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使用传统、古老的解读方法解析诗歌，这种方法以一种神启式的猜测为基础。这样的猜测披着灵光，但也很难证实。”
对诗歌的诗性探索
1929年，布鲁姆（Harold Bloom）3岁，正是记忆开始的时候。那年他父亲失业了，制衣工人本就养家不易，此时更是无计可施，这年圣诞节，只能给小哈罗德买了把玩具剪刀作礼物。幼小的哈罗德体会到剪刀里的悲情，忍不住抽泣。布鲁姆在贫寒艰辛的环境里长大，且从小举止笨拙，自称“平衡感不强”。幸好他所在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让他在书海里找到了庇荫，长时间地在梅尔罗斯阅览室里徜徉。
布鲁姆著《影响的剖析》一书时已年逾80，他用这本书来厘清和扩充了自己思考了一辈子的问题，即影响和诗歌创作的关系，借机驳斥了对他的思想和捍卫这种思想的激烈态度的误解。这也是一本批评者的自画像，其中流露的个人细节让读者得以梳理出布鲁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积累过程和思考路径。
对布鲁姆来说，长期与书为伴给他带来的是一个几乎贯穿一生的文学问题和研究方法：“当你凭记忆携带英语诗歌中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呈现出奇妙的模样。”“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影响问题。一首诗怎样产生另一首诗？布鲁姆1973年就出版了《影响的焦虑》一书，提出前辈诗人会对后进者形成巨大的压力，而后者就会采取各种防御措施来避免自己的想象力被前人的诗句所淹没。最强悍的诗人可以在这种焦虑之下找到应对方法，绝处求生，保护并发扬自己独特的幻视。
也就是说，最强悍的诗人能逆转时间，这一点中国读者不会感到陌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说过：“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元唱。”虽然是和词，胜似章质夫的原词，就这样颠倒了先来后到的次序。“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布鲁姆关于影响的观点当然引起了很多争议，《影响的剖析》一书就是作者对迄今所有质疑的回应。他特别澄清，所谓“影响的焦虑”指的不只是诗人在主观上时刻有所焦虑，说的是一首好的诗歌在后来写成的诗歌里必然会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远远不是传统的用典概念所能涵盖的，还涉及许多其他奇妙的联系。即使作者本人开朗达观，面对这样的痕迹还是会有所忌讳，还是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些写作策略来凸显自己的原创性。当然，诗人间的竞争虽然不可避免，但互相仰慕和敬爱还是更为重要的情感旋律。
布鲁姆认为影响问题是诗歌创作的核心，故而终其一生从未背离。这也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倡的一个道理：要文学性地评论文学，用文学创作本身的思维来进行对文学的评论。《影响的剖析》就是布鲁姆作为阐释者的最高成就：他对自己诗学精髓最完整的一次说明，一种最深意义上的心灵自传。作者的写作风格并不完美，这本书也不例外，有许多重复或表达不够清晰洗练的地方，议论中经常旁枝逸出，干扰我们的阅读体验，但书里的硬通货足够多，瑕不掩瑜。
诗歌对心灵的絮语
诗歌之间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布鲁姆的思考经历了一些根本的转变。在《影响的焦虑》（1973）和《误读地图》（1975）中，他化用弗洛伊德、尼采及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克里纳门（clinamen）等六种“修正比率”，也就是后人修正前人作品的六种不同模式，后人用这些方式让前辈诗歌语言发生转向，或将其改头换面地重新加以运用。现在的布鲁姆对早年精心搭建的体系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认为这些概念容易被滥用，故而在本书中以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两大诗人为中心，对影响在其后辈诗人作品里的具体表现做出了更丰富而实在的剖析。
