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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印度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印度是否有'民族’？”这样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一方面印度的宪法、法律并不承认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就是否定了“民族”在印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其国内的确存在由文化、宗教、语言、种姓等因素区隔开的类似于“民族”的“人群共同体”。笔者认为，由于印度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任何一种流行的东方或西方的民族定义，在印度都不能完全适用。任何“贴标签式”的简单定性都无法阐释清印度的“民族”问题，因为印度人的“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是个复杂、多维的概念，其中宗教、语言、种姓是三根主轴。要想理解印度的“民族”问题，必须先厘清三者的关系，从多维的角度出发，结合印度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看待这一问题。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可历史上的印度从没形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占主导地位且人口占多数的人群共同体。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印度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曾出现过孔雀帝国这样基本统一了印度的王朝，但这些王朝的统一历史都很短暂，因此古代印度缺乏形成主体民族的政治基础；其次，印度历史上经常遭受侵略，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大月氏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都曾大规模入侵并定居印度，因此印度的民族融合进程非常复杂且缓慢。所以在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之前，印度从未有过能涵盖大多数人口的、类似于“民族”的人群共同体的概念。1849年英国殖民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南亚次大陆（除了少数喜马拉雅山麓国家）第一次形成了一个政治统一体。殖民统治直接催生了印度的民族意识。首先，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在广大印度人民心中印刻出了“外来统治者”和“印度人”两种形象，为印度人的“民族想象”提供了基础；第二，英国人在殖民地的现代教育直接培养了一批有民族意识的本土知识分子，他们发起的民族启蒙运动成为印度民族意识形成的催化剂；第三，殖民者的剥削和压迫使印度人民感受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正在被“他者”剥夺，反抗殖民统治客观上就成为了印度民族运动的具体内容，使其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在印度的民族意识的构建过程中，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本土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通过殖民教育，这些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拥有了共同的语言，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历史，包括百年来的民族主义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这些双语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印度的民族意识启蒙阶段，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民族精英模仿欧洲民族主义者通行的做法，试图构建一个能团结全体印度人的民族观念。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大会上，伍·彭纳吉在主席致辞中说：“国大党的中心使命是以民族团结的感情代替种姓、宗教信仰和地方偏见的分裂因素，以便使整个印度民族得到进步发展。”独立以前，印度民族观念构建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整合南亚次大陆的两大宗教。独立前的印度人口中约四分之一是穆斯林，其他近四分之三是印度教徒。由于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而且是十一世纪以后由侵略者和征服者带入印度的宗教，所以印度历史上长期存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矛盾。而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过程中，宗教往往是决定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 “宗教认同使人们倾向于加入由全部信徒构成的单一共同体。”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显示的各宗教人口占比，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印度的民族精英在印度民族观念构建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宗教问题的敏感性。作为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的国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团结穆斯林群体，尽管国大党党员印度教徒占大多数，但在代表席位上他们不断提高穆斯林代表的比例，各种议程也充分照顾穆斯林的利益，甚至国大党成立第三年他们就选出了一位穆斯林主席——巴德卢丁·塔布吉。在民族建构理念上他们也期望通过“印度斯坦语——印度斯坦族”的模式来把全体印度人整合成一个民族。“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是对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统称，实际上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可以看作是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书写形式，印地语用天城体字母书写，多为印度教徒使用，而乌尔都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多为穆斯林使用。所以1917年甘地提议将印地语确立为印度的国语，“印地语是一种用天城体和波斯语两种字体书写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使用的语言。