尽管如此，在皇太后的坚持下，铁木迭儿的任命依然保留。中书平章张珪因反对铁木迭儿任职，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遭到杖责。至此时，铁木迭儿的主要对手都被强行去职或放逐。作为太子太师，铁木迭儿得以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剩下的最后六个月控制着整个政府
表面上，铁木迭儿与他的对手之间的冲突，是邪恶、腐败的宰相对抗忠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但是，深入研究就会看出这是在政府高层进行的带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权力之争。一方面，铁木迭儿及其在宫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铁木迭儿与后来图帖睦尔（1328—1332年在位）和妥欢贴睦尔（1333—1370年在位）时的权臣不同，燕铁木儿（死于1333年）和蔑儿乞部的伯颜（死于1340年）都享有凌驾皇帝的个人权力，铁木迭儿的权力则来自皇太后，而且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撑。铁木迭儿本身权力的增长，就意味着皇太后对政府作用的增长。皇太后的对立面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他即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支持行动，他的存在对铁木迭儿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就是鼓励。实际上，爱育黎拔力八达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亲不间断地干预政务并经常违背他的意愿将她的亲信委以要职。 
物品名称：刺绣韦驮像
织绣年代:元
材料:
出土时期：
出土地点：
收藏地:
介绍：
刺绣韦驮像，元代刺绣，具体出品年代不详，作者不详，纵31.2厘米，横27厘米，仿宋绣风格局部绣制，作品所用线色丰富，为历代刺绣藏品所罕见，绣工精细，人物脸部绣制细腻逼真传神，物件、飘带，火焰绣制简单而不粗糙，衣着盔甲用色丰富，棱角块面分界清晰
虽然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员组成的铁木迭儿一派，关心的显然是保留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因此，他们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铁木迭儿尽管不是一个阿合马、桑哥式的理财家，但还是采用了被他的反对者视为聚敛手段的财政政策。铁木迭儿的对手虽然是一个种族混合集团，但绝大多数是由于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士，他们把铁木迭儿及其同伙视为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障碍。
王振鹏，字朋梅，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至漕运千户。工墨笔界画，笔法工致细密，自成一体。亦擅人物。元仁宗赏识他，赐号弧云处士。生座年不详，约活动于元仁宗朝。现存界画作品有：《金明池龙舟图》、《阿房宫图》。
儒士一派没有扳倒铁木迭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皇帝对他母亲的软弱。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孝顺不仅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式政府的基本准则。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和触犯他的母亲。第二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为既成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和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特权。于是，儒士在与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于1320年3月1日，终年35岁。爱育黎拔力八达朝以极大期盼和果斯行动开端，所以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延祐儒治”。它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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