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写父亲。他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的一员，普通，没有文化、没有建树，但他一生坚强、无私。在我心中，他就是伟大的父亲。
作者的父亲。
父亲59岁去世的时候，全村两个生产队的人都来了。流泪的不止女人，还有不少男人——据说，这史无前例。
我没哭，两天两夜没合眼，和母亲一起决断放弃抢救，办理善后。父亲跟我们说过，他十几岁死娘，二十几岁死爹，一滴眼泪都没流，他说他不想流泪。他娘饿死的时候，最小弟弟的才3岁，两个妹妹还不到10岁。他爹得了肝腹水，不仅不会干活，还得赚钱治病，他得代替父母把他们拉扯大。他爹死的时候，几个小的还未成年，他盘算给两个妹妹找个好人家，给弟弟造个新房、娶上媳妇。所以我也不哭，向他学习，化悲痛为力量。
母亲是爷爷生前的好友做的媒。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好在父亲生得眉清目秀，为人诚实，外婆一看就喜欢，做主答应了这门亲事。外公、外婆虽有五个儿子，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毛脚女婿，越看越欢喜，自此父亲算是有人疼有人爱了。而父亲幸运地娶到我母亲，至此人生多了一线希望和一份乐趣。母亲抱着她小弟断断续续上过三年学，“文化”一栏填的是“高小”。她自学成才，一辈子爱查字典、爱看书，算盘打得“噼啪”响。父亲填的是“文盲”，他只读过一年书，冬天穿着草鞋上学，因买不起一支毛笔被老师和同学取笑而辍学。因为人实在，父亲曾被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账记得清清楚楚，深得人心。我想记账这事定少不了我母亲的辅助。
父亲是种田、劳作的一把好手，在生产队的插秧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人称“小马力”。他教我插秧，我15岁时的水平就超过他了，但他嫌我插得太稀了，凶巴巴地骂了我一个夏天。直到秋后收割，发现我插的那部分收成比他的好，他才原谅了我。食不果腹的日子过得多了，他以为密度大一点可以多收粮食。
父亲对木材特别懂，什么树、什么性质，能作什么材，搞得明明白白。平时喜欢动手，家里的刨子、凿子什么的很全，还有自制的工具，可以切割、可以钻孔。据说他原来想学木工，家里负担重，没学成。他还会嫁接果木，我小时候吃的水蜜桃特别鲜甜，就是他嫁接的。
父亲教育我们不做质量差的东西，也不买质量差的东西。“贪便宜两家穷”，父亲说，因此家里的东西质量在村里是算得上的。农村里农具和家具常常要写上自家的名字以免被偷或混淆，遇到字写得好的，父亲恭恭敬敬地请人家号上字（用毛笔蘸墨写上去）。好工艺配上一手好字，我家的家具拿出来就比别人家的多那么一点美感。后来他觉得总是请人不方便，就自己学着号，小家具上号的字也有模有样。他给农具刷上清漆，把它们当宝贝一样藏在堂屋，经常被我母亲嫌弃：哪有把农具藏在待客的堂屋的呢！
再晚再累，哪怕隆冬腊月，不管有没有热水，父亲洗脚是每天不可少的：卷起高高的裤腿，腿脖子颜色泾渭分明有两截，那段没被晒到的皮肤雪白光洁。他每天早晚刷牙，下雨天拿着剪刀和镜子站到门口修剪他的胡子和鼻毛，脸被料理得清清爽爽。他的自行车永远擦得闪闪发光，农具经常洗得好像没下过地。
父亲没有文化，一生崇学，相当尊敬知识分子，尤其是工程师，经常告诫我们要学理科、不要学文科，要当工程师。父亲一心培养读书人，为了让叔叔念书，满田野地跑着抓他去念书，可惜叔叔实在不是读书的料，还因此“恨”上了这个哥哥——直到他自己也开始拿着棍子逼儿子上学……
后来，父亲把希望转到了小舅舅身上。外公是“臭”知识分子，小舅舅小学毕业后只能辍学在家务农。“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机会来了：父亲在路边的草地里捡到一块手表，而手表是一位老师的。老师夫人数次拿着礼物来感谢，我父亲推辞不过，就提出让小舅舅去他的学校跟读。最终，小舅舅考上了浙江大学，不负众望。
小舅舅考上浙江大学后，带父亲（左）到浙江第二医院看病。间隙，二人在杭州灵隐寺的飞来峰（1983年12月）。
那时我家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又被生产队的电线杆砸破头流了大量的血，遇暴风雨浇透全身，他在我8岁时一病不起（一直大病了好几年）。仅过了一年，我妹又得了黄疸肝炎，家里陷入了雪上加霜的贫困。父亲身体稍微好转了一点，就出门捡牛粪换钱。母亲偷偷告诉我小舅舅，他那2元生活费是捡牛粪积下来的。