如果印度斯坦想成为一个国家，那么不管愿不愿意，国语只能是印地语。”作为国语的印地语可以成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天然粘合剂，有利于国大党构建统一的“印度斯坦族”的设想。国大党的民族构建理念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印度的宗教民族主义尤其是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冲击。尽管印度的穆斯林启蒙思想家如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等曾经支持过国大党的民族构建理念，他曾说：“印度教徒兄弟和穆斯林共同呼吸印度的空气，共饮恒河和朱木纳河的水，共食印度大地上出产的粮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属于一个民族。”但很快，随着国大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担心在这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组织的领导下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他们的活动改变了角度，民族主义的内容淡薄了，他们唯一强调的是伊斯兰教派利益。由此引出一系列矛头指向国大党的言论和行动。”他们还提出了对国大党的民族构建理念破坏性最强的“两个民族”论。以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为代表的印度穆斯林启蒙思想家为了维护穆斯林的“独特利益”而声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不同，文化、语言不同、习俗不同，他们各自构成了单独的实体，各自形成独立的民族。”“两个民族”论的出现说明印度的穆斯林启蒙思想家把教派利益放在了印度整体民族利益之上。这种理论在印度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独立的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这正中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下怀，“分而治之”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在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英国统治者常常利用穆斯林上层来对抗国大党，以遏制民族运动的发展。“两个民族”论的最终恶果就是“印巴分治”。1947年印度人民在迎来了民族独立运动胜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咽下民族分裂的苦水，英属印度按照宗教一分为二成为了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伴随而来的就是民族迁徙和教派仇杀的梦魇，“印巴分治”直接造成50多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最关键的问题是，印度至今仍然有14%的人口是穆斯林，“印巴分治”并没有解决印度的民族整合问题。相反宗教民族主义——包括穆斯林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了教派冲突和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长期困扰着印度社会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印度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在各种民族理论中，语言都被认为是民族构建的核心因素。斯大林的“四个共同”之一就是“共同的语言”。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语言在印度民族构建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是个重要问题。印度的语言问题异常复杂，历史上印度从未形成一种使用者占多数人口的语言，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有上千种本土语言，并且使用人口最多的印地语占人口比例也不到40%。但由于印度的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旁遮普语等几大语言使用者绝对人数较多且是其聚居区的主要语言，因此语言民族主义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萌发生长，甚至对英印殖民政府的统治都构成了威胁。英印殖民政府在行政区划的分化上刻意把同一语言使用地区分割开来，以遏制印度的语言民族主义的势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5年英国殖民政府把使用孟加拉语的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以免孟加拉的民族运动危及英国统治。1905年孟加拉分治，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印度的民族启蒙思想家的民族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的学习和模仿。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语言是民族运动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尤其是如果要构建统一的印度民族概念必须要构建统一的民族共同语。因此印度最早的社会改革和民族思想启蒙组织“梵社”和“圣社”等尽管其创始人的母语不是印地语，但他们都把印地语作为工作语言。因为印地语毕竟是当时印度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国大党后来甚至提出了“国语”方案，确立印地语为国大党的工作语言，并称其为“国语”（见前文）。“国语”实际上构成了独立前印度民族观念的一个核心要素，它限制了印度大大小小的地方语言民族主义，把印度的民族意识统合成了一个整体。在印度独立以前，印度民族运动精英们建构民族共同语的努力是成功的，当时印度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语运动”，甘地、泰戈尔等一批民族精英尽管母语不是印地语，但他们带头讲印地语，还号召会印地语的有文化的青年去非印地语地区推广印地语。“国语运动”一方面奠定了后来印地语作为全国性官方语言的基础，同时也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斗争手段。然而，印度独立后，在共同的敌人——英国殖民者消失以后，印度地方语言民族主义再度抬头，对印地语的“国语”地位乃至印度的民族构建理念形成了重大挑战。安东尼·D·史密斯认为殖民地民族主义“一旦实现了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目标，这类民族主义的潜力也就枯竭了……殖民地民族主义的确是一个在出生时就已死亡的胎儿；它是'知识阶层仿制的民族主义’，无法锻造出真正的民族。”这种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印度独立后地方语言民族主义的崛起及表现的确是这段话的图解。