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失败原因 一、维新派的改制理论缺少说服力 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官僚士绅精英层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共识，即认为只有进行更为广泛的更大幅度的变革，才可能应付列强加之于中国的日益严重的危机。然而，人们一般并不认为，推行更大幅度的变革必须以重新改造孔子的传统形象作为这种变革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当时士绅官僚们所认同的孔子的传统形象，并不构成进一步变革的基本障碍。康有为的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维新变法的理论柱石。前者通过大量的考订，力图证明古文经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权而伪造出来的。这样，他就把近二十个王朝二千年来崇奉的礼乐尊严，数百万士大夫共同尊奉的信条，一下子变为分文不值的伪说。后者则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打扮成一个变法改制的祖师爷，指出孔子也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布衣”，他“生当乱世”，却能拨乱反正，托古改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它是维新派揭出的一面旗帜，用来“积极地招引、争取、团结和组织变法运动的同情者和群众——封建士大夫们”。任何一种理论，只有在它能为人们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呢？ 首先，从守旧派来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他们把康有为的学说视作洪水猛兽，认为他“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再声称，他们不信奉康有为鼓吹的今文经学和孔子改制说。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多次告诫书院不许讲今文经学，在《孔子改制考》刊出后，张之洞十分恼怒，立即在《劝学篇》中予以反驳。直到戊戌政变之前，张之洞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二人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对前者疏，对后者亲；对前者敬而远之，对后者礼而下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引起的嫌隙。 再次，一些在政治上同情支持康有为变法活动的帝党官僚，对康有为的这套理论也持反对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翁同龢，作为帝师，他对慈禧干政十分不满，故而极力辅佐皇帝变法，成为帝党的一面旗帜。他对康有为十分佩服，不仅亲自去寓所访问，还向多次向皇帝推荐。即使这样，当翁同龢见到康有为鼓吹变法的论著时，却感到“惊诧不已”，并进而怀疑康有为“居心叵测”。这不能不说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缺乏使封建士大夫信服的魅力。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赞成变法和极力反对变法的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变法持观望态度，康有为的理论非但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反而使他们处于困惑莫解的境地。我们可以把康有为的动机理解为，他力图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改造，来为自己的变法寻找政治合法性的神圣性依据。以此种被改造后的中心象征符号作为共识，来形成对社会人心的凝聚力量，并以此来进行变法的动员。表面上看，康有为力求把孔子的幽灵请出来，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对孔子的改造的政治战略似乎是高瞻远瞩，然而，由于他对实际上的孔子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而又缺乏史料上的精审工夫。康有为所作的考证，就当时的学术水平而言，也是相当粗陋而且牵强附会的。虽然康有为想借孔子之名，行变法之实，以封建统治阶级所尊崇的偶像孔夫子的权威，作为自己改制的护符，打击那些政治上的守旧派，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这只是康有为的主观愿望，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二、维新派的变法行动操之过急 有的学者认为，维新派既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又不敢同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触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有的学者从光绪皇帝身上寻找原因，批评他过分怯懦，不敢完全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不敢同慈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此种种，不管是批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是归咎于光绪的畏葸退缩，一言以蔽之，都是指责变法的参加者步子迈得太小了，太怯懦了，结果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但孔祥吉却认为：这种解释太笼统，因为不敢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既可以用来解释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可以解释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可以用来套在许多政治事件上。导致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步子迈得太快，他们求治心切，使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结果使得这场在晚清历史上颇有声色的政治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全部付诸东流。戊戌变法是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一批没有经历官场历练的青年士绅与下层官员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并且越过一大批位尊爵显、手中握有权力的老臣的激进变革。这种激进主要表现在： 1、裁撤冗员，急于求成。康有为深知，在任何政治改革中，对耄耋冗员，不可轻易裁汰，否则，他们会对新政群起而攻之，所以应该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妥善地安排他们，这的确是经验之谈。可惜，光绪未采纳他的意见，而是被岑春煊的裁官奏折所打动。这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痛恨守旧老臣把持朝局，他当机立断，要军机大臣草拟谕旨，裁汰中央和地方的冗散官员。光绪帝这一激烈措施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百日维新时尚在刑部任职的陈夔龙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社会动荡，他说：“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2、开放言论，奖罚失当。百日维新遭到守旧势力反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光绪的奖罚失当。最典型的事件是罢斥礼部六堂官。光绪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很不冷静的。因为礼部六堂官的情形各不相同，即使要处理也应区别对待，譬如，曾广汉是刚署礼部右侍郎不久的，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革职，这势必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罢斥礼部六堂官是百日维新中最严重的一起事件，荣禄指责光绪“任性胡闹”，慈禧也认为“过分”。