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是中日合作出版的３卷本《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这部学术性图籍出版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重，１９８６年荣获首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这在克孜尔石窟研究史上是破天荒的，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这一开拓性成果，主要是１９７９年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石窟研究生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古实习所取得的，是他为新疆石窟研究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因工作关系，我有幸与宿白先生在克孜尔石窟朝夕相处２个多月，从中得到很多教益，度过一段十分难得的时光。转眼２０多年过去，许多往事也日渐淡忘，但先生这次克孜尔石窟之行，却是萦绕在怀，忆持难忘。
我对宿先生是先识其文后见其人。１９７３年，我与几位同行到敦煌莫高窟参观学习。当时研究所一位四川籍同志很热情，从资料室借来一摞书给我们看，里面有一本油印的先生１９６２年在敦煌１１次讲演记录整理稿，因讲了７个方面的内容，总题为《敦煌七讲》。虽然那时我才接触石窟工作，对他所讲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更不可能意识到它奠定了中国石窟考古学的基石，但感到这对自己今后工作会有很大指导意义，尤其是第３讲，讲到从事石窟研究需具备哪些知识，应阅读哪些书，甚至觉得它是针对自己讲的。于是，我边看边抄，选抄了有关部分。通过读写，深深感到宿先生学识渊博，敬仰、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出乎我意料，“文革”刚结束，先生就将考古实习放到克孜尔石窟，使我竟在自家门口见到心仪已久的考古学大家。
１９７９年，虽然还是改革开放之初，然而对克孜尔石窟来说，却是重要转折的一年。随着文化学术研究的兴起，孤寂的千年古刹顿时热闹起来，考察研究的，拍摄影视的，观光旅游的，国内国外的，接踵而至。也听说宿先生要来（其实先生在“文革”前即有此计划），可一批批来者之中，始终不见先生身影。正当我们感到有些失望时，９月１３日这天午后，忽然从西面盘山公路上驶来一辆北京吉普，径直开到招待所——一幢仿当地民居建筑的平房前。
现在，这幢建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房屋早已倒塌，在原址盖起二层小楼，但见过的人可能会有印象：它坐南朝北，正门对着明屋达格山上的窟群，门前是一块绿荫掩映的平地。进门是走廊，里侧为一排房间。虽然很普通，考虑到来人多了，而这里位于窟区中心，我们特意腾出来，用于接待宾客，宿先生他们就在此落脚。
汽车刚停下，便听有人高喊“北大宿教授来了”听到这喊声，真是喜出望外。等我赶到招待所，宿先生已站在靠大门一间房内，正用手绢擦拭眼镜，随行的４位研究生忙着从车上卸行李物品。因为刚下车，先生还没来得及脱掉身上的短大衣和帽子，一身风尘未洗，但当他谦和地迎过来握住我的手时，那学者的气质、大家的风范，仍是扑面而来。再一看，研究生有马世长、丁明夷、晁华山和许宛音，他们当中有的在读研究生前，即已从事石窟研究多年，本身亦是专家。
一下子那么多顶尖人物会聚克孜尔石窟，可谓是极一时之选。我们都暗下决心，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多学习一些专业知识。
宿先生到达时，正遇阿克苏地区直属文化、新闻单位几十位同志在克孜尔石窟参观，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原定第二天一早返回，看见北大知名教授来了，也和我们一样惊喜，决定再逗留半天，想请先生给讲上一课。按说，先生长途跋涉才安顿下来，完全可以婉言推辞，但他没有这样。他非常理解大家渴求知识的心情，慨然允应。于是乎，翌日早饭后，大家齐集到招待所大房间内，以床当凳椅，因人多坐不下，不少人便站在门外走廊上听。先生就杂坐在大家中间，侃侃而谈，讲了龟兹历史与白氏王朝，讲了龟兹佛教与石窟，讲了克孜尔石窟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关系。没有讲稿，甚至连简单提纲也没有，但却讲得条理分明，话语也很简洁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极好的有关克孜尔石窟历史文化背景的文章，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日已偏午，到了离去的时候，可仍有一些人围住先生问这问那，似乎要把所有疑问弄清楚方肯罢休。