拿弥尔顿的《失乐园》来举例。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是这样解释《失乐园》中撒旦和影响问题的关系的：（撒旦）选择了一条英雄之路：去经历地狱之苦，去探索在地狱里可能还有什么作为。要是他不选择这一条英雄之路，剩下来的另一种选择只能是忏悔，只能是接受一个全然于自我之外的“上帝”，彻底地无所作为。这个上帝就是文化史，就是逝去的诗人们，就是一种太丰足所以无所求的传统所带来的种种苦恼惶恐。
布鲁姆的分析把撒旦看成是与传统进行斗争的诗人的一个隐喻，他堕落到地狱之初还意欲重整旗鼓，集合残余的部下发起对上帝的反攻。对布鲁姆来说，这是撒旦最辉煌的时刻，此时，他记不起自己做“约柜天使”时辉煌但混沌的模样，努力聚拢被前辈诗才冲破了的创造力，誓走英雄路。
时隔近40年，《影响的剖析》对《失乐园》提出了全新的解读法。布鲁姆认为，撒旦记不起自己在堕落之前的模样暗合哈姆雷特的境遇，哈姆雷特也没有心境纯洁、被不可名状的怀疑控制之前的记忆。对布鲁姆来说，哈姆雷特不啻为最令人费解的恶魔的原型，但他的冷酷并非全无来由：假如他母亲和他叔叔有染，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回溯到哪个时间点始终是一个谜，也就是说哈姆雷特面对的恶人很可能不是叔父，而是生父，这么一来他所谓的犹豫就很容易解释了。撒旦的形象承继了《哈姆雷特》剧中的预设：堕落之前的完整和无邪我们无法知道，只能揣测。
但撒旦也有其独特性，或许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堕落得更为彻底的哈姆雷特，如果要展现他堕落前的模样，那么哈姆雷特这个原型就无法隐匿了。布鲁姆又指出，如果弥尔顿试着让撒旦说出哈姆雷特这样的讽喻性独白，就会经历重大失败，因为他是完全没有喜剧才华的史诗诗人。藏拙，隐藏原型，就是弥尔顿对影响的强力反应。
更进一步，布鲁姆把影响和防御这对矛盾扩大到了作者和他的创造之间。按照这个逻辑，《失乐园》的主题实际上是撒旦和弥尔顿之间的争斗，就好像《哈姆雷特》的中心实际上是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斗争。哈姆雷特所反抗的是莎士比亚所用的陈旧的复仇剧形式，而撒旦对弥尔顿的反抗在于要证明自己配得上悲剧这个壮烈的形式，自己不只是不可救药的唯我主义者。这种争斗与弥尔顿掩盖性的防御测试纠结在一起，使得撒旦变成了一个特别容易引起各种互不兼容的解读的人物。
就这样，布鲁姆超越了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新批评对诗歌的解析局限于字词层面，而布鲁姆使用的是传统古老的解读方法，以一种神启式的猜测为基础。这样的猜测披着灵光，但也很难证实。在此基础上，布鲁姆很耐心地拆解诗歌的辞藻、修辞、情感深度和“境界”（布鲁姆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一字不为“必然”）方面的特征，以期说明传世杰作是如何获得崇高感和奇异性的。
布鲁姆在批评上的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是萨缪尔·约翰逊，布鲁姆从他那里学来的是“生平批评”。约翰逊最后的杰作《英国最杰出诗人概览》详尽介绍了52位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生平介绍中常会穿插一些个性品评，显示对作家私房学事的熟稔，之后再对主要作品做粗细结合有见地的评析。没有学院派批评“二战”之后开始奉行的逐字逐句的推敲，却有不少大刀阔斧正本清源的高论。布鲁姆也喜欢把诗人生平介绍和诗歌赏析穿插起来，他的评论既有“以意逆志”的领会和共鸣，也有端坐诗外的客观分析。
《影响的剖析》中有很多部分都流露出布鲁姆作为文学精神分析师的一面。他甚至强大到可以对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早在《西方正典》中就深度剖析了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防御心理。布鲁姆认为，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节”的理论实际上是由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触发的，俄狄浦斯弑父的时候并不知情，哈姆雷特才是真正背负弑父情结而无法行动的人物。弗洛伊德试图掩盖莎士比亚给他的巨大的恩惠，还反客为主对哈姆雷特进行粗暴不靠谱的精神分析，可谓否定影响之典范。按照布鲁姆的说法：“不是哈姆雷特躺在了弗洛伊德博士办公室里那张著名的沙发上”，而是正好相反。这番对弗洛伊德的见解令人哑然，但又具有些奇怪的说服力。
就这样，布鲁姆这个候鸟型学者回到了他40年前出发的地方，焕然一新。
文 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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