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世界文明史来看，小到一个国家，中到一个超国家地区，大到整个人类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其演进过程中，一旦遇到了重大障碍，总有一些人抱怨今不如昔，主张回到过去。
那么，人类社会的演进有没有可逆性呢？通常的答案必定是，就某些国家或地区来讲，其历史的反复、倒退和徘徊并不鲜见。然而，若作仔细的考察，本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因为社会是分层面的，最基础层面的问题如同自然界，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持续的演化，是不可逆的；而社会较为表层的问题则是可逆的、易变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上篇：社会自然秩序演进的不可逆性
一、自然秩序概念的界定
社会''自然秩序''（与其相对应的是人为秩序）是18世纪中叶，法国重农学派领袖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魁奈的这一概念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道''中引申出来的。魁奈认为，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秩序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人们不能随意改变；而与其相对应的，诸如各种国家制度、法令和规章等''人为秩序''是可以随着人们的意志而改变的。
对此，我的理解是：人类社会是分层面的，其中最深层的东西即为自然秩序，如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私人产权、产业组织、生产方式和市场关系等等。它们都具有自身的演变规律，不可人为地改变其演变方向。社会较为表层的人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按照社会主导者的意志加以改变的。以下略呈几例，以飨各位读者朋友。
二、19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机器大工业的“灾难”和回归小生产的呼声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然而，在欧洲大陆，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主要国家正处在机器大工作取代工场手工业的过程中。以法国为例，在当时的法国一些大城市，机器大工业正在呑噬着工场手工业；但在法国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小手工业生产仍占优势。这种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过程，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妙，它在促进社会财富迅猛增长的同时，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后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原始积所表现出来的资本高回报率和劳动的低收入，工人的生存状态悲惨；
二是机器的高产能与劳动者的低购买力造成了市场供需上的尖锐矛盾，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
三是机器大工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大量的小生产者抛入失业大军之中。面对以上状况，当时，西欧思想界的反应强烈！经济学论坛上更是论战不休。
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思潮：
一是以英国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派表现得非常的沉着和冷静。他们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靠市场自由竞争就能解决，只是时间问题，可以不必理会。历史会按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
二是基督教和慈善主义者怀疑古典经济学的''不治自癒论''，对工人和小生产者的的境遇寄予无限的同情，但却迷惘无措。
三是社会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历史向前再迈进一步便是美若天堂的社会主义。
四是以法国西斯蒙第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经济学。这种学说认为，工人和小生产者的灾难都是机器大工业所造成的，必须销毁机器，回到小生产状态中去。他赞美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和宗法式农业。他将摆脱危机的出路寄托在农民、手工业者和小业主身上。
历史走到了岔路口，究竟何去何从？这种属于典型的自然秩序层面的历史，不是怯懦的小男人，不会为某些强者的怒喝而改道；也不是水性杨花的小女人，因男人的信口承诺而尾随；这一社会层面的历史如同一位庄严肃穆的老人，以他固有的、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后来的事实证明，历史绝不可能按照西斯蒙第的设想，废除机器大生产，重返个体小农、个体手工业和小业主等所组成的传统社会。
至少在整个19世纪的100年里，人类历史是在西方自由竞争的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导下行进的。其间虽然多次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但从总体讲，这100年使西方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把19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文明史看作是一天，那么，19世纪这100年则不超半个小时，但是在这''半个小时''中，发达国家所生产的实际产出超过了以前的那一天。人类十分庆幸！没有按照西斯蒙第先生的设想，走回头路。
三、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资源问题和人们的精神危机与发展经济学家的思古之幽情
20世纪60～70年代，发源于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扩散，促进了西方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机器大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工业化和人口的增长对生态的破坏；资源的高消耗和严重的浪费；人的精神危机，等等。这些问题自然引起了多学科学者们的关注和探讨，从而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思想和理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马俱乐部成员麦多斯的《增长极限论》、美国经济学家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等。罗马俱乐部成员将环境污染和资源过渡开发等问题归罪于经济的高增长。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停止人口的增长，降低资源和能源等物质消耗，最后实行经济零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米香是主张回归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与文化代价十分高昂。持续的经济增长首先使人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享受和幸福，如无忧无虑的闲暇、田园式的享受以及清新的空气。其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仅仅是物质的享受，而物质的享受不是人们幸福的唯一源泉。最后，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他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而经济增长只能增加他的收入的绝对量，不一定能够提高他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因此，未必能给他带来幸福。米香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可取的。人类应当停止经济增长，恢复过去田园式的生活（米香：《经济增长的代价》，1967）。
主张重返传统社会的第二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舒马赫。他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风糜全世界。在本书中，他提出正在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是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所消耗的不可再生性资源量太大。产业的专业化和大型化引起经济效率的降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这些威胁着人类的文明和生存，同时也不可能实现和平。舒马赫提出了他的新的发展模式，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创造财富的重要来源，即少用或不用大型机器多用人，以解决就业和贫困问题（德国纳粹党希特勒上台后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曾用过）；
二是使用''中间技术''，他的所谓''中间技''即为介于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与初级原始技术之间的技术，舒马赫举例说，假定前者为1000镑技术，后者为一镑技术，那么，''中间技术''就是100镑技术；
三是企业规模的小型化，他认为，在小型企业里，由于老板自己也卷起袖子来干，因此，独裁不是个问题，因为整个企业象个家庭，是最有效率的。舒马赫所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他所设计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用心也是良苦的。然而，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车轮并没转入他的''小的''发展轨道；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没有走他所提出的发展道路。其原因何在？
关于这个问题，我所提供的基本答案如下：
1、发达国家的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经济进一步的增长来解决。如环境、资源和就业等问题，有了经济进一步的高增长，资本实力雄厚了，一切事情都变得好办起来。如研究开发能力的增强，便有条件对环境进行很好的治理和保护；可以开发出新的洁净性能源进行替代；可以创造出很多新兴产业和新的就业岗位，等等。对发达国家来讲，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比起增长方式上的改弦易辙要容易得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欧美各国清澈的河流、蓝天白云、洁净能源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改变、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
2、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没有走舒马赫的发展道路。 这是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现代社会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变，企业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涵数便不会改变。这一切都取决于市场竞争，其核心是价格竞争；而同类产品降价出售的前提条件是降低生产成本；而降低成本的最有效的途径是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正如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萨缪尔森所说，在历史上，蒸汽机取代马匹、飞机取代火车成了效率最高的长途运输工具等等，都是为了降低成本；而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则是为了降低工人成本。由此可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自动化机组的大型化、资本密集化、企业规模的巨型化和市场的远距离化等都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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