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尤其在自我心理学传统中，也确实论及了自尊问题，这一点体现在超我概念中。在弗洛伊德的发展模式中，儿童通过与父母认同，尤其与他们感到最具竞争力的父(母)亲认同，来解决性与攻击欲望。“我不能拥有母亲，但是，如果我变得像父亲一样，我就可以拥有某个像母亲一样的人”，这种认识将儿童从漫长而注定失败的渴望与挫折状态中拯救出来。所谓变成和养育者一样的人，意味着内化此人的价值体系，并使自尊与父母和指导性权威设置的标准相关联。在自恋作为核心关注点之前，在精神分析的著作里，可以看到大量对诸如“超我如何产生”“超我在俄狄普斯前期如何受到影响”以及“超我是恰如其分还是过分苛刻”等问题的关注(Beres, 1968)。此类文章常常是作者治疗抑郁症及强迫症患者时所受的启发，因为这些患者的苛刻超我使得他们很难对自己作出充分的肯定。
后来，当边缘状态引起广泛的临床兴趣时，关于一个人是否具有“整合”(integrated)的超我这个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所谓“整合”的超我指的是，临床观察发现大多数人似乎都有一套全面的、多少还算理性的评判自己的价值观，这些道德感像是他们人格的天性部分。因此，他们的良知和道德动机与他们的现实自我感融为一体。然而，在治疗中却看到少数被确证为具有边缘性人格结构的患者，往往在情绪好坏两极间来回徘徊。他们进入极端的“自我状态”( Kernberg, 1975 )，完全凭自我感觉行事，对于诸如一个人想做什么与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允许做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缺乏认识。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个体气质与儿童期对养育者的情绪体验共同造成了这些患者的问题，养育者的行为方式使得儿童俄狄普斯期的问题无法通过认同得以解决(为了可能解决儿童“传统的”俄狄普斯期的问题，儿童的客体必须被适度理想化)。因此，这样的儿童常在感觉自己十全十美和感觉自己一无是处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无法获得完整的认识来审时度势地遵循适当的道德标准，从而逐渐形成他们边缘人格的结构。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自尊的恒常性是不可能的，他们为此极度痛苦，并经常采取不顾一切的手段以重建内心的平衡感。
我们对于边缘性动力特征(borderline dynamics)的理解深受艾里克森认同理论(1968)的影响。诸如“认同危机”这样耳熟能详的术语现已成为流行词汇，以致于人们似乎都忘了，在20世纪50年代，当艾里克森提出这个概念时，它还是一个新奇的观念。对于生活在狭小、稳定而亲密社会中的人们，认同几乎不是问题，因为他们以及所有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自己各自的角色定位；但是，在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充斥着矛盾信息、瞬息万变的文化里，认同却越来越成为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人不可能将自己的身份固定在一个稳定的角色上：目前的预测提示，在千禧年到达法定年龄的人一生平均将换六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更需要拥有内在价值观与情感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能使人感到自体稳固及可靠。在20世纪，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危机四伏时，精神分析理论越来越关注人们如何保持某种内心协调感和价值感。
人本-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自体心理学和主体间理论学派
20世纪中期，尽管有大量临床现象和理论发展，但传统精神分析著作在理解自我感(the sense of self)及自我欣赏与自我否定的交替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空白( Menaker, 1995 )。此时，代表“第三势力”的心理学家如卡尔·罗杰斯(Carl Roge}s ) ,阿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高尔顿·奥尔波特(Gonien Allport )，以及存在主义分析学家如维克特·弗兰克(Viktor Frankl)和罗勒·梅(Rollo May )，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罗杰斯的心理治疗和整个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之所以在那个年代受到广泛的欢迎，可能源于罗杰斯对患者自尊的巧妙调和，他理解任何一个寻求心理援助的人的自我价值感有多么脆弱。