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三千五百字，我们用蒙古人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草原民族政权勃兴和早衰的原因。
“胡无百年之运”此言多见于，宋濂为朱元璋起草的《谕中原檄》。文中言到：“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但其实，从北方游牧民族建立政权延续的时间来说，鲜卑拓跋建立的北魏享国148年（386年—534年）、契丹耶律建立的辽享国218年、完颜女真建立的金享国119年，都超过了“百年之运”。
不过，支持此说的人，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的，他们说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乎不存在败亡后，再复起建国的例子。
从这个角度上说，似乎也确实站得住脚，比如匈奴历经战国、秦、汉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才正式消亡，最鼎盛期不过高祖刘邦、文、景、武帝几朝。而突厥也曾强劲一时，但在初唐的打击下，也迅速分裂败亡，再难复起。
蒙古帝国也不例外，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铁骑席卷天下，创建了一个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大帝国。但自从北狩草原后，便如僵死之蛇，毫无龙气。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彪悍的草原民族昙花一现呢？我们今天就借蒙古人的例子来分析一下。
对于蒙古帝国能够狂飙突进、横扫天下的原因，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比如，蒙古军队的军种组成、武器、战术、独特的后勤供应体系等方面的优势。但其实，游牧于草原民族多了，其生活方式和战术体系和蒙古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在战术素养上、军事装备和战斗技能上，蒙古军队也没有明显的优势，不过都是轻重骑兵配合，大范围穿插包围，以机动性换取局部战场人数上的优势。
这种作战方式在蒙古西征时，其对手也差不多都能熟练使用。那为什么蒙古人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蒙古人最强大的武器并不是快马弯弓，而是团结！
游牧民族因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各部落间的联系很少，天生就有不团结的基因。这一点蒙古人也不例外，对于蒙古各部落来说，联盟永远都是非常松散的状态，一场草原天灾就能让两个曾经和睦的部落间拔刀相向。
但1206年春天（宋开禧二年），斡难河（今鄂嫩河）边的“忽里勒台”大会上有个人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铁木真，或者我们可以称呼他的尊号“成吉思汗”。
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英雄”的定义，除了看他曾经做到了什么，还要看他改变了什么，以及给后世留下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成吉思汗，你都得承认，他是蒙古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没有之一。
正是他改变了，整个蒙古草原的政治格局和运行方式，将分居各地，处于离散状态的蒙古部落拧成了一股绳。让这些耿直的蒙古汉子们发现，除了世代生息的草原外，外面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可以拥有和支配的世界。
在蒙古全族拥有了崭新的人生目标后，蒙古人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而草原艰苦生活环境下，锻造出的坚韧品性和协作能力，则成了帮助蒙古帝国腾飞的羽翼。
坚忍和团结让他们可以忍受风霜雨雪侵袭，以最少的后勤补给支撑最远距离的奔袭；也让他们在诱敌深入时，能忍受连续九天的败逃，直到自己的兄弟将敌人拖进圈套。
可以这么说，当时的蒙古军队是世界上纪律性最好的军队，他们既狂暴又冷静，既嗜血又宽容。很多本来相悖的性格品质，被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了蒙古人身上。
最终，狂奔铁蹄便敲响了，欧亚大陆上数十个政权的末日丧钟。
但迅速捏合起来的品质，最容易受岁月冲刷而崩塌，尤其蒙古人的集群，还是以个人威望为纽带的。
虽然，成吉思汗也在着力构建一套长治久安的帝国体系。但在他去世后不久，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便开始出现地区性的势力范围。
至少在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便因为王系间血腥的争夺和博弈，开始出现分离成东部蒙古和西部蒙古的趋势。
而随着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阋墙，这种趋势愈发明显，东西部蒙古势力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分野越来越明显。
最终，蒙古帝国分裂成了五个庞大而互不买账的大汗国，即钦察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和元帝国（大汗汗国）。
随即，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便和元帝国爆发了长期战争。
蒙古帝国的变化足以看出，成吉思汗从部落联盟制向帝国中央集权制改革的努力并不成功，虽然他成功的将王系传承固化在其子嗣，即“黄金家族”成员之间。
但显然幅员太过辽阔的大帝国，社会类型和生产方式差异太大，而蒙古人无力调整其制度以适应这种差异，农耕和游牧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帝国的分裂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其实，不用说整个大蒙古帝国，就是元朝一代，都始终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元朝的社会制度呈现奴隶制+封建制的怪异混合体。