1947年，独立的印度开始制定第一部宪法，本来此时印地语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宪法认定的“国语”。可是由于地方语言民族主义的崛起，印度掀起了一股“反印地语”风潮。尤其是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新成立的地方政党“达罗毗荼人进步联盟（DMK）”以“反印地语”运动为其谋求政治资本的手段，煽动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并以“自焚”等极端手段胁迫中央政府。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1950年印度的第一部宪法在语言方面回避了“国语”这样容易刺激地方语言民族主义情绪的词汇，而是把印地语的地位定义为全国的“官方语言”，同时继续保留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十五年。印度政府在“国语”问题上的妥协进一步助长了印度的地方语言民族主义。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又掀起了建立“语言邦”的运动。地方语言民族主义分子又采取游行甚至暴乱的方式威胁中央政府。1956年印度政府不得不通过《邦改组法》，按主要语言分布把全国划分为14个邦，6个直辖区。语言邦的建立是对印度整体民族构建理想的沉重一击，尼赫鲁认为其“将会妨碍国家整合的进程，打乱我们的行政、经济和财政结构，并且在我们处在国家建立初期就释放出扰乱与分裂的力量。”印度各邦主要语言使用情况，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语言邦的出现和语言民族主义的崛起使得印度构建统一的“印度斯坦族”的理想更加困难，甚至威胁到印度的国家统一。活跃于20世纪60至80年代印度的“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和“卡利斯坦运动（锡克人分离主义运动）”曾给印度的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甚至导致印度的两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和拉·甘地遇刺身亡。印度这类的分离主义运动都和以语言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地方民族主义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印度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渐趋缓和，但语言民族主义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从1956年语言邦建立开始，印度的国内行政区划不断变更，不断有新的邦成立，语言问题往往是其主要原因。1956年印度只有14个邦、6个中央直辖区。而现在印度已经有29个邦、7个中央直辖区。印度最近的一次邦级行政机构调整是2014年，特伦甘纳（Telangana）从安德拉邦分离出来单独建邦。时至今日，印度的语言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统一的民族构建进程。由于“国语”的缺位和地方语言民族主义的兴起，英语事实上成了唯一能通行全印度的语言。占印度总人口比例仅为5%的精通英语的精英人士掌控着印度社会的发展方向，“很多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精英和专家把自己定位为西方人，时刻仰望西方的模式和技术，渴求西方世界的认同。这些精英控制了教育和文化机构，并不断加强他们的控制。”所以，尽管印度独立已七十多年，印度社会仍未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英语的霸权地位事实上阻碍了印度民族运动先驱们所构想的那种以印度本土文化为内核的民族观念的形成。印度后殖民理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曾以英语对印度本土文学的翻译为例，抨击了英语在印度的霸权地位，“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英语事实上将成为生产'印度’文学知识的语言。目前的困境在于英语恰恰最不合适承担这一角色。不是因为它是随着殖民主义一同进入印度，而完全因为它是所有印度语言当中，在结构和氛围上与其他印度语言相隔最远的，因此最难以在原文本和翻译文本间架起文化跨越的桥梁。原文本越口语化、表演化、本地化、习俗化、假定化、沉默化，英语的无能就越严重。”一种本不胜任表达印度文化的语言担任起事实的“桥梁纽带”语言，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印度民族意识的统合、影响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种姓是印度教社会的独特现象，“种姓对于印度教社会，实在太重要了。言印度宗教哲学必言种姓，言印度社会必言种姓，言印度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必言种姓，言印度的过去和现在亦都必言种姓。”在印度，印度教信众占总人口数超过80%，因此我们讨论印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建构，种姓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种姓群体实际上是印度社会最接近“民族”的一种人群共同体。种姓的历史很悠久，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种姓制的雏形就已出现。种姓制的生命力很强，从其诞生时起至今一直是印度社会“源生性”的存在。如果按现代民族理论去看待种姓制度，无论从宗教、语言、血缘、社会认同、阶级、心理特征等的哪个角度去衡量，种姓和“民族”的距离都很接近。但种姓和“民族”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种姓并没有“民族”那样强烈的政治色彩，因而也无法和“领土”、“主权”等因素结合起来形成“民族——国家”概念。 印度历史中的种姓甚至是一个超越“王朝”与“国家”的存在。无论印度的王朝如何更迭，印度的种姓制坚如磐石。甚至从13世纪至18世纪，在经历了穆斯林统治者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种姓制仍未被动摇，相反印度的穆斯林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种姓观念。种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种姓隔离”和“种姓对立”，“传统的种姓世界是隔离和对立的世界。种种限定把人们禁锢于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之内。”种姓制的这种特点对于共同的民族观念的构建无疑是极端不利的。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们在民族思想启蒙阶段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印度的种姓结构中贱民和低种姓的人数最多，且受教育程度很低，如何对这一群体进行民族启蒙教育、把他们也吸引到民族独立运动中来就成为一个难题。因此，印度的民族启蒙运动首先从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十九世纪中期，印度出现了“梵社”“圣社”这样的宗教改革组织，这些组织反对种姓歧视和种姓隔离，尤其是“圣社”的创始人达耶难陀宣布“按出身划分种姓不符合吠陀思想，吠陀也根本没讲到不可接触制的存在。