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2019-03-27 08:13:06
吐蕃是一个充满谜题的王朝，它从七世纪走下高原，以区区数百万的人口，向东、西、北强势拓展，尽占青海、河陇、川西、滇西北、天山南北麓，甚至越过帕米尔高原，直抵中亚阿姆河流域一带。
先后与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三个军事集团，唐、南诏、大食、回鹘分别进行了几十乃至上百年的激战。
这种扩张的决心和烈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更遑论之后的藏族政权各个呆若草鸡。
对于吐蕃王朝强势拓展的态势，即便身为对手的唐朝，也不得不啧啧称奇。
《新唐书》称之：“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旧唐书》则以“地方万余里，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记之。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吐蕃王朝有如此的扩张动力。又是什么原因，使其成了藏史上最辉煌豪劲的时代呢？
今天，我们从其国家的自然环境、政权结构和军事组织形态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青藏高原的自然形态是吐蕃王朝对外扩张的原动力；
很多时候，自然环境会塑造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精神风貌，越是生活在环境恶劣地区的族群越强悍，也越有对外扩张的动力。
类似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不胜枚举，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都是典型的例子，吐蕃人也是如此。
青藏高原严苛的自然环境，无法容纳大量人口。
对于吐蕃的立国之本农业来说（吐蕃是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国家，这点和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不同），整个青藏高原适宜农耕生产的地区，不过只有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河谷地区（年楚河、拉萨河、雅碧河）以及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区域的部分沟谷地带。
但这些适宜农耕的地区，大都零散、狭窄，缺乏连片辽阔的耕种条件，加之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丰产作物在高原无法生长，只能被迫种植低产、耐寒、耐旱的农作物。例如，青棵、小麦、豆子、油菜等。
另外，受制于地形的限制，西藏农耕地区能够进行有效灌溉的区域很少，大量地区只能靠天吃饭，尤其到八、九月份收割季节，一场冰雹，就会使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
这些条件都是天生限制，即便号称天神后裔的吐蕃王室悉卜野家族，也无能为力。
所以，虽然农业是吐蕃王朝的立国之本，但不稳定的农业产品产量是制约其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来看畜牧业，青藏高原上有着广阔草原，貌似完全具备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但别忘了，青藏高原上主要的草场，大多分布在海拔三千至四千米的区域。这种海拔的草场和内蒙草原、中亚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环境，完全没有可比性。
高海拔地区的草原，牧草蓄积量极低，而海拔高度一旦超过4000米，严格意义上说，就不应该称之为草原，而应叫高海拔草甸或荒漠苔原。
在这种环境下，能够生活的动物多为耐寒的耗牛、藏绵羊，甚至马匹的质量都算不得好。
要知道，虽然马是种喜欢凉爽的动物，但并不十分耐寒。因此，气候湿热的江南养不了马，但高海拔寒冷地区也一样不出名马。
因此，吐蕃虽然拥有大量的草场，但畜牧业依旧十分脆弱，成不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这也是吐蕃对外输出的产品，主要是食盐、羊绒和毛纺品的原因，而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则是粮食和茶叶。
一旦高原上形成了统一的政权结构，整合了内部势力、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开始增长，其国家必然会走上对外扩张以战养战之路。
因为，以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和劳动生产力衡量，人口上限的天花板被卡死在二百万人左右（此数值一直保持到清末），完全不具备争霸天下的可能。
聂赤赞普从天而降壁画
二、吐蕃王朝的政权结构是对外扩张能力的基石
吐蕃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套类似于中原的“天子”思想。
悉卜野家族在从部落，到部落国家（小邦国），再到集权帝国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君权神授”社会体系。
吐蕃王室从初代聂赤赞普开始便以“天神下凡、代天牧民”的形象出现，并在其后不断加强。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降世天神之上，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赤（墀）顿祉共七位，赤顿祉之子即岱·聂赤赞普来做雅砻大地之主，降临雅砻地方，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后又为人们目睹直接返回天宫。”
