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中国学者在感慨，大意是说，看看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胖子拽着个风筝在大雨中疯跑，发明了避雷针;华盛顿据说率先把骡子引入美国农业;托马斯·杰斐逊，在一个匿名建筑设计大赛中，得了二等奖。“感觉像一群贪玩的孩子，整天琢磨着怎么玩出新花样，然后顺便建立了一个伟大国家。”让我想起多年前，另一个中国学者来美国，也感慨说，美国这群国父，这样的人出一个也就不容易，这地方怎么运气那么好，居然一出一群。
1776年，大家还都是古代、半古代，北美一个蛮荒地，清晰地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现代国家。究其原因，一是求知若饥的一群人，偏巧落在一个好奇心和求知欲大受鼓励的最宽松环境;二是他们面前有充裕的千年欧洲文明为养料;三是这文明偏重逻辑：看上去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一旦进入一个具体领域，很容易把大家归拢归拢，整编到一个队伍里。
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三十岁前就学了六种语言，他代表美国到法国当大使，法语大派用场。除了建筑，杰斐逊对农学和园艺学，对密码学和词源学、考古和测量，还有古生物学等等，样样研究。文学音乐是这代学人的时尚。记得那年肯尼迪总统请了几十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去白宫晚宴，席间总统说，今晚，大概是这地方有史以来聚集最多智慧的一刻了，不过，他补了一句：“托马斯·杰斐逊在这里独进晚餐的时候不算。”
当年参与决定美国独立的，个个都非等闲之辈，而杰斐逊不仅思路清晰，更以文笔简练优美著称，《独立宣言》最后还是理所当然交给杰斐逊起草。这文本果然成为经典，人们已经熟知杰斐逊写下的原则：“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来自被治理者的同意。”
杰斐逊十六岁就在大学哲学系读书，他跟着大师，着迷历史、哲学和数学。他的迷恋很具代表性。数学和西方哲学都在训练思辨和逻辑能力，训练有别于宗教、信仰的理性思维。在他们眼中，历史也有逻辑和规律可循。在这个文化传统中，事实是推论的基础，所谓良知，首先是诚实面对全部事实、从真实的前提出发，不在思辨中途偷换概念，然后，让逻辑自己走，它自然会推出结论来。《独立宣言》就是个经典逻辑推论：大前提就是上面提到的原则：成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政府若侵犯人民权利，就可以被推翻;小前提是：英王侵犯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权利，并且对他们怀有恶意;顺着逻辑推，结论：“美国可以独立”，就这样自然而然被“推”出来了。
没有这个逻辑习惯的文化，会强调政治信仰，而信仰没有道理可讲的;不但无法通过思辨做出判断，“信”还可能被权力介入。古代西方是政教合一的，为了从制度上确立政教分离和思想自由，杰斐逊远在1786年，就推动弗吉尼亚州通过了自己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指出：统治者“也是可能犯错的常人，却把自己的意见和思想方法奉为唯一的真理，并竭力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人的思想见解既不是政府的管理对象，也不属其管辖范围。”《宗教自由法》后来发展为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的一部分。
三百年前的北美学人，接受同样教育，形成了同样的知识框架和思辨原则。在他们那里，政治可以是学术问题，重事实，按照同样的立论分析、逻辑推理。所以美国制宪过程固然有各州利益的平衡与妥协，更是一个学术讨论，个人思辨扩大为集体思考：如何设计政府才最有利于民众。如同是个人的大脑集合为智库。逻辑和学理是一样的，人多，只不过是思考得更周到而已。不但不相互消耗，还可以知识和智慧叠加，积累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古希腊罗马哲人论政府，已经论得很现代。这是美国可以出一大群国父的原因。在重谋略与诡辩的文化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在拼搏中相互抵消。
托马斯·杰斐逊深知，美国的健康取决于这个独特文化的传承。他亲手画了几百张设计图，建立了弗吉尼亚大学。当时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了威廉与玛丽学院，也是杰斐逊的母校，他觉得不满意，决心要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现代大学。我还记得那个冬日的清冽早晨，站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学生都放假了，没有人，四周一圈都是杰斐逊设计的建筑，古朴、宁静。这是现在全美唯一的列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的大学。
托马斯·杰斐逊政绩数不清，例如从拿破仑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地区，使得美国版图扩大了一倍，只是其中之一。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杰斐逊的墓碑假如要刻下他的全部功绩，岂不是几块墓碑都刻不下?站在他故居旁小小的家族墓地，发现他的墓碑上只有他生前撰写的短短几行：
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独立宣言》和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执笔人
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葬于此地
那么，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忽略了什么?至少，他忽略了下面的事情：
他是弗吉尼亚州的第一任州长，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美国第二任副总统，美国第三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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