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汪曾祺》：汪曾祺，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

《老头儿汪曾祺》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其中提到，他的孙女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老师让学生从文学名著中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以便写作文时应用。她把名作家爷爷的书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好词儿，因此断定：“爷爷写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后来还真诚地帮助爷爷分析一下他的文章为啥“不怎样”，总结出了三大罪状：一个中心思想不明确；其次是段落分的不好，最后是乱用标点符号。因此在学校老师眼中，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最多得个“二类中”，也就是七十多分吧。

这话现在看确实有几分逗乐，孩子的乐趣透着十分的天真。但是孙女的分析大体是不错的，我们小时候读书，认为最好的散文是杨朔的《荔枝蜜》，尽管从来不知道好在哪儿，总觉得都收到语文课本了，当然是最好的。但阅读的天性是靠直觉，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文字不是语文课本能灌输的，业余翻书的时候读到汪曾祺，总觉得这个老头写的东西跟那些名家不一样。虽然说不出来好在哪里，但已经能感觉到这是另外一个阅读的世界，是课本的那些范文所不能给予的。

《老头儿汪曾祺》中提到一个私下里的段子，大意是汪曾祺跟家里人聊天时说对解放以来散文评价都不高，认为不少作品“不是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就是过度抒情，顾影自怜，文字过分雕琢，败坏了中国散文的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老头儿从隔壁房间出来说：“散文配乐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这两位“大家”都有文章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作为范文推崇。小时候读书，我们写作文就从这两位散文大家中总结出某种套路和模式，一套一一个准儿。不过，长此以往写作文，味同嚼蜡。

老头儿汪曾祺，其实性格极其清高，能入他眼睛的当代作家确实没有几个。我年少时喜欢过贾平凹，尤其是《商州三录》为代表的作品，还有邓友梅的京味儿小说，林斤澜的小说。说实话，当时读书是闷葫芦，没人指导，杂书为主，基本都是有书就读。但就在这种极其贫乏的阅读经验中，也能察觉出这几位作家他们的文字质地具有某种同一性。来自晚明小品也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好，在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来看，那就是比教科书上的文章好看，真诚，有人情味，再拔高点就是，富有人文情趣，不板着脸说教。

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老头儿的文，是关于岳阳楼，他说范仲淹根本没来过岳阳楼，《岳阳楼记》是瞎掰。我读着读着就笑了，后来读过很多老头儿的散文和小说，越发的喜欢。他的散文很好读，就和老头子本人一样朴实，蔬菜、瓜果、今天吃的什么，小孙女今天闹脾气了，想起了昆明的雨，啰啰嗦嗦一大堆，寻常人觉得这有什么呀，可是老头子的笔下，这些平常事物像雨后空气中漂浮的泥土气息一样清新。

不要小看这些琐碎的标准，其实真正做到这种文章的境界很难。汪曾祺去世后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个“最后”很值得玩味之处就在于，没有人像他那样写文章了。这种遗憾是源于文化的断裂，还是源于生活的日益粗鄙和平庸？值得当今的写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