大昭寺门前“唐蕃会盟碑”则刻着，“圣神赞普悉补野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吐蕃之首领。”
《谐拉康刻石》：“……(聂赤赞普)作为人间怙主，降临大地，后，又重返天宫——。”
另外，吐蕃君主“赞普”的称号为其政权独有，周边其他政权均不见此称谓。
《新唐书·吐蕃传》中对“赞普”一词的解释为，“其俗谓雄强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
但其实，从藏文本意而言，“赞”本就是吐蕃人敬畏的神祗之一，“普”则是一个阳性字尾。
在吐蕃人的概念里，“赞普”的意思，就是视其君长为神的化身，具有无比的威灵，且“赞普”一词本身就有厉害、雄强的意含。
由此“天神下凡”的思想为核心，在藏文史料中多见对赞普的修饰性词汇。例如，“圣神赞普”、“天赞普”、“天降之王圣神赞普”、“天神来作人主、圣神赞普”、“赞普天子”等。
这种类似于中原君权结构的思想，也意味着吐蕃王朝拥有构建自己“天下秩序”的核心，而所谓“天下秩序”中，必然需要包含周边其他政权和土地，而不是关起门来夜郎自大。
因此，在吐蕃王朝的碑铭中，常有“四方诸王无与伦比”的描述，而在和唐朝的外交活动中，也逐渐从最初的“称臣”、“执子婿之礼”演变为，开始在会盟文件中“抠字眼”了。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唐蕃在准备清水会盟的文件时。吐蕃使臣便指出，唐朝宰相给吐蕃的国书中，使用了歧视性的词语，吐蕃朝内对此事提出正式抗议。
时任唐朝宰相杨炎的国书是这样写的：“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
赤松德赞赞普认为，书中所用“贡”、“赐”二字，代表着以吐蕃为臣的意味，吐蕃不能接受，要求唐庭给出明确解释。同时提出，唐蕃边界要以云州之西，贺兰山为界，
这两条意见隐含之意为：
第一、吐蕃要谋取和唐朝平起平坐的国家外交关系；
第二、吐蕃占领的河陇二道领土，要求得到唐朝的正式承认。
由于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军事上前面落於下风，面对吐蕃的指责，只能无奈的以“前相杨炎不循故事，致此误尔”的借口，修改敕书，把“贡”改为“进”’，把“赐”改为“寄”，把以“领取”改为“领之”。
同时，对于吐蕃提出的边界要求，“其定界盟，并从之”——《新唐书 · 吐蕃传》。
由此可见，吐蕃君臣的心理早已不满足于闭关锁国，而是饱含着对外拓展的雄心。
西藏武士壁画
三、吐蕃的军事组织形态是对外扩张的保障
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基数是吐蕃王朝的硬伤，对此特点即便是老对手唐朝都心知肚明。
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唐高宗李治面对来访的吐蕃使节仲踪，曾向他询问“吐蕃赞普与其祖孰贤？”
仲琼对吐蕃自然风貌和财力的描述是，“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所部逻婆川，唯有杨柳，人以为资，更无草木。乌海之南，盛夏积雪，冬则羊裘数重，署月扰衣裘褐。赞府春夏每随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庐帐，又无屋宇，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
这当然不是仲琼在忽悠李治，唐蕃两国在二百年的交往史上，虽刀兵相见一百九十余次，使臣互访也达到了一百七十余次，对手是什么情况，心里都有数。
因此，唐朝宰相陆贽在《论抵御吐蕃策》中，才有“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的论断。
但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和人口基数的条件下，吐蕃却做到了东侵唐朝、南服南诏、北低回鹘、西挡大食的伟业，确实令人讶异。
松赞干布和两位公主的塑像
吐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有赖于其国内的管理体系和军事组织构架了。
松赞干布时期，凭借其无所匹敌的个人威望，以及手下几位贤臣的辅佐，吐蕃王朝第一次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官吏体系和法律条文。
这个被称为“钦定六大法”的制度，将国内各阶层的位阶一一详细排定，规定国内各贵族、小王、各大家族均需指派成员入朝为官，并仿效唐朝的告身制，厘定各官员的职权，按官位大小而赋予告身令。
而所有权利的最终解释权牢牢的掌控在赞普手中，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贵族官僚系统。并以此官僚系统，处理各氏族内部的事务，解决各氏族之间的纷争，将各氏族所有的土地、人民全都纳人统治之下，完成了君主集权的王朝体制。
由此彻底改变了之前，吐蕃国内官无定制、兵无常统的现状（“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
同时为了有效管控各地的民众，吐蕃还施行了一套结合军事、社会、行政、生产于一体的制度——“五如六十一东岱制”。
这个制度将吐蕃国土划分为五个“如”（军区），“如”有部、翼的意思，每个“如”下设有若干东岱（千户）。
每个“如”都设有“如本”、“元帅”、“副将”等职，千户设有千户长（又称千夫长），下设有百夫长等职务。“如本”和“千户长”既是军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军政民政事务。