公允的说，蒙古人在军事技术和宗教思想体系上，表现出了很好的接受能力，但在需要大量数据对比分析的政治体制设置上，蒙古人几乎一无所成。
这其实可以看出，蒙古帝国领导者的文化底蕴，尚不足以掌控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针对变化进行政策微调的能力。
而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爆发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保证长治久安的，恰恰是能否在制度设计上，让各阶层达成平衡和妥协。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就会产生凝聚力，帝国绵延数百年也不是妄想，如果做不到，再小的瑕疵也早晚会累积成天崩地裂的颠覆。
这其实才是宋濂所说“胡无百年之运”的意思，他是特指元朝九十几年的统治而说的。
等到明朝勃起，元顺帝回到北方草原牧马，困扰蒙古统治者九十多年的问题消失了，他们再也不用为平衡农耕、游牧两个集团的利益而发愁。
但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出现了，回到草原后，成吉思汗辛苦建构起来的帝制，也同样不适用了。
明朝初期爷俩皇帝朱元璋、朱棣都是狠角色，估计是一直惦记着北元皇帝手里的传国玉玺，对北元一直念念不忘，捕鱼儿海、哈喇哈河等战役追的北元皇帝上天入地、远遁逃生。
黄金家族后裔们对蒙古各部的控制力更加削弱，蒙古人就此分裂成三大势力氛围，互相之间龌蹉不断。
这就是明史中的瓦剌（西部蒙古，居于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准噶尔盆地）、鞑靼（东部蒙古，居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和南附明朝的兀良哈（朵颜三卫，居于西辽河、老哈河一带）。
当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北元天元十年）十月，脱古思帖木儿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袭杀篡位，“大元”的国号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里，蒙古人彻底完成了重归部落联盟模式的道路。
这种从帝国体制向部落联盟的倒退，可以看成是蒙古人向固有生活模式的回归。
之后的蒙古草原，别说形不成一个统一的战略共识，进而南下复国，就是自己人内部也是内讧不断。
西部蒙古势力（瓦剌）做大后，绰罗斯·也先杀黄金家族后裔的刀比仇人还狠，《明实录》载：“也先遂自立为可汗，尽杀故元头目苗裔。杀白马九，黑牛五祭天。”
三十年后，“中兴之主”达延汗（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复起，他是也先时期少数漏网的黄金家族后裔，虽然他整合了东部蒙古大多数部落，但对于西部的瓦剌依旧毫无办法。
晚年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达延汗将诸子分封各地，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
这六个万户，成了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他的儿子们分别成为察哈尔部、土默特部、扎鲁特—巴林部、克什克腾部、外喀尔喀七部的始祖。
但达延汗的做法，实际上是将蒙古再度细分，反倒使各部落间更难形成合力。
可能在划分早期，众兄弟还会念在血脉亲情的份儿上有所合作，但等到血缘逐渐疏离，各部落间为了自身的利益各怀心腹事，完全难以捏成一个整体，这也是末代大汗林丹汗整合各部失败的根本原因。
等到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耗时一百四十多年，在蒙古各部间推行盟旗制度，再次将蒙古人细分在各个属地上。蒙古人这匹曾纵横天下的野马，再也没有了驰骋的空间。
从蒙古人大起大落的例子可以看出，草原游牧民族有很强的爆发力，如果能够齐心协力，很容易汇集成势不可挡的洪流。
但如果，其政权有机会入主中原，那随之而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在游牧集团和农耕集团之间达到平衡，或者换句话说便是，如何拉拢代表农耕利益的士绅阶层。
要知道，这二者之间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进行妥协。
而一旦被逐出中原，草原的生存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会让游牧民族重新回到各自为政的疏离状态，除非能够再度涌现一个天纵之才，否则难以团结一致的游牧部落，便再难谈及复国大业。
最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摸索、逐渐完善的结果，也是最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政治结构。
但它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否迅速适应并自如的运作，将决定其政权能否顺利的运行。从游牧民族政权来看，北魏、辽、金、清都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而在这方面蒙古人算是比较差的。
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说“胡人”的国运长短，适应农耕地区的固有规矩和能否将全族凝聚在一起，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
历史是有规则和逻辑的，任何伟大的英雄都不能超脱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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