在我母亲的精心照顾下，父亲身体好多了，但还是干不了重体力活，于是就养了头牛，除了自己家的田，还起早贪黑地耕别人家的田，赚钱给我们姐弟仨交学费——他从来不多要，还常常给人家减免，人家说别人都嫌少，只有他是嫌多的。
父亲说，人要有硬气和骨气，别人就不敢小看你。他并不是那种好好先生，他是有脾气的，如果谁欺负我们，他不会让步。农村里总有好事者喜欢占便宜，喜欢得寸进尺，但他有底线，如果谁来抢占我家的宅基地和田地，他会去打架。当然，看到他那副认真劲儿，没人敢惹他。
父亲喜欢那些机智又诙谐的人物，能讲一个系列徐文长的故事——我后来自己看书时发现，他说的竟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这算是对我的文学启蒙吧。父亲开的玩笑总能给贫穷的日子找点乐趣，他给我母亲取绰号，还当着我们的面叫，硬是把我母亲疲劳紧绷的脸逗出一朵花来……我们也喜欢跟他没大没小地打闹。父亲从外面劳作回来，要是饭菜还没烧好，他就一屁股坐到灶台下给我母亲烧个火、聊个天。可他也“大男子主义”，烧饭做菜是一辈子也不学的。只有在母亲生病时，他会笨手笨脚地烧饭，并且在盛饭时会偷偷在米饭下藏几片肉端给母亲吃。有点好东西，他必定带回来跟母亲分享。我经常看他俩推来推去，谁也不愿多吃一点。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字文长，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浙江山阴县（今属浙江绍兴市）人。现在，浙江民间仍然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超凡入圣，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徐渭像，南京博物馆藏）
父亲对长辈孝敬，对兄弟姐妹情浓。家里只要有点好吃的，那怕天黑路长，他都要飞走十几里路去孝敬外公外婆，送到的麦饼还是热乎乎的。有了自行车，送东西给外婆更是家常便饭。几十年里，他不间断地看望城里的姑婆，有什么好吃的、新鲜菜就送去，陪她聊聊天，倒倒马桶，清理前门后院。除了逼着叔叔念初中，父亲还在陪嫁的“箱具”里装满原本做种子的粮食作姑姑的嫁妆（箱具：一种大型柜子，门从上部打开，主要用于存放棉被等大型物品）。
他对我们姐妹三人那得算是“宠”了。我住校时，他经常空着肚子骑几里路的车给我送上热菜。家里虽然清贫，他常常会意外地给我们浪漫的惊喜：拿着刚卖了小猪的钱，他给我挑选了一双紫色的雨鞋、一件藕色的滑雪衫，也买过一辆轻便的凤凰牌自行车、一块梅花牌手表——这几抹色彩，常常浮现在脑海中，有种强烈的值得用一生去领悟的幸福感，它能抵消所有贫穷、病痛带来的不幸。当然，不要以为他脾气好，不听话的话，“剁栗子”（用手指头敲头）也是有的吃的。
作者（后立者）8岁时的一家子。
和农村普遍地重男轻女不一样，父亲从没有亏待过家里的女孩子，那怕是靠借贷过日子也依然想尽办法让我们读书。他常开玩笑说，你们两个女儿（我）老了要养我啊！我母亲说，咱有儿子养呢！他就说，那你们俩嫁人了也要记得给你爹买老酒喝啊！工作以后，我每次回家就买老酒给他喝，他喜滋滋地倒上一酒盅，抿上几口，然后脸开始发红，酒量不好但感觉好。一次他指着外公年轻时的照片说，那身毛呢子中山装有铜板厚呢，穿在身上大概就不用穿棉衣了。我在杭州大厦给他挑了精纺羊毛衫和纯呢大衣，他身材笔挺，特别合身。
父亲没有享过福，一生贫困、劳苦。2003年1月3日，腊月最冷的一天，父亲因脑溢血倒在门口的水坑里。周边无人，送医抢救无效，两天后在县人民医院去世。家里新造了4层楼房，他没来得及住上一晚，母亲觉得非常遗憾，舅舅们唏嘘不已。我安慰母亲说，他的内心一定是富足的。父亲给予了大家这么多爱，也收到了很多爱与尊重。他留给我们福报，让我们遇到困难时有勇气挑战、面对疾病时能从容面对，所以他离去时我们不过度伤心。
父亲的往事历历在目，我常在梦中见到他：头发花白，肩背锄头，脚着绿色解放鞋，从桥头走过来，看到我们，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笑容在脸上荡漾……但愿父亲在天堂活得开心潇洒、无病无灾，我愿来生再做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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