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罗德堂，罗德奖学金得主可获准使用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古时的王公贵族到近现代的资本家，无人不对亮晶晶的钻石趋之若鹜。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下，正如塞西尔·罗德为大英帝国带来了荣耀与罪恶，钻石不但成为美好爱情永恒的象征，也造就了全球各地难以疗愈的伤痕。蒂尔·瓦内斯特（Tijl Vanneste）的《鲜血、汗水与泥土：一部钻石贸易的全球史》（Blood, Sweet and Earth: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ver the World’s Diamonds Throughout History）便向我们描绘了这个规模庞大且经久不衰的钻石帝国盛衰兴亡的历史画卷。蒂尔·瓦内斯特于2009年获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里斯本新星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IPRI）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为钻石在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此书是作者在该领域耕耘多年的集大成之作。“光明之山”：前工业时代的钻石开采与贸易有关钻石贸易最早的记载来自印度孔雀王朝时代的《实利论》（Arthaśāstra），其中提及进行钻石贸易的商人需要向国王缴税。而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与古罗马时代，钻石便已开始出现在欧洲，但当时的欧洲人只知道这些钻石可能产自印度。同一时期，有关“钻石岛”与“钻石谷”的传说在欧洲也相当流行。当葡萄牙航海家开辟了从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后，才有欧洲旅行家到达印度的钻石矿区，并由犹太商人通过海路将钻石运往欧洲，而里斯本也成了这一时期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此时的印度，钻石矿多位于河流冲积带。一种开采方法是，矿工在冲积带上挖掘藏有钻石的泥土，并把这些泥土放在平台上晾干，在这个过程中，风会将晾干的土吹走，只剩下卵石，由矿工从卵石中挑出钻石。另一种方法是，用流水冲洗挖出来的泥土，直到将钻石冲洗出来。钻石矿由苏丹或帝国皇帝派专人管理，矿主可以向统治者购买开采许可。为了防止矿工偷窃这些钻石，矿工被要求采矿时身上只可以围一块遮羞布，此外，矿主还会雇用大量监工，甚至让矿工们互相监视。矿工的工资很低，而且还有一部分是以食物和烟草支付。在开采出来的钻石中，超过一定大小的归统治者所有，其他的由本地钻石商人收购，运往欧洲的钻石则由欧洲钻石商人向印度本地钻石商人收购。这一时期，运往欧洲的钻石都是较小的钻石，较大的“名钻”往往被印度本地王公或者皇帝拥有，比如“光明之山”（Koh-i-Noor）。
“光明之山”钻石随着1640年代以来葡萄牙天主教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大量犹太商人离开葡萄牙。尤其是1655年英国允许犹太人定居英格兰后，犹太钻石商人迁往伦敦，并将其商业网络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网络结合在一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允许犹太钻石商人使用公司商船将印度钻石运往英国，也允许将黄金、白银、珊瑚等运往印度购买钻石，再加上进口税不断降低，这就使得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钻石贸易迅速扩张，很快便大幅超过葡萄牙与荷兰。位于清奈附近的英国殖民地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也因为靠近印度最大的钻石产地戈尔康达（Golconda）成了英印钻石贸易的中心，而伦敦与阿姆斯特丹也一度取代里斯本与安特卫普，成为欧洲钻石的转运与加工中心。此外，在印欧间的钻石贸易中，亚美尼亚商人也通过其陆路贸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乃至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钻石贸易竞争。英印钻石贸易在1767年达到顶峰，但因印度钻石矿的枯竭及巴西钻石的崛起而迅速下降，这也让里斯本重回欧洲钻石贸易中心。1730年前后，巴西与葡萄牙间的钻石贸易便已出现，而巴西钻石矿的开采让欧洲市场的钻石价格大幅下降。为了保证从钻石贸易中获得大量收益，葡萄牙政府开始对巴西的钻石开采与贸易实行垄断。