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马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一）
－－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内容。从目前的文化定位特征来看，草原文化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一种复合性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极具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马精神正是在这一总体文化土壤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年来，草原文化研究日益繁荣。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上提出并阐述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概括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这是草原文化研究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是对草原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本质概括，是草原文化形成、发展及对外扩大影响的内在动力，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之所在。
1、崇尚自然
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主要包括：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亲情意识；对大自然知恩图报，适度索取的节制意识；对大自然爱护有加，担当责任的自律意识等内涵（金海 2009）。这一理念是由北方草原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精神追求，铸造了草原文化独特的核心理念。这是草原文化最宝贵而且最具民族特色的精神财富，它作为草原民族生生不息、世代传承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对草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高原生态环境和植被条件十分脆弱，大部分地区宜猎牧而不宜农耕，同时猎牧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要比农耕生产大得多，所有这一切使得北方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崇尚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草原文化中早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目标和统一意志。作为文化体系的价值取向，涵盖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几乎所有的文化要素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作为全社会的统一意志，贯穿于历史上北方民族政权的制度、法律、道德的规范体系当中，作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信仰，到自觉地以习惯法、成文法和行政制度的约定，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调节，求得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和谐两旺。
蒙古族习惯法中规定：春不合围，夏不搜群，保证野生动物交配繁殖；入冬下雪之前、春季雪溶之后，禁止狩猎，不得捕杀、惊动怀孕或带幼仔的野生动物；狩猎不能一网打尽，每次围猎必须放生所猎各种动物至少一雌一雄，幼仔要全部放走；不猎或少猎雌性动物。北方民族统治者，尤其是蒙古诸汗，都非常注重保护野生动物生态链。当某一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总量减少或处于生态食物链各端的动植物结构比例失调时，当局总要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在《元典章》、《喀尔喀法典》等一系列法典中，都明确规定了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动物种类。在文学艺术领域，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文学中，寄情山水、崇尚自然、赞美自然，以主张爱护大自然、珍惜生命、保护生态平衡为主题，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的“生态文学”作品比比皆是。
2、践行开放
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容并蓄是开放理念的基本内核，开拓进取是开放理念的外在表现，表现在个体层面，就是草原民族开放的心态、豪放的性格和进取的精神，以开放豁达的心态待人待事，尊重、善待不同的文化、宗教。践行开放理念的形成主要有赖于以下三种因素：一是草原牧区气候变化多端，畜牧业生产需要根据气候状况不断地迁徙，因此，草原游牧经济脆弱性和非自足性的特点促进了草原民族开放互助的思想；之外，游牧经济还具有单一性的特点，迫切需要与外界经济保持各种形式的互补交换关系，需要高度开放的经济交往，不论是互市贸易还是武力掠夺，游牧社会必须融入到当时更大规模乃至世界的经济体系当中。二是草原文化是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众多族群共同创造的，具有创造主体多元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文化结构天然地具有多元性、开放性的特点。三是游牧民族具有勇敢豪放、潇洒刚劲、粗犷淳朴的特有性格和气质，强调崇拜力量、崇拜生命和个性张扬，思维具有明显的拓展性。草原民族之所以能够顺其自然地接受异质文化，甚至融入到异质文化当中，与他们热情爽朗、开朗奔放、富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性格是分不开的。
草原民族在践行开放理念的过程中，不仅努力接受外来文化，丰富发展自身文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和共同繁荣发展；可以讲，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诚如陈寅恪所说，北方草原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正是草原文化同中原文化融合汇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中华文化所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3、恪守信义
信义是综合体现诚实厚道、讲求信誉、公平正直、慷慨仗义等品质的道德范畴，被人类共同奉为美德，尤为草原民族所推崇和恪守，信义思想是草原民族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石。历史上，草原民族极其注重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其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传统的农耕社会相比较，游牧条件下生产生活的松散性是草原社会显著的特征，在此环境中，法律和公众监督在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较多的真空。因而游牧社会对个体的约束，难以完全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和舆论监督来实现。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公德的操守，更多诉求于民众的自觉意识（乌恩2009）。
“信义”是立身之本，恪守信义之人在社会上得到人们的赞赏和普遍的尊重。草原民族高度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评判一个人的终极标准是其品行，而不是财富和地位，谚语中说：“金钱如粪土，道德值千金”、“诚实可以归入珍宝”，“五类家畜肥壮的好，人的品质忠厚的好”、“人丢了品德不如狗，狗掉了尾巴不如猴”。而检验品行的主要尺度就是能否恪守“信义”。在他们的道德评价系统中，诚信、正直、仗义是最崇高的品格，“人的美在于诚实，马的好在于耐力”、“赤胆忠心是君子的美德，贪生怕死是懦夫的本性”、“良马不会改变速度，好人不会违背诺言”。与之相反，草原民族十分厌恶背信弃义的人，他们的评价是：“不吃青草即非牲畜，自食其言即非好人”，这种人最终会遭到社会的唾弃，“谎话犹如腰带，仅能缚住主人”、“说谎的骗子，在众人中威望不高”、“真诚厚道能长久，奸诈狡猾难持久”。
“信义”是维系社会稳定和睦之基。草原民族十分注重道德力量对社会稳定、人际和睦关系构建中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法律的约束，如《北史》记载乌桓和鲜卑民族“大人有所召呼时，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北史》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成吉思汗在分析诚信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时也列许多事例加以强调虚伪、多疑、猜忌、欺君叛主等行为，将破坏和睦的人际关系，导致人人自危，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直至民族的灭亡。蒙古族民众更是用谚语、民歌等多种形式反复表达同一主题：“世上有三种危险：婴儿手中的刀子，蠢人手中的权力，骗子口中的谎言”、“虚伪的朋友，比公开的敌人还要坏”、“搬弄是非的人比贼还坏”、“谎言不比窃贼好”。古代的蒙古族民歌中唱道：“齐心团结紧密合作，是战胜困难的保证；听信谗言相互猜忌，是失败的象征”，谚语也提及“齐心协力，天下无敌。离心离德，众叛亲离”。强调诚信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谎言、欺诈和背信弃义等违背道德的行为，将危及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总之，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作为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全部文化行为所遵从的根据。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草原文化之所以成为绿色生态型文化，就是因为崇尚自然的理念为草原人民始终不渝地遵循；草原文化之所以能够从传统走向现代，就是因为践行开放、开拓进取的理念使草原民族的文化实践超越时空而与历史同步；草原文化人群之所以不同族群、不同籍贯有着共同的性格特征，共同构成和谐有序的人文环境，就是因为恪守信义的理念使他们拥有了彼此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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