新旧两党的关系自此之后，即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3、拔擢新进，得罪旧党。新旧两党在变法过程中，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要不要开设制度局、如何重用康、梁等人的问题长期争论，无休无止。直到后来引起了慈禧的反感，大动肝火，光绪才有所省悟，却又拿不出对策来，要军机四卿及维新派诸人妥筹良策，而他自己则处于惶恐不安，“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的状态。 这些几乎毫无从政经验的变革人士，对于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和这一体制下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只是一知半解。然而，历史又恰恰让这些没有当官实践的书生政治家，进入变法的最高决策层，去从事改造这一官僚体制的最为艰困复杂的使命。 改革成功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他们一方面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以卓有成效的较大幅度的改革来避免外部危机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这种改革的幅度不至于越出某种限度，以避免内部矛盾的激化。操之过急反而会葬送改革。如何掌握改革合适的“度”，是一门真正的高超的艺术。一个体制内的成功改革者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智慧、技巧，他对平衡各种政治力量和对控制变迁的能力，以及他对政治火候的辨识能力，也许更胜过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所需要的这种综合政治能力。因此，在传统官僚体制下的改革派皇帝实际上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情况下，只有采取缓进的方式才可能取得成功。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的：因为“过于激烈和过于迅速的行动，常常会导致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积极的反对者”。这就意味着，改革精英切忌公开地全面地对传统价值与意识形态宣战或与之决裂，而只能在约定俗成的传统规范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内来推进变革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认同分裂，使改革可以在不致发生政治体制内部严重的冲突的条件下顺利地进行。 三、封建守旧势力集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维新势力 1898年10月，戊戌变法夭折刚一个多月，日本的一些报刊即发表文章，认为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康梁这些维新派“太激进”。梁启超不同意这种观点，一方面发表演讲加以反驳，一方面著《戊戌政变记》，详细记述了戊戌变法的经过，深入分析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他们太激进，而是清廷中反维新势力的强大，他曾经深有感慨地叹息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光绪皇帝处处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约，手中无权，因而他们的变法主张没有得到贯彻。梁启超这种观点在二三十年代颇有影响。萧一山在二十年代著的《清代通史》基本采用了这种看法，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帝后党争，由于“帝党”无力去抗争“后党”，所以光绪帝失败了，戊戌变法也流产了。陈恭禄在三十年代编的《中国近代史》，作为大学教材，流传甚广，也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之为光绪帝无权，康梁一伙书生气太足，无政治斗争经验。 戊戌变法是在现存体制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相对充足的条件下，运用这种传统权威合法性自上而下地大规模进行体制创新的变革运动。一批体制外的知识精英由于受到有强烈变革倾向的皇帝的特殊眷遇，迅速进入体制最高决策层而进行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便是由这一特殊的政治集团作为基础发起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由于特殊的际遇而进入最高决策层，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从无先例的。这一特点也引起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新的问题。 戊戌变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改革的困难程度也就更大：⑴ 它涉及到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祖制”和既定的利益格局进行幅度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动进而影响到政治整合方式的重大调整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② 由于外患日迫，变法者认为这种体制创新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取得效果，这样，就会在两个方面产生远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首先是新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体制变动过程中，人们对于变革的心理承受力的接受力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的困难和问题。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洋务派的价值观与保守的传统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这种冲突并不明显。而在体制创新阶段，更为大幅度的变革对人们传统观念、传统价值的冲击比前一阶段的政策创新强烈得多。其次是体制创新导致的权力变动与利益分配变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既得利益者与保守派不同，他们在观念上未必强烈地反对改革，然而，变革毕竟是一个对传统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于传统官僚体制下权贵与官僚群体原有的既得利益在新的变革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这就使改革者面临既得利益者在新的条件下为维护其利益而进行的联合。变革者不但面临意识形态保守派的反抗，同时，也要面临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反对。变革派面对的最为致命的危险，是以上两类反对势力有可能形成层反对变革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同盟在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方面所拥有的雄厚资源，足以扼杀羽毛未丰的改革力量。 体制创新阶段的变革是在更为严峻的民族危机形势刺激下而引发的。这就使变革者心态上的焦虑感、愤激感这些主观因素较之过去更容易支配变革者，并对变革者的政治选择与变革幅度产生严重的影响。而民族危机的深化，往往会使变革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认为大幅度的变革必须在短时期内完成。大刀阔斧的变革有可能引起社会整合的困难，而这样，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节又会使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与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之间产生日益扩大的分歧与矛盾，并有可能使后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改革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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