巴西的钻石矿也多在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的河流冲积带，因此葡萄牙政府划定钻石矿区的范围，并拍卖矿区内的开采合约，矿区由士兵看守；任何贸易批发商人不得进去矿区，未被官方雇用的人也必须离开，只有少量的零售商人可以在特许下进入；钻石矿使用来自非洲的奴隶进行开采，奴隶采矿的方式和待遇则与印度的钻石矿工类似，而矿主则需要为奴隶支付人头税。在贸易方面，所有矿区开采的钻石都要保存在特定的盒子里，只有合约持有人以及国王代表才有钥匙；钻石必须在特定的时间送到里约热内卢，并被转运到里斯本；在里斯本只有合约持有人的代表可以出售这些钻石，但出售钻石的时候必须有葡萄牙大臣在场，国王拥有优先购买这些钻石的权利。在合约中，对非法开采钻石以及偷窃走私钻石的惩罚也有严格规定。
巴西钻石开采景象，1775年。但因1753年后巴西钻石的产量开始下降，葡萄牙对巴西钻石产业的合约化垄断也在1771年最后一份钻石合约结束后中止，改由葡萄牙政府直接控制，也就是“皇家矿业”（Extracção Real）时代。“皇家矿业”时代，葡萄牙对巴西钻石的开采与贸易的垄断更加严格，但仍旧大体遵循合约化垄断时代的管理模式，而葡萄牙对钻石的囤积以控制钻石供给的方法也在此时得以加强。然而，因为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欧洲局势动荡，葡萄牙政府不得不向欧陆银行家借款，之后只能以巴西钻石还债。因此葡萄牙政府继续强化对钻石产业的垄断，于1808年成立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完全垄断钻石产业，直到1829年巴西银行破产清算，巴西钻石产业的垄断模式才宣告终结。但此时巴西的钻石产量已大幅度下滑，直到1840年前后巴伊亚（Bahia）钻石矿的开采才让巴西钻石产业短暂复兴。不过，巴西钻石产业的辉煌至此已经过去，因为南非钻石产业已经起飞，并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戴比尔斯的时代”：“恒久流传”神话的创生1867年“尤里卡”（Eureka）与1869年的“南非之星”（Star of South Africa）钻石被发现意味着南非钻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与此前印度、巴西等地的河流冲积带钻石开采的方式不同，南非钻石的开采以从干地面向下挖掘的深坑为主要特点，这种钻石矿脉结构也被叫做金伯利岩管（Kimberlite pipes）。对南非钻石的开采，使戴比尔斯成为二十世纪钻石帝国的控制者。
密尔尼矿坑在戴比尔斯与苏联政府开展钻石销售合作的同时，非洲的钻石生产商则开始进军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钻石矿的发现使得以力拓集团（Rio Tinto）为首的澳大利亚矿商建立阿什顿联合企业集团，开采储量庞大并稳定出产粉红钻石的阿盖尔（Argyle）矿，并将其钻石送往印度进行切割，使印度的钻石切割工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钻石切割工业。戴比尔斯则在其控制的全球钻石市场销售份额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希望将澳大利亚钻石纳入其销售系统中。戴比尔斯与阿什顿联合集团先后达成协议，先允许阿什顿联合企业在戴比尔斯渠道之外销售其百分之二十五的产量，后允许阿什顿联合企业独立销售粉钻石。1996年阿什顿联合企业决定脱离戴比尔斯销售渠道后，戴比尔斯也试图收购阿什顿联合企业大股东——阿什顿矿业有限公司的股票，但最终在力拓集团的反制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对下失败。1992年开始加拿大钻石矿的开采让戴比尔斯的全球垄断地位进一步丧失。虽然戴比尔斯自1999年开始陆续在加拿大拥有三座钻石矿，但在戴比尔斯之前进军加拿大的必和必拓（BHP）与力拓则抢占先机。必和必拓控制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等级钻石岩管群”的蒂雅维克（Diavik）钻石矿的生产。蒂雅维克矿现为加拿大最大的钻石矿，并蕴藏大量品质较高的宝石级钻石，“血钻”的恶名也让蒂雅维克钻石成为干净的替代选项。虽然必和必拓一度与戴比尔斯签约销售自己产量百分之三十五的钻石，但最终也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加拿大钻石矿，尤其是蒂亚维克矿的钻石产出，对戴比尔斯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决定性的挑战。虽然俄罗斯、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等地的新钻石矿开采，金伯利进程的推行，以及戴比尔斯垄断地位的削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钻石产业，但这种改变并不像人们预想中那样成效显著，问题依旧存在。