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蒙古汗国中，伊利汗国是最早实现伊斯兰化的汗国，其标志是1295年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改宗伊斯兰教，进而带动伊利汗国的大多数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
一、政治需求
实际上，所有四大蒙古汗国在内，不仅仅是伊利汗国的蒙古统治者，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一种倾向是无情掠夺定居民众，这包括大部分蒙古突厥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波斯行政官员，以及享有特权的斡脱（指有高利贷特权的）商人。
他们是蒙古游牧传统的崇拜者，敌视定居生活，不喜农业和城市，主张无限制地残酷剥削定居农民和城市下层。伊利汗国的最初几位汗（帖古迭儿·阿合马除外）基本上是这种倾向，这些人没有极端仇视穆斯林居民，但对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国家制度与文化比较漠视。
而有这种政治倾向的人多半愿意接受半游牧的畏兀儿人的文化，信仰了流行于他们之中的佛教和景教。
第二种倾向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巩固的中央集权国家，向中原汉族政权或者波斯政权学习，同时压制蒙古军事贵族的权力。为此，需要大汗与被征服国家的封建上层相接近，保护城市生活、商人和贸易，需要恢复被蒙古入侵所破坏的生产力，尤其是农业。
具有这种倾向的主要是与汗室家族有密切联系的贵族，仕奉于汗的波斯、塔吉克、阿塞拜疆的文官和一部分伊斯兰教人士。这两种倾向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在元朝本土就表现为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和其他蒙古贵族的激烈冲突。在伊利汗国就是争夺汗国的领导权。
事实上，合赞汗在即位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倾向于蒙古传统。作为阿鲁浑汗之子、阿八洽汗之孙，合赞汗幼年深受蒙古传统的教育，并随其祖父信仰了佛教，成为一个坚定的佛教徒。
1294年，阿鲁浑汗去世后，伊利汗国主要是三雄争立，即合赞汗的叔父乞合都、宗王拜都和合赞之间的王位之争。乞合都汗的短暂统治后，主要是拜都与合赞之间的争夺。此时无论合赞一方还是拜都一方，都有信伊斯兰教的将领及其率领的军队，并成为宗王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赞汗
双方争夺权力的战争处于对峙阶段时，合赞的佛教信仰开始转变。也就是说为了汗位，合赞转变成第二种倾向的代表。信仰伊斯兰教成了打破这种对峙的突破口。
在这方面，对手拜都就无能为力了，或者是忽视了这一点。因为拜都本人是基督教徒，他的王妃们也大多是基督教徒。他手下许多重要的行政官职由基督教徒担任，甚至原由穆斯林担任的重要官职也改由基督教徒担任，穆斯林尤其是担任官职的穆斯林对他的偏爱行为当然忿忿不平。
与拜都政策相反，合赞战争中尽力照顾穆斯林的利益。如行军时禁止士兵践踏耕地和园林，不得用庄稼喂牲畜，不得欺压剌亦牙惕（农民和城市下层平民）。合赞汗身边总有一些伊斯兰教信徒。合赞汗委任他们担任财务官，采办军粮，征收税金，或者让他们担任法官。合赞的政策为他在穆斯林中赢得了声望，从而为战胜拜都奠定了基础。
合赞汗身边的穆斯林也不失时机地劝告合赞汗改信伊斯兰教，对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影响最大的是涅孚鲁思。涅孚鲁思是一位蒙古异密，其家族在呼罗珊有相当大的势力，他本人属于早期波斯蒙古人中最重要的一支斡亦剌蒙古部。
在合赞与拜都之争中，伊斯兰教徒涅孚鲁思乘机劝合赞改从伊斯兰教。“设王改从伊斯兰教，将为伊兰之主，穆斯林前受奉偶像教的鞑靼之抑制者，将必效忠于吾王，而上帝见王之挽救正教，将助王胜敌。”——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册
合赞在1295年6月19日在剌儿秃马温之草原中，昔日其父阿鲁浑所居行宫之附近，大开盛会。“沐浴易新衣后，入宫立于宝座下，数诵司教撒都鲁丁亦不剌金所授奉之词。其将亦随之改从伊斯兰教。同日厚赐诸教长、司教与诸赛亦德族人，大散布施于贫民，并诣礼拜堂与圣者墓，祈请上帝助其胜利，遣使布告伊剌克、呼罗珊两地之民，其由此两地来赴之教长、司教为数不少。”——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册
