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三国的开端，便要从十常侍（宦官）把持朝政开始说起。那么这个宦官是如何产生的呢？东汉的宦官问题又为何特别严重呢？又或者说，历朝历代都会有宦官的问题呢？本文试图通过东汉的案例，为各位学友梳理一下“宦官”的问题。
从十常侍，到魏忠贤、李莲英，太监的普遍形象是“奸”的。当然，偶尔也会出现蔡伦、郑和这样的“好”太监，但是总体上说，太监往往因为“把持朝政”，而成为“口诛笔伐”的“祸国殃民”者。东汉的倾颓，也与这个太监干政有关。
到底是太监还是宦官？
其实，太监本为官名，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地位较高的内监便被称为“太监”。后来，太监就慢慢成为民间对宦官的称呼了。而“宦官”的由来，则与古代星相有关，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因用以为帝王近幸者的名称。又称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等。早期宦官不一定都是阉人，在东汉之后才完全使用阉人做宦官。到了清朝，宦官被取消了，一律称为太监。所以，本文后面将统一使用“宦官”指代东汉时期的“皇帝近臣”。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
——欧阳修·《五代史宦者传论》
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宦者传》中发表了一篇议论文，扼要地指出了“自古宦者乱人之国”的原因。宦官往往容易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获得皇帝最深的信任。这本来并不会“祸国”。可是，当皇帝越来越信任宦官，便开始疏远朝堂上的贤臣。宦官因为获得皇帝信任，而结党营私。皇帝因为疏远大臣，而势孤力单。因此，宦官便可以轻易地把持朝政，而且还较难铲除。那么，东汉的宦官问题又是怎么来的呢？
年幼的皇帝，强势的外戚
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
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十五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
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中央集权初级阶段的弊端
皇帝年幼即位，长大之后，利用宦官势力与外戚争权，这是东汉时期的普遍现象。但是，仅以此现象，作为“东汉宦官乱政”原因的解释，可能是不充分。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在东汉时期，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能够“把持朝政”，一度超越地方势力、皇亲贵族、外戚与重臣，而且能够将权力集中，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与思想文化基础的。
在汉武帝及其他东汉光武帝地努力之下，形成了比较初级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首先，“推恩令”之后，同姓王、地方诸侯的势力，得到有效控制。其次，东汉建立后，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刘秀还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尚书台各级官员的官阶虽低，但是，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掌，权力极大，并直接听命于皇帝。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由于东汉“ 内官悉用阉人, 不复杂调他士”。而“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所以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东汉的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实际控制了国家政权。因此，中央核心职能部门采用“职微权重”的设置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给宦官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简而言之，东汉设置“尚书台”，表面上，皇帝可以直接掌控“尚书台”，“尚书台”再向各级传达政令，从而将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实际上，只要皇帝和“尚书台”中间出现一个“传递者”——宦官，那么，实际权力很可能就落入宦官手中。
糟糕的新闻发言人
在思想文化层面，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君权至上，皇权独尊”逐渐成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集“君权、神权”于一身的“普遍权力”的研究不在少数，本文就不再赘述。可以参看葛兆光教授《中国思想史》。简而言之，整体社会对于“皇权”是普遍拥护的。而宦官，作为皇帝的“新闻发言人”，不仅不会遭受鄙视，更会获得部分官僚的阿谀奉承。东汉宦官，穿朱着紫，官拜高品，威望大大提高。虽然，那些“四世三公”的大门阀、大官僚依旧看不起宦官，但是，那些中下的小官僚却积极投靠宦官们，在趋之若鹜地簇拥下，宦官的“参政意识”便异常高涨，由此，促成东汉宦官集团在内外朝势力的双重扩大。
是制度的必然，还是人为的偶然？
由上文所推论，“中央集权”的制度，给“宦官专权”形成了基础和便利条件；制衡外戚及地方势力的政治斗争，给“宦官专权”提供了机会；而“普遍皇权”的认可，又加速了“宦官内外朝势力地扩张”。那么，问题就来了，东汉宦官“把持朝政”，逐步又发展为“祸国殃民”，究竟是制度的必然，还是人为的偶然呢？
宦官“祸国殃民”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便是“横征暴敛”，第二，则是“加剧政治内耗”。汉顺帝时，以孙程为代表的宦官集团的形成，是宦官集团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宦者食封数量大增，桓帝时的侯览宦官集团，已发展为直接掠夺土地，抢夺经济资源的境地。食邑已不能满足在政治上手握权柄的宦官的需要，他们利用手中职权，直接掠夺田宅。
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佳家在济阻，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后汉书˙侯览传》）
而到了汉灵帝时的曹节宦官集团，宦官集团食邑数量则呈现出急剧增长之势。
曹节先封长安乡侯，食邑六百户;后又封育阳侯，增封三千户;再封冠军侯，增邑四午六百户，并前共七千六百户。宦官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也获邑众多，如朱璃封都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更封华容侯，食邑数不明。共普、张亮等五人，食邑共三百户。其余十一人，皆封关内侯，岁食租二千解。汉灵帝时的张让宦官集团则是整个东汉宦官集团发展的巅峰时期。张让本人封都乡侯，食邑数不明。
张让和这个集团中的其他成员赵忠、夏悴、郭胜、孙璋、毕岚、栗篙、段挂、高望二张恭、韩懊、宋典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都封侯食邑(食封数不载)。
“父兄子弟布列州郡。京徽数百万膏映美田皆属让等。”( 《后汉书·宦者张让传》)
对于土地的掠夺、财富的掠夺，严重影响东汉社会经济发展，是为宦官为祸的最大罪。而出于“结党”为目的，“党同伐异”，加剧政治斗争则是其罪之二。十常侍与何进等外戚“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便是最好的证明。
综上，东汉搞不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期待各位学友能够给笔者一个解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