金伯利进程的会员身份属于自愿性质，而恶质公司也可以通过走私与隐藏钻石真正产地的方式规避金伯利进程的监管；戴比尔斯的垄断虽然被大幅削弱，但依旧掌握了全球钻石交易的最大份额。河流冲积带的钻石开采依旧类似于“赌博经济”，找到钻石大多依靠寻钻者的运气，而这种开采方式也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地处偏远且生活环境恶劣的矿工营地疾病横行，甚至会有大量童工加入其中。除此之外，营地依旧相对封闭，以防止钻石偷窃与走私，强迫劳动依旧存在。换言之，现代的河流冲积带钻石开采的劳工生存状况，与十七世纪的印度矿工，十八世纪的巴西奴隶，以及十九、二十世纪的南非“圈舍”中的黑人矿工，并没有什么不同。钻石矿的开采也深刻影响了生活在钻石产地的人。钻石矿的开采迫使矿产地的原住民迁移到他处，也使得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被迫发生改变，甚至损害了原住民的精神信仰。虽然钻石矿的开发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当钻石矿关闭后，矿业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就消失，而这又强化了当地对国际矿业巨头的依赖。与此同时，当地居民也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矿业巨头在该地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更无力面对万一在抗争中失去工作机会的情况。因此所谓的“干净”钻石，无非就是销售钻石时的商业美化手段而已。博茨瓦纳：“钻石殖民”的另类遗产学界有关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研究汗牛充栋，大量研究也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将视角转向欧洲之外。珍妮特·阿布-卢克霍德（Janet L. Abu-Lughod）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前，亚欧大陆便存在一个前现代的世界体系，而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诸如生产关系、财产权、市场经济等特征，则与前现代的世界体系存在较强的关联性（Janet L.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而当全球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中生产与销售的高度集中，对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控制，对资源产地的残酷殖民以及全球垄断组织的建立等特点，看似与前现代的世界体系完全不同，实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本书中，蒂尔·瓦内斯特以其宏大的视角， 将钻石产业作为切入点，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挖掘一部横跨五大洲的全球开发史，旁征博引，论证详实。蒂尔·瓦内斯特认为，全球钻石产业所呈现的全球化、殖民、垄断与残忍剥削的特征与策略，几乎都可以溯源到十八世纪前的印度钻石开采，这些特征由十八世纪葡萄牙在巴西的钻石开采得以定型。作为“钻石帝国”的掌控者，戴比尔斯将这些策略与特征在十九至二十世纪发展到高峰。随着全球钻石产业格局发生变化，钻石产业的垄断与残忍的特性看似被削弱，实际上依旧隐藏在如今全球钻石产业的逻辑深处。换言之，钻石产业的内核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各钻石主要生产国也可被认为是“钻石殖民地”。然而，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蒂尔·瓦内斯特并未论及各主要钻石产地，尤其是非洲钻石生产国，如何与全球钻石垄断资本合作，利用钻石产业的收益，对本国发展产生助力。虽然非洲钻石生产国较多陷入“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即拥有某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因而高度依赖开采该种资源以满足政治经济需求，因此往往停留在以更暴力的手段争夺土地与权力、剥削自然与劳动的低度发展状态，而并非创建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正向循环的健全社会——但在非洲各钻石生产国结束内战，并将钻石开采国有化后，有关国家亦开始将钻石收益投入发展中，其中以博茨瓦纳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