合赞还下令建造清真寺、经学院及各种慈善机关，主动为斋月（9月）而停战。这种象征性的举动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当斋月结束，对拜都重开战时，那些原先支持拜都的穆斯林转而效忠于合赞。
伊利汗国的主要居民是伊斯兰教徒，合赞这样做，使得他的军队对拜都的进攻，实际上成了一次胜利进军，伊拉克、波斯等地的百姓喜迎王师。
二、宗教人士的影响
前面提到了蒙古族伊斯兰教徒涅孚鲁思对合赞的影响，而那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尤其是什叶派人士对合赞汗的皈依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自1220年开始的蒙古西征，是对伊斯兰世界的沉重打击。巴格达的陷落以及哈里发的处死沉重地打击了正统派。
然而，正统逊尼派的惨败却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什叶派的境遇。从前在塞尔柱王朝统治下，什叶派一直是处在被压迫少数派地位。第三次西征中，什叶派学者纳西尔丁·图西（卒于1274年）帮助旭烈兀汗打下了阿萨辛派的阿拉穆特和迈蒙迪兹要塞，并和蒙古军队一起进入巴格达，劝旭烈兀处死哈里发的就是他，因而纳西尔丁成了汗王的重臣。
什叶派觉得伊利汗是宽容的统治者，甚至同情什叶派。因而什叶派人士往往与伊利汗国抱合作态度，并设法影响汗王。具有什叶派倾向的苏非教团如库布拉维教团积极活动。该教团的著名谢赫希姆纳尼（卒于1336年）曾把一部分时间花在为阿鲁浑宫廷的服务上。
象伊朗沙法维教团的建立者谢赫沙菲·丁（卒于1334年）这样的苏非教长时常受到伊利汗国的尊重和优待。
中亚库布拉维教团的成员赛义德·丁·哈姆雅在呼罗珊的巴赫拉巴德建立了一座哈纳卡。他死后，这座哈纳卡由他的儿子撒都鲁丁·易卜剌金指导。这位谢赫大部分时间在合赞汗身边。合赞汗经常请他告诉伊斯兰教的情况，询问、研讨伊斯兰教的奥妙和本质。而且，合赞汗正是在这位谢赫面前信仰了伊斯兰教。
什叶派在伊利汗国得到更大的发展，这首先是由于合赞和继任的完者都对什叶派有着更多的眷顾。
其次是什叶派很能适合加强王权的需要，什叶派教长在劝告完者都信奉什叶派时，委婉地陈述了什叶派之优而正宗派之劣：“比较其不同之点，犹之什叶派主张成吉思汗大位属其后裔，而正宗派则以其应属诸哈剌赤将士。”闻此言，完者都才意为所动，从即位前的逊尼派之哈尼菲派改奉什叶派。
这充分说明了蒙古汗王信教的实质。
三、经济原因
旭烈兀军队围攻巴格达（原图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合赞汗的皈依伊斯兰教，也有着经济上的原因。十三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伊利汗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口锐减，土地被废弃，城市被弃置。有些地区荒废达十分之九。(〔波斯〕拉施特的《史集》中，记载了伊利汗国辖地内的悲惨景象）
游牧部落的抢劫，急使们的强征强取、地方长官承包税收漫无节制地勒索造成了中央政府收入降低，而中央政府为提高收入又格外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结果农民起义不断。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制止蒙古军事贵族的分离活动，合赞汗需要联合本地的（伊朗和阿塞拜疆等地）官僚贵族、宗教首领来共同克服危机。
他需要恢复城市的经济生活，因为城市的富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他需要恢复农村中的定耕农业，因为稳定的农业会提供稳定的赋税收入。也就是说，合赞汗需要被征服地区居民各阶层的支持。而要把各阶层团结在一起需要靠共同的信仰即伊斯兰教。这就意味着合赞汗为首的蒙古人不得不信仰伊斯兰教，从而获得他们所急需的大量的同盟者。
另外，合赞在位期间，数度遣使东行贡献珍宝，与名义上的宗主元朝保持往来，其称汗及皈依伊斯兰教均得到元成宗的承认。成宗还把蒙哥汗以来旭烈兀的封地彰德路应得的五户丝岁赋赐给合赞。伊利汗国通过与元朝的贸易，获得不少利润。
四、皈依真主的影响
合赞是依靠穆斯林的支持才嗣位称汗的，所以他上台后，实行一系列使汗国伊斯兰化的措施：
第一、摧毁在大不里士、巴格达及其它伊斯兰教城市的基督教堂、犹太教堂和佛教寺庙。合赞汗甚至下令拆毁供有他父亲阿鲁浑画像的佛教寺庙。佛教徒如果抗拒皈依真主，必将处死。
第二，以伊斯兰教的仪式代替原有的蒙古传统风俗。合赞即位后，不称汗，而改称伊斯兰君主即素丹。其诏令开头往往是“以宽宏大量、仁慈的真主、以至高无上真主的威力和伊斯兰教会的福运的名义。”这与阿鲁浑汗的圣谕开头“朕蒙长生天眷顾，受赐荣耀父汗的王冠、御座”是完全不同的。1297年冬，他下令不戴宽边蒙古帽，而改以布帛缠首即蒙古人戴上了穆斯林头巾。
