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

2017-11-15

当我看到罗兰罗曼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时,我脑海里涌现的第一个人,便是一生豁达,活的潇洒的汪曾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1. 无忧童年

1920年元宵,春寒料峭,苏北水乡高邮,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汪家,迎来一名男婴,后取名汪曾祺。

他的家庭是个旧式的地主家庭,家业几乎是其祖父赤手空拳创出来的,光是田地就有两千多亩,但祖父生活却很简朴,爱喝点酒,酒菜不过一个咸鸭蛋而已。他的《论语》和初步的八股文都是祖父亲自教的。

祖母很是喜欢他,夏天在天井里乘凉,祖母便会躺在竹床上给他讲故事,唱古歌。

他三岁时,母亲因肺病去世,因此他对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能从她的画像上看着她。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又很有趣的生活家,喜好诸多,会武功、会医眼、爱画画、刻图章、制汉印、喜藏石、也会摆弄各种乐器,最喜欢的是胡琴。

父亲是个“孩子头”,春天,会领着一群孩子到田里放风筝,风筝是父亲自己糊的蜈蚣。秋天,会买来小西瓜,掏空瓜瓤,在瓜皮上雕刻图案,在里面点上蜡烛,做成西瓜灯,就为了让孩子高兴一晚上。

他的数学成绩不好,父亲从不苛责,只要及格,就行了。

初中时,他爱唱戏,在家里,父亲拉琴,他唱青衣。17岁时给初恋写情书,父亲并不责怪,反而在一旁出主意。

十几岁时,他就学会了喝酒抽烟。父亲喝酒,也会给他倒一杯。抽烟,也会抽出两根,一人一根。父亲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在水乡,他与家人,家人与他,一直相伴到考大学前夕。




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


2.昆明七载云烟

1939年,他背着行囊,离家前往昆明考学,一去经年。

刚到昆明,他便染上了恶性疟疾,考试当天只喝了碗紫菜蛋花汤,便飘飘忽忽地进了考场。放了榜,居然考上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部分同学都是来西南联大寻找真理的,而他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他寻找的是潇洒。

上课几乎不做笔记,经常逃课,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成了他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当然还有昆明的茶馆和美食店里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吃货的本质在大学时便可见一斑了。他手里盘缠盈余较多的话,就和同窗去正义路吃汽锅鸡“培养正气”,去东月楼吃锅贴乌鱼和酱鸡腿,去厚德福吃铁锅蛋,还有松鹤楼的腐乳肉等等。

没钱了,就去米线店里吃米线和饵块,实在不行的话,才会在学校吃大锅饭。

他刚去昆明那两年,三天两头拉一次警报,大家都跑到郊外去,路上,要是看到松树,他必定要停下来看一看,是否有松球落在地上,要是熟了,就掰开球瓣,吃起来。

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一次他写了篇以对话为主的小说,对话内容充满了哲理,他自以为很好。结果沈从文说他“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自此他才知道人物对话要写的真实和朴素才是最贴近人物的。

在大学期间,他还演过巴金《家》里面的老更夫,老更夫暗哑苦涩的声音,让当时看戏的宗璞,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离开大学后,他在西南联大办的一个中学教了两个学期,他几年前写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就是在这个时候由沈先生代为寄出去的。

在这里他也遇到了与他相伴一生的施松卿,她也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据说当初是一眼就被他的才华迷住了,才子与佳人,不久后便结为连理,携手直到白头。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3.随遇而安

1958年,他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在《随遇而安》里写到“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离家前,他给夫人留下一个条子:“等我5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在那几年里,他干过了大部分的农活,起猪圈、刨冻粪,170多斤的粮食他能稳稳地扛起来走在斜坡上。白天和农业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就和他们一起睡大通铺。小说《羊舍一夕》和散文《葡萄月令》也正是来源于这一段的经历。

遇上文娱活动,他就用戏剧水彩给演员化妆,轰动了整场的观众。

在“马铃薯研究站”,应所里要求,他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画完了,就随手把马铃薯扔到火里,烤熟吃掉。白天画马铃薯,晚上就对着昏暗的灯光看书。

一直到1979年,他才彻底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别人问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回:“随遇而安。”

他说“遇,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生活,还是很好玩的。”

“大乱十年城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说的不正是他自己吗?




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


4.自得其乐

晚年时,老爷子的爱好莫过于: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他觉得写作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也认为不能从早写到晚,否则会成为一个写作机器。

到一个新地方,他最爱去的地方便是菜市场,买菜的过程中他就构思好该怎么做了,他觉得炒菜对整天伏案写作的他,可以换一下身体的姿势,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在当时,他是厨子里文章写的最好的,也是文人中菜做的做好的。

他画花卉,曾为宗璞画了幅牡丹,题词“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先生看过后说:“诗中有人。”诗中之人,我想非作画者本人莫属了。

宗璞在其散文《三幅画》中写道:“性情中人不一定写文章,而写出好文章的,必有真性情。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

1997年5月,汪老与世长辞。就像鲁迅说的“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他达观的人生态度和文学作品会依旧影响着后人。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他说,如此潇洒的生活正是他欣赏的。但是,他的一生不正是这首诗的真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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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冬铃  > A17小说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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