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第一次大战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一北一南是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其北面支流 “御河”河谷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即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 “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线路，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 “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西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口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有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也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象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
　　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到歧视。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的，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的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放牧，并直接威胁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
   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100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350——400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的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北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的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的温暖的；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30%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善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异是他们最善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
　　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能保存实力，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山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山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
　　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为了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的，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
　　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果挑拔，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盯无逢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作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要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份，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裳。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的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明影响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
　　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略潜力，是有深刻影响的。当年仅仅是当年七国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人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决定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的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
　　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 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最后的避难所。既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从公元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有血缘加固的混和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修养生息的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作者：肩扛两只船　　　秦公元前230至公元前221年灭六国，计9年，公元前 221年秦建立至公元前207年秦灭，计14年，合计也不过23年，那么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六国的痕迹被抹的如此彻底，就没有一个复国的呢？为什么没有回到战国时代呢？　　=====================================================================　　秦帝国那种极度中央集权的手段，对六国内部的原有架构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包括对六国贵族的清洗，以及人民的大范围迁徙、消耗等。后来秦末、楚汉，包括汉初的那些战乱中，虽然屡次有六国遗民试图恢复战国体系，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了。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在战国后期，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国力，对抗外部压力，各国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中央集权的进程了。秦人只不过是他们当中，做的最彻底的罢了。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历史趋势，试图阻挡这个趋势的人，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的（项羽就是典型的案例）。　　类似这种，在极短时间内摧毁一个旧体系的事件，我们并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上个世纪中叶，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在中央之国上演过。
作者：燃烧的核弹　　　在山西北部有大量的山脉，恒山只是其中一道山脉，论高度和风景不如五台山、论连绵不绝和气势恢宏不如太行山，论农牧分割线的地理作用不如阴山。为何恒山会被尊为北岳？它有何过人之处？　　====================================================================　　因为“恒山”在恒山山脉北麓，属于中央之国核心区，东西中轴线上最北面的地理单元——大同盆地。其实我们在战国阶段也分析过了，最初的北岳恒山并不是现在这个位置，而是在太行山东麓的“常山”。只不过，当中央之国可以稳定的持有大同盆地后，常山的位置就有些偏南了。

温骏轩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一北一南是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其北面支流 “御河”河谷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即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 “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线路，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 “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西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口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有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也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象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
　　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到歧视。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的，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的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放牧，并直接威胁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
   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100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350——400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的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北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的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的温暖的；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30%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善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异是他们最善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
　　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能保存实力，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山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山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
　　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为了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的，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
　　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果挑拔，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盯无逢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作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要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份，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裳。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的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明影响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
　　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略潜力，是有深刻影响的。当年仅仅是当年七国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人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决定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的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
　　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 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最后的避难所。既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从公元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有血缘加固的混和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修养生息的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作者：肩扛两只船　　　秦公元前230至公元前221年灭六国，计9年，公元前 221年秦建立至公元前207年秦灭，计14年，合计也不过23年，那么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六国的痕迹被抹的如此彻底，就没有一个复国的呢？为什么没有回到战国时代呢？　　=====================================================================　　秦帝国那种极度中央集权的手段，对六国内部的原有架构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包括对六国贵族的清洗，以及人民的大范围迁徙、消耗等。后来秦末、楚汉，包括汉初的那些战乱中，虽然屡次有六国遗民试图恢复战国体系，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了。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在战国后期，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国力，对抗外部压力，各国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中央集权的进程了。秦人只不过是他们当中，做的最彻底的罢了。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历史趋势，试图阻挡这个趋势的人，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的（项羽就是典型的案例）。　　类似这种，在极短时间内摧毁一个旧体系的事件，我们并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上个世纪中叶，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在中央之国上演过。
作者：燃烧的核弹　　　在山西北部有大量的山脉，恒山只是其中一道山脉，论高度和风景不如五台山、论连绵不绝和气势恢宏不如太行山，论农牧分割线的地理作用不如阴山。为何恒山会被尊为北岳？它有何过人之处？　　====================================================================　　因为“恒山”在恒山山脉北麓，属于中央之国核心区，东西中轴线上最北面的地理单元——大同盆地。其实我们在战国阶段也分析过了，最初的北岳恒山并不是现在这个位置，而是在太行山东麓的“常山”。只不过，当中央之国可以稳定的持有大同盆地后，常山的位置就有些偏南了。

