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但他们能在当时和后世享有极高声誉，一来离不开北宋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二来离不开欧阳修的大力扶持。
公元1056年，当苏洵带领苏轼和苏辙来到京师时，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们。而此时的欧阳修不仅文章名满天下，还是翰林学士，堪称文坛盟主。
早在四川时，苏氏父子就非常仰慕欧阳修，苏洵经常让苏轼模拟欧阳修的文章。这一次，来到京师，苏洵理所当然的先去拜见欧阳修。
在读过苏洵的《洪范论》和《史论》后，欧阳修大为赞赏，并将其推荐给朝廷。至此，苏洵才算在京师闯出了一些名头，从四川走向全国。
然而，让欧阳修没想到的是，苏洵家里竟然还有两个更厉害的角色，特别是苏轼，简直是天人下凡。
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知贡举，负责当年的省试，也就是主考官。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一举成名，写下了著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杨万里的《诚斋诗话》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於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辞。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於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尧。
按照当时习惯，高中的考生需要拜访主考官，并呈上谢文，以谢知遇之恩，也含有拜师之意。苏轼和苏辙当然也不例外，拜见欧阳修之时，苏轼还呈上了自己平日里所写的文章。
读过苏轼的文章后，欧阳修更是惊为天人，在写给梅尧臣的书信里，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样说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我们先不说苏轼的文章是否当得起如此盛誉，只观欧阳修如此提携后人、爱惜人才，就让人敬佩不已，有如此胸襟，才当得起一代文宗之名啊。
如果欧阳修看到三苏父子这样的人才，却视为心腹大患，并凭借自己的地位打压、排挤，或许三苏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出人头地。
说起唐宋八大家，除了韩愈和柳宗元，其余六位和欧阳修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不仅自己身列其中，对三苏有提携之恩，对王安石也有举荐之功，曾巩更是他的学生。
北宋为什么能成为能与盛唐齐名的中华文化黄金时代呢？我认为，这不仅在于人才之盛，更在于文人之间彼此懂得欣赏，懂得放人出头地，这才是大格局，盛唐如此，北宋亦如此。
就拿苏轼和王安石来说吧，他们是政敌，一度势同水火，但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下作手段对付苏轼，在晚年时，两人更是一笑泯恩仇，王安石还盛赞苏轼“不止几百年才能出此一人物！”
反观当下的某些所谓大师，说起自己大言不惭，说起别人辛辣嘲讽，境界差的可不止一星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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