在字里行间(Rogers, 1951)，人们可以听见罗杰斯的怒吼，对于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从事精神分析的精神科医生的缺乏人情的解释，罗杰斯表示极度的愤慨：这些医生压根不考虑，即使(尤其是)对患者的动力学解释是正确的，可他们的干预方式也将对脆弱的患者造成极大的伤害。罗杰斯对自尊的高度重视影响了几代各种理论取向的治疗师，也许正是罗杰斯的观点，为人们理解郭霍及其他分析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后者是用心理动力学的语言来发表类似的观点。
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性事件和大屠杀的影响，存在主义取向的心理分析师开始关注个体的自我感和自尊问题。维克特·弗兰克(1969)指出，那些在战前使个体适应良好的因素，并不一定能使个体超越笼罩在集中营上空的恐惧。如布鲁纳·贝特海姆(Bn}no Bettelheim)，一名二战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认为人们在适应极端环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并指出若要生存，维持自尊的能力远比处理性和攻击的能力重要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与郭霍对自恋的初步研究以及同期对婴儿和儿童早期的经验研究一起，导致了一场精神分析内部的变革，对发展理论及临床技术都进行了重新建构，以突出自体(self)的重要作用。个体认同感、确证认同的方式、关于自己究竟是谁的自我协调感、维持及恢复自尊的措施等，取代了诸如内驱力和防御之类的概念，成为精神分析的主要领域。
自体心理学家和主体间理论的分析师让我们重新了解：在人类心理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理论的变化之大，与早期弗洛伊德理论相去甚远。关于自体发展，以及了解此过程的临床意义，目前存在大量研究和富有哲学寓意的争议，可以参见爱伦·法斯特(Irene Fast, 1998)的“自体化”( selving）研究。
这种转变影响着精神分析主流，关于重新认识症状和综合征的论文层出不穷，作者不再从他们如何处理患者的焦虑，而是从他们如何支持患者关键的自我协调(self- continuity)及自我价值感的角度来行文。斯多勒罗(Stolomw)于1975年发表的关于受虐狂和施虐狂的自恋功能的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过去只从内驱力和焦虑的角度去理解这类现象。
与上述发展相对应，精神分析技术也被修改，并被重新定义。主体间理论学者和自体心理学家不再注重治疗师的客观性和解释性，而是注重治疗师的主观性和投情性(Stolorow et al . , 1987 ; Wolf, 1988 ; Rowe&Maclsaac , 1989 ;Shane, Shane , & Gales , 1997 )。随着精神分析技术的发展，治疗师开始认识到治疗期间不可避免地会伤害患者的自恋，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当此事发生时，如何解决这类自尊危机。
在这个领域，大多数临床医生走在了理论家的前面。作为专业的治疗师，他很快就会发现，如果对患者的自恋性需要不敏感，要么患者再也不来，要么在投情失败后，大部分的治疗时间都花在弥补漏洞上。事实上，尽管郭霍的《自体分析》(Analysis of the Self)一书语言晦涩，但他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却立即为治疗师所接受，我想多半是由于他对具有正常的同情心和直觉的治疗师已经在做的事情作出了精辟的精神分析解释，这些治疗师常常公然违抗已经获得的相当严格的技术训练[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担心自己“打破常规”——我的同事斯坦雷·莫多斯奇(Stan-ley Moldawsky)称此为治疗师遵从自己头脑中设立的“正统宗旨”( Orthodox Committee)。在郭霍的阐述中，治疗师一方的行为，如偶然的自我表露、接受患者的小礼物、为患者提供支持与表扬，不再是治疗的“影响参数”(parameter)，也不是对治疗技术的“偏离”( deviation )，而是表达治疗师尊重和理解患者的重要方式。在心理治疗领域，“首先，维护患者的自尊”，也许最好地诊释了希波克拉底医德规范“第一，不伤害患者”。
未完待续
此文节选自南希·麦克威廉斯的《精神分析案例解析》
点击图片查看上一篇文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