他谴责对低种姓、尤其是不可接触者的虐待，宣布所有人都有研究吠陀的权力。”这些宗教改革组织的活动掀起了一股抵制种姓歧视反对种姓制的浪潮，而将其推向高潮的是圣雄甘地。20世纪30年代 “甘地将重心转向了废除'不可接触制’，致力于提高'不可接触者’的社会地位，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纯洁印度教、争取印度教内部平等与和谐的社会运动。”在甘地的带领下，印度很多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和社会精英带头抵制种姓歧视的陋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运动一方面打破了种姓制的壁垒，有利于统一的民族意识的构建；另一方面，它也成功地把贱民和低种姓吸引到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大潮中来，扩大了运动的群众基础。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主要以“非暴力”的方式获得成功，这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史中是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充分发动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种姓制对社会的分割和隔离。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印度在独立斗争时期，其民族观念的整合是基本成功的，尤其是在种姓问题上，独立斗争期间反对种姓歧视、提高贱民地位的思潮和运动一方面发动了群众，同时这种运动也成为了印度民族运动的具体内容，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然而，印度独立后，就像前文提到过的语言问题一样，在种姓问题上，印度社会也开了“倒车”。印度独立后，印度民族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其内部矛盾就开始凸显。尤其是印度共和国是伴随着“印巴分治”和教派仇杀的苦果而诞生的，因此独立后印度的教派主义思想开始迅猛发展，尤其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甚至连圣雄甘地都死于教派主义份子的枪下。教派主义势力的崛起对印度的种姓问题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印度的很多低种姓群体都是穆斯林，教派冲突很多时候又表现为种姓冲突，于是“种姓主义”思想再度卷土重来，并且获得了很多拥趸。在这种背景下，国大党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保护低种姓权利，在第一部宪法中明确列出了1108个表列种姓和744个表列部落，将其认定为落后及弱势群体，在政府公职以及高等教育名额中保留一定席位给这些群体，这种做法被称作“保留制度”。“保留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提高贱民及低种姓地位方面的确“立竿见影”，另一方面这种在人才选拔中依据出身而不是能力的政策，实际上保证的只是“结果的公平”并不是“机会的公平”，反而造成新的不公，激化了种姓矛盾。印度“保留制度”之路，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按照“保留制度”，在很多邦，印度的政府公职和高等院校入学名额有近50%的比例 “保留给”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它落后群体。这样一来，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和“种姓”直接相关，“种姓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角力场”。尤其是印度承袭了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这种框架下印度出现了“政治种姓化”和“种姓政治化”的现象。“在各种选举战中，参加竞选的人发现，呼吁人们对种姓忠诚的口号比其它任何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种姓口号成了最有号召力的口号，竞选成了提高种姓意识，增强种姓团结的宣传，政治行为被种姓化了。”“政治种姓化”与“种姓政治化”强化了印度社会的“种姓意识”和“种姓认同”，今天印度社会的种姓已经演变成一种类似与“次民族”的人群共同体，成为影响印度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重要力量。对构建共同的、统一的印度民族观念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种姓意识”和“种姓认同”越强烈，印度的“国族认同”就越“碎片化”。印度的民族意识不同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有其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和驱动因素。宗教、语言、种姓是决定今天印度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三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印度的民族意识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印度民族意识的“多维”特点使印度的民族意识由若干个“次民族”意识构成，比如“宗教民族意识”“语言民族意识”和“种姓民族意识”，它们既是印度民族意识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妨碍统一的印度民族观念的构建。统一的印度民族观念构建的进程在印度独立前曾经较为顺利。独立后，在外部矛盾淡化的情况下，印度社会的内部矛盾却激化起来，严重影响了统一的印度民族观念的形成，甚至对印度的统一构成威胁。印度独立后此起彼伏的分离主义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印度的分离主义运动从未真正地造成印度分裂，主要也是因为印度的民族意识的“多维”特点。即印度民族意识的各个“维度”并不完全重合，“多维”既妨碍统一的印度民族意识的整合，同时也阻碍分离主义民族意识的成长。通常，宗教、语言、种姓这三个民族意识的维度重合率越高，对印度“民族——国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典型的如“卡利斯坦运动”。但幸运的是，在印度除了个别地区，宗教、语言、种姓的分布通常并不重合，比如泰米尔人，虽然主要信仰印度教、讲泰米尔语，可却是由众多不同种姓和亚种姓构成的，因此统一的泰米尔人“民族——国家”观念很难产生较大的影响。总地看来，尽管印度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构建统一的印度民族的努力，但由于印度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印度民族意识的整合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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