而以地域划分的“如”保证了，每个“如”内部的军队都是原来的部落民，每个千户长所统的兵士大都是同一部落的人组成。相互之间能够团结，互相照应，并为自己部落的声誉不惜牺牲，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据《五部遗教·大臣遗教》、《贤者喜宴》等史料记载，吐蕃每个“如”的军马由同一种颜色的马匹组成，旗帜亦各有区别，因而只要一看到马匹和旗帜，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个“如”的军队，十分有利于行军作战和调遣指挥。
通过“五如六十一东岱”的制度设定，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网络，将每一个基本社会单位掌控在国家机器之下。
而散落各地的吐蕃民众，也第一次被拧在一起，为一个目标奋斗，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除国家的军事系统外，吐蕃还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奖惩制度与之相伴，即所谓的“六标志”制度。
在藏文史料《贤者喜宴》中记载，为鼓励勇猛作战与惩罚临阵退却者，吐蕃设置了六种褒奖制度和惩罚制度。
其中，勇者按照军功的大小，可以得到“六勇饰”，分别是虎皮裤、虎皮上衣、虎皮小披肩、虎皮大披肩、整块虎皮制之外套、整块豹皮制的长袍等六级。而对于战场表现怯懦者，则“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
《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
除了精神上的褒奖外，吐蕃为求鼓励士气，张扬军威，还有物质上的战场激励制度。
吐蕃虽然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但其战争输出的方式与游牧民族一般无二。都是以战养战的军事法则，不依赖繁杂的后勤补给，战场掠夺所得均归己有，以此来作为参战将士的酬劳。
《册府元龟》记载:“出疆之资，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所以战伐吞并，往必成功”。
在这种战争模式下，参战成了家族和部落获取财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吐蕃将士往往能够拼死而搏，以便获得更多的收益。
有时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吐蕃赞普还会在战前许诺重奖，来激发战士的动力。
例如：《旧唐书·郝玼传》记载，唐边镇名将郝玼在边三十年，蕃人畏之如神，故赞普下令:“有生得郝玼者，赏之以等身金。”
另外，对于战场阵亡的将士吐蕃也有相应的保障制度。
按吐蕃律例规定，绝嗣者或犯罪者，其土地财产均由王室没收，但为国捐躯者除外。
吐蕃简牍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忠心耿耿，尽忠效劳，为敌所杀，奴隶、土地由其子孙后代领有。”
同时，对于阵亡的勇士，其墓葬不但享有特定的坟区，且佐以特殊记号，以示哀荣。
唐使刘元鼎在所著《使吐蕃经见纪略》一文中写道:“河之西南地如碱，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邱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夷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
以上种种政治、经济手段，促成了吐蕃军队强悍的战斗力，也彻底激发了吐蕃人在恶劣环境下养成的勇悍之气，使之成了对手战场上的梦魇。
难怪陆贽会在《论抵御吐蕃策》写道：“（吐蕃）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
夫统帅专，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
作为公元6、7世纪东亚最强悍的军事集团，吐蕃王朝把自己塑造成了，类似于今天“军国主义”形态的军事集权制国家。
这台充满旺盛动力的战争机器，据守在堪称天谴的青藏高原上，而无后顾之忧，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向外输出战争，已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国家收益。
这就是吐蕃王朝扩张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基于地形地貌的限制，走下高原争霸世界的吐蕃，向东受限于横断山满耸持的高山深谷，向西受困于南疆绵绵不绝的荒漠绿洲，只有向北可依仗青海、甘南连绵的草场获得补给。
因此，唐蕃两个大帝国在河陇迎头相撞，开启了绵延一百八十余年的惨烈国战。
此战绵延时间之久、战场跨度之大、调动军队之多、战场损失之巨，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堪称罕见。
但战争一旦上升到国战的级别，便不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一朝一夕之荣辱来考量，而是开始比拼国家的战略纵深、经济实力和国家动员能力。
即便吐蕃有能力激发每一个社会细胞的潜力，但高原的环境、劳动生产力和人口数量是硬实力的差距。即便中晚唐时期国内藩镇割据，税赋损失过半，但依旧可以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核心区域死死挡住吐蕃的狂攻，将其拖入持久战。
而最终，激发了全部产能的吐蕃，也在穷兵黩武的战争态势下，被生生拖垮。
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国内政治、宗教矛盾总爆发，先于唐朝而崩溃，终结了西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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