温骏轩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一北一南是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其北面支流 “御河”河谷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即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 “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线路，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 “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西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口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有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也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象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
　　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到歧视。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的，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的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放牧，并直接威胁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
   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100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350——400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的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北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的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的温暖的；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30%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善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异是他们最善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
　　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能保存实力，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山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山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
　　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为了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的，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
　　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果挑拔，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盯无逢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作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要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份，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裳。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的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明影响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
　　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略潜力，是有深刻影响的。当年仅仅是当年七国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人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决定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的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
　　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 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最后的避难所。既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从公元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有血缘加固的混和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修养生息的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作者：肩扛两只船　　　秦公元前230至公元前221年灭六国，计9年，公元前 221年秦建立至公元前207年秦灭，计14年，合计也不过23年，那么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六国的痕迹被抹的如此彻底，就没有一个复国的呢？为什么没有回到战国时代呢？　　=====================================================================　　秦帝国那种极度中央集权的手段，对六国内部的原有架构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包括对六国贵族的清洗，以及人民的大范围迁徙、消耗等。后来秦末、楚汉，包括汉初的那些战乱中，虽然屡次有六国遗民试图恢复战国体系，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了。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在战国后期，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国力，对抗外部压力，各国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中央集权的进程了。秦人只不过是他们当中，做的最彻底的罢了。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历史趋势，试图阻挡这个趋势的人，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的（项羽就是典型的案例）。　　类似这种，在极短时间内摧毁一个旧体系的事件，我们并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上个世纪中叶，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在中央之国上演过。
作者：燃烧的核弹　　　在山西北部有大量的山脉，恒山只是其中一道山脉，论高度和风景不如五台山、论连绵不绝和气势恢宏不如太行山，论农牧分割线的地理作用不如阴山。为何恒山会被尊为北岳？它有何过人之处？　　====================================================================　　因为“恒山”在恒山山脉北麓，属于中央之国核心区，东西中轴线上最北面的地理单元——大同盆地。其实我们在战国阶段也分析过了，最初的北岳恒山并不是现在这个位置，而是在太行山东麓的“常山”。只不过，当中央之国可以稳定的持有大同盆地后，常山的位置就有些偏南了。

温骏轩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一北一南是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其北面支流 “御河”河谷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即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 “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线路，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 “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西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口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有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也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象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
　　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到歧视。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的，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的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放牧，并直接威胁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
   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100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350——400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的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北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的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的温暖的；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30%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善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异是他们最善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
　　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能保存实力，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山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山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
　　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为了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的，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
　　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果挑拔，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盯无逢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作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要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份，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裳。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的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明影响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
　　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略潜力，是有深刻影响的。当年仅仅是当年七国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人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决定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的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
　　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 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最后的避难所。既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从公元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有血缘加固的混和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修养生息的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作者：肩扛两只船　　　秦公元前230至公元前221年灭六国，计9年，公元前 221年秦建立至公元前207年秦灭，计14年，合计也不过23年，那么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六国的痕迹被抹的如此彻底，就没有一个复国的呢？为什么没有回到战国时代呢？　　=====================================================================　　秦帝国那种极度中央集权的手段，对六国内部的原有架构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包括对六国贵族的清洗，以及人民的大范围迁徙、消耗等。后来秦末、楚汉，包括汉初的那些战乱中，虽然屡次有六国遗民试图恢复战国体系，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了。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在战国后期，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国力，对抗外部压力，各国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中央集权的进程了。秦人只不过是他们当中，做的最彻底的罢了。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历史趋势，试图阻挡这个趋势的人，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的（项羽就是典型的案例）。　　类似这种，在极短时间内摧毁一个旧体系的事件，我们并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上个世纪中叶，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在中央之国上演过。
作者：燃烧的核弹　　　在山西北部有大量的山脉，恒山只是其中一道山脉，论高度和风景不如五台山、论连绵不绝和气势恢宏不如太行山，论农牧分割线的地理作用不如阴山。为何恒山会被尊为北岳？它有何过人之处？　　====================================================================　　因为“恒山”在恒山山脉北麓，属于中央之国核心区，东西中轴线上最北面的地理单元——大同盆地。其实我们在战国阶段也分析过了，最初的北岳恒山并不是现在这个位置，而是在太行山东麓的“常山”。只不过，当中央之国可以稳定的持有大同盆地后，常山的位置就有些偏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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