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在最强悍时，曾一己之力硬抗亚洲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唐、大食、南诏和回鹘。
在从剑南到中亚绵延数千里战线上，吐蕃陈兵百万，一场战役动辄兴兵数十万，它是如何解决数十万人的后勤问题的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吐蕃的战例：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九月，松赞干布“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
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从侵掠之”；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八月，吐蕃军神论钦陵，先在乌海战区以20万人围歼唐军辎重部队，后又在大非川顿兵40万围攻薛仁贵率领的唐军主力。
在一次战役中，集结如此巨量的军队，对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后勤供应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吐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关于这个疑问，还要从吐蕃王朝的军事组织结构说起。
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将吐蕃国土划分为五个“如”（军区），“如”有部、翼的意思，每个“如”下设有若干东岱（千户）。
每个“如”都设有“如本”、“元帅”、“副将”等职，千户设有千户长（又称千夫长），下设有百夫长等职务。“如本”和“千户长”既是军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军政民政事务。
以地域划分的“如”（军区）保证了，每个“如”内部的军队都是原来的部落民，每个千户长所统的兵士大都是同一部落的人组成。相互之间能够团结，互相照应，并为自己部落的声誉不惜牺牲，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据《五部遗教·大臣遗教》、《贤者喜宴》等史料记载，吐蕃每个“如”的军马由同一种颜色的马匹组成，旗帜亦各有区别，因而只要一看到马匹和旗帜，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个“如”的军队，十分有利于行军作战和调遣指挥。
这项被称之为“五如六十一东岱”的制度设定，将吐蕃的军事、社会、行政和生产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类似“军国主义”类型的国家体制。
除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定外，吐蕃还将国内的平民阶层分化成了“桂”和“庸”两个等级。
按照藏史《贤者喜宴》的解释，“桂”属于高等属民，从事和军事相关的事务，也就是拥有“军籍”。
负有为政府提供男丁，战时从军打战，并自行负担战争所需的武器、马匹和粮草，这种身份的设定和唐朝初期府兵制中的府兵非常相似。
“桂”（“军户”）的身份也类似唐朝的府兵，地位高于一般庶民。在西藏律条中，“桂”如果在纠纷中被杀，其赔偿的身价（命格）在其他庶民之上，属第八等级。
由于“桂”所负担的劳役与赋税比一般民户为轻，且社会地位较高，吐蕃法律里甚至写明了禁止“农户”转为“军户”的规定。
除了军户地位高于一般农户外，吐蕃还有一整套奖惩机制，对于战场舍死忘生的勇士奖励以虎豹皮制的服饰，而对于怯懦者则在其头上悬挂狐狸尾巴，“表其似狐之怯”。
《贤者喜宴》：“勇者褒以豹及虎(皮)，懦夫贬以狐尾”。
《通典》载:“（蕃军）重兵死，恶疾终，以累代战没者为甲门，临阵奔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
再加上，吐蕃军队的战争模式，类似于游牧部落的高机动性穿插围歼。战场掠夺所获，采取分账制，土地归属国家所有，其余浮财全部由个人支配。
《册府元龟》记载:“（蕃军）出疆之资，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所以战伐吞并，往必成功”。
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将吐蕃将士塑造成了悍不畏死、嗜血搏杀的勇士，但再勇敢的士卒也得吃饭，饿着肚子谁都打不了胜仗，即便吐蕃军队的作战方式对后勤的依赖程度较低。
为了解决军队后勤补给的问题，吐蕃军队在不同时期进行过各种尝试，从最开始的“全民皆兵”，到军队中出现了专业的仆从士卒“庸”（奴、温末），再到之后干脆出现了前线补给基地。
在吐蕃军队早期，并没有专门的后勤建制，而是在出动军队时由士卒自行解决。
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是，部落士卒不得不拖家带口一起奔赴前线。部落中的老幼跟在军队之后放牧牛羊，随时供给大军粮草食品上的消耗。
但这种方式除造成军队行动迟缓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缺陷，前线打赢了还好，如果一旦战场失利，老幼妇孺很难逃走，大量被唐军俘获。唐朝对此时吐蕃军队的评价是“辎重疲弱”。
我们来看几个唐蕃交战的案例，可以清楚的表明这时期吐蕃军队后勤的特点：
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薛仁贵从大非川进兵乌海，在积石河口与吐蕃相遇，“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
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将兵10万寇临洮，入攻兰、渭。玄
宗“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晙等并力击（吐蕃）。会（王）晙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
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氏、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缴获“牛羊及军资器械，不可胜纪”。