第三，以伊斯兰教法代替蒙古札撒，大小司法案件都根据伊斯兰教法典的规定裁决。不过，尽管伊斯兰教法在汗国境内得以推行，但蒙古人各级官员仍掌握着统治权，以及司法的最后决定权。
第四，禁止军人和其他人冒渎真主，以穆斯林的社会道德规范代替蒙古人的旧习俗的思想。
第五，新铸钱币皆著录信仰伊斯兰教之词。合赞下令所有各地区都按统一的样式铸造钱币，并以真主和他的使者们的名义流通，同时也铸上君王的名字。“钱币上华丽地铸有《古兰经》上的诗句和十二伊马目的名字。”
据俄国圣彼得堡科学研究所之亚洲博物馆所藏合赞时代的钱币，此种钱币上面有蒙古文和阿拉伯文。正面上二行用蒙古文写着“长生天气力里”，下二行用阿拉伯文著录“合赞·马合木铸于弼斯啰。”下三行又用蒙古字著录“合赞铸”一语。右方用阿拉伯语著“年”字，左方著“七百”。反面则用阿拉伯文著录信仰伊斯兰教之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愿主利之，并付与安宁。”这种钱币的发行体现了汗国伊斯兰化程度的加深，但同时也暗示合赞汗并没有抛弃蒙古的文化。
第六，他要求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所有各地村庄中都建造清真寺和公共澡堂，并将澡堂的收入用在地方需要和清真寺的需求上。他经常朝圣，到先知家族的陵墓上去拜谒，合赞明显偏向什叶派。当时伊斯兰教中的苏非主义是当地文官阶层主要意识形态，许多出仕蒙古汗的高级穆斯林官员（如拉施特）都曾表示过自己是热诚的逊尼派苏非。
合赞给苏非派人士建造了许多哈纳卡（修道院），伊斯兰教经学院和清真寺以及其它慈善机关。苏非派教士享有丰厚的薪资和经费。
不过，合赞也没有走极端，他对各派保持一视同仁的态度，逊尼派在汗国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合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采取了伊斯兰化的措施，因此，拉施特这类波斯籍史家对他赞不绝口。
合赞汗之子完者都（1304-1316年在位）在未即位前，信仰逊尼派之哈尼菲派。1309年，完者都改从了什叶派，什叶派成了国教。完者都改信以后，下令变更公共祈祷用语，在星期五之公开祈祷中，删去前三位哈里发之名，仅留阿里、哈散、忽辛之名，变更货币之模型、乐与各派教士讨论伊斯兰教教义。
1316年，完者都去世，年仅十二岁的阿布·赛义德继位。
正好在这一时期到达伊利汗国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伊斯兰教情况：
一是什叶派尤其是圣裔仍拥有崇高的地位。如，“圣裔总监由伊拉克素丹（指阿布·赛义德）选派。素丹十分信任他，享有高位，赐给旗帜鼓乐仪仗，早晚都有人在他府前吹打。”
二是苏非派广泛盛行。上至清廉弃世的素丹，下至贫民百姓，不少人以穿苏非制服粗制毛衫为荣。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苏非派修行的场所道堂。阿布·赛义德对这种修道方式鼓励有嘉。
三是伊利汗国存在着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尖锐对立。
伊本·白图泰说，如果一个逊尼派教徒在阿里或侯赛因的陵园，不以哈里发阿里的名义发誓，就会有被什叶派打死的危险。而伊本·白图泰有一次伙同一批人（都属孙尼派）来到库法的一个村庄，因村庄里人都属什叶派信徒，他们就不愿进村。
总之，从合赞汗始到阿布·赛义德止，伊利汗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蒙古国家，而是一个地道的由蒙古人统治的伊斯兰国家。随着汗国伊斯兰化的完成，伊利汗国也就走向解体了。
对此，昂里·马赛总结说：“伊朗的蒙古人，在他们所承受的文明的影响下，已经变成非常讲究和多情善感的人，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是与他们国家的解体同时发生的：在各个行省都兴起了地方性的，蒙古人的或伊朗人的，逊尼派的或什叶派的王朝；而随着这些王朝的出现，内战也就开始了。”——〔法〕格鲁塞《草原帝国》
比如阿布·赛义德死后，什叶派苏非教团谢赫——朱里耶教团的首领哈桑·朱里在呼罗珊的萨布兹瓦尔帮助萨巴达里人建立了什叶派小王朝（1337-1386年）。在马赞德朗的阿本尔，另一个谢赫教团的首领米尔札·布左格在1359年也建立了什叶派小国。
在以后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什叶派开始在伊朗的宗教界中逐渐占优势，伊朗也缓慢地成为什叶派国家，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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