从以上战例可以看出，唐军获胜的战役中，对吐蕃有生力量的杀伤并不很多，相比于唐军惨败的战役多全军覆没，机动能力更出色的吐蕃军队大多都能逃脱。
大历十一年，崔宁“斩首万余级”的战例发生在多山的剑南，而在土地相对平旷河陇地区，此类战例颇为罕见（武阶之战也是峡谷地形）。
但河陇战区，唐军获胜的缴获却很多。这足以说明，吐蕃部队出行，往往携大批牛羊马作为后勤补给。
很显然，负责放牧牛马的不会是吐蕃军队中的战兵，而以老幼妇孺为主的协从人员，在在战斗中往往会与主力部队脱节，被袭击的唐军大批俘虏，这便是唐史所记“吐蕃轴重疲弱”的原因。
这种全民皆兵、自带后勤的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上述三个战例的时间跨度便有一百年之久，可见吐蕃军队的给养与其在青藏高原内部的部落生活状态没有什么两样。
除了打仗，饮食等依旧操持游牧习俗，只是将打仗融入部落生活的一部分而已。这就是吐蕃人在部落军事制度下，军事生活的主要特点。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唐史中吐蕃军队动辄数十万人，其实指的是整个部落军队的总人口，而不是战斗人员的数量。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吐蕃本土不过二百万人左右的人口基数，如何能轻易征调二十万人投入一场战役之中。例如，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的“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
随着吐蕃占领区域的扩大、兼并掠夺的人口增多，吐蕃军队的结构和补给方式也在改变。
吐蕃军队中开始出现成规模、成建制的仆从士兵，这些仆从士兵最开始是由吐蕃奴隶组成，负责向“桂”（高等属民）和军官提供服务。
但后期，随着吐蕃版图的扩大，被征服民族的士兵逐渐加入，苏毗、吐谷浑、白兰羌、党项、沙陀、汉人，都成了仆从部队的补充来源。
这些生活习惯各异、语言庞杂的仆从，在互相协作过程中不断融合，形成了一个自称“温末”固有的族群。
而在吐蕃王朝崩溃后，“温末”这个被遗忘的族群，不但诱发了席卷吐蕃全境的庶民大暴动，还连续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几个政权，可见其人数之多。
同时，随着占领区面积的扩大，从吐蕃本土携带大量牛羊辎重赶赴前线，逐渐成了效费比极低的方式。当吐蕃牢固占据苏毗、吐谷浑和甘南后，这几处地区都成了吐蕃继续拓展疆域的前进基地。
对此特点，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曾给唐庭上奏道：“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谷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兵马，半出其中。”
为了打破吐蕃源源不断的攻势，唐军也有针对性的对吐蕃的前进基地，进行了多次突击破袭。
公元681年（唐高宗开耀元年）五月，唐将黑齿常之率精兵一万袭之，烧其粮贮而还。
由此战例可知，时值五月，河湟地区尚未麦熟，但吐蕃却已有粮草囤积之所。可见，吐蕃当时已经开始建设，拥有补给功能的前线基地了。这是吐蕃军队远距离作战过程中，由军事部落向准军事集团发展的明显进步。
但必须要看到，前进基地依旧是以农牧结合的方式在运行，粮屯只是一个方面，依靠周边草场放牧获取肉类仍旧是重要的军队补给手段，参与放牧的人员也依旧是吐蕃的部落民。
例如，787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四月，在盐（今陕西定边县）、夏（今陕西靖边县）二州，“诱赂蕃中给役者，求其人马真数，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余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童幼，备数而己”。
由此奏报可知，吐蕃驻盐、夏二州的五万九千军队中，战斗人员只有3万，另有一半人员是从事游牧饲养的后勤供给人员。
同时，受迫于后勤供应的压力，吐蕃军队仍旧必须保持冬夏不同草场的轮牧特点，这也造成了唐蕃战争中非常明显的节奏性。
夏季吐蕃军队向青海草场游牧（“每岁夏，吐蕃畜牧青海”），河陇军力相对空虚，而河湟军田中的农活较少（唐朝边军也是边镇屯田的主要劳动力），唐军反击主要集中于此时。
而到了秋季，河湟麦熟寇边掠夺的收益明显提高，吐蕃要来自己认为的“吐蕃麦庄”里收获唐军帮忙种的麦子。
加之，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周边是吐蕃主要的冬季牧场，岁岁秋防成了唐军的主要工作，为了缓急防守压力，唐军每每以焚烧草场的方式防御。
“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西门外皆为贼境，樵苏殆绝，收刈禾稼，（蕃军）必布阵于野而收获之。获既失时，所得多空穗，于是泾人有饥忧焉。”
综上所述，战争的形态是由后勤供应能力决定的，这一点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吐蕃军队的游牧集群作战方式，保证了其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大量军队，不过即便游牧骑兵对后勤的需求较低，但个人携带的粮秣依旧难以满足长期作战的需求。
因此，全族驱动供应的方式在吐蕃军队中长期存在，这也是唐史记载中吐蕃动辄兴兵数十万的原因。
而后，随着其军事行动中战线的拉长、战场的扩大，吐蕃军队的供应方式出现了相应的变化，针对不同战场的区域地理特点，补充了新的补给方式。
如在西域荒漠绿洲地区曾出现给养配给的制度，而在川西剑南等多山农业区，则放弃了传统的游牧补给，采用了征集、赎买等方式，这也导致川西诸羌难以忍受，不断背弃吐蕃投唐。
在关陇半农半牧的地理条件下，则结合草场资源，依旧保留了部落迁移的方式，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并与唐军形成了百余年的拉锯战局。
上述几种方式的综合运用，是吐蕃保持战场进攻动力的源点，同时也造成了川西、河陇地区的民族融合，吐蕃王朝崩溃后，大量藏族滞留在农牧结合区，与当地民众互相融合，成了今天青海、甘肃、四川各地藏族自制州县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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