讲完课，送走当地客人，窟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宿先生他们就由我陪同开始看洞窟。这里的窟号是顺着明屋达格山走势，由西向东依次编定的，并又以中间的苏格提沟为界，划分成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４个区。先生他们先用４天时间，按编号顺序，从谷西区看起，一直看到后山区，基本上一天看一个区，将整个窟群２３６个窟看了一遍。
因为是第一次跟随宿先生看洞窟，自然比较留意。最为突出的印象是，他看洞窟，总是随身携带一本记事夹和铅笔，到了要看的地方，十分注意观察洞窟所在位置、崖面遗存以及与毗邻洞窟之间的关系，并娴熟地勾画到记事夹的纸页上。
进入窟内，除壁画外，对形制结构，对各种残迹，同样看得非常仔细。这是我以前少见的。对此，先生解释是自己年纪大了，这样便于记忆，其实是他以考古学家的眼光审视克孜尔石窟。正因为先生慧眼独具，一些重要现象很快被揭示出来。
过去，我们动辄说克孜尔石窟规模大，洞窟数量多，却从未想过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比如，这里的２—６窟，单独开凿在窟群西端较底一层崖壁上，其上依次是７—１３窟和１４—１９窟两列洞窟。先生第一天上午到此，立即发现这５个窟位置毗邻，类型齐备，既有供僧众巡礼观像用的中心柱窟４窟，有供讲经说法用的方形窟３窟，又有供禅坐与生活起居用的僧房窟２、５、６窟。认为这一组窟很可能就是一所佛寺，而克孜尔石窟可能是一处佛寺比较集中的地方。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突破了长期以来囿于对单个洞窟作孤立研究的局限，预示着实习组将掀开克孜尔石窟研究新的一页。
在随后的时间，除看到更多不同类型洞窟之间组合的情况外，又发现不少中心柱窟和方形窟是由原先僧房窟改建成的，而僧房窟被改造现象往往与洞窟之间组合密切相关。还发现个别窟壁画经多次重绘，而最外层所绘的便是千佛形象。
这种改变洞窟类型的打破关系和壁画的叠压关系，就为判定洞窟、壁画的早晚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依据。
仅仅４天，宿先生他们就看出如此多重要问题，这既使我们感受了克孜尔石窟丰富的蕴含，长了见识，也再一次使我们深切感到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不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即使天天面对，也只能徘徊在浮浅的层面，很难得以深化。
石窟考古研究，首要的是要解决分期和年代问题，这是对石窟进行专题或综合研究的必要前提。拿宿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基本功，年代不清，材料不能用。
由于克孜尔石窟未发现有关修建年代的资料，因此，要解决它的分期与年代问题，难度可想而知。过去国内外研究者对此曾作过几次有益探讨，取得一些成绩，但都存在可议之处。这次实习组工作重点依旧放在这上面。就在结束初看的当晚，师生们即开会商讨如何开展工作问题，叫我们文管所业务人员也参加讨论。会上，宿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求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和花边服饰等方面着手调查，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考虑一下早中晚，然后，再将这几方面整合在一起，提出一个分期与年代的初步意见。先生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细部变化，说细小之处反映时代最敏感，可以见微知著。为配合这项工作，会上还由晁华山介绍了德国人于上世纪初迄３０年代对克孜尔石窟考察研究概况。
自此之后，研究生们按照各人承担的课题，分头上洞窟收集资料，进行类型排比，每天都是行色匆忙，穿梭般往返于各窟之间。宿先生更是如此，他每天起得很早，窟区尚未完全苏醒过来，他便一个人走出招待所，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或是沿着主干道眺望洞窟，或是到窟前凝神细看，并不时地在记事夹上做着记录。先生忙碌些什么，我不是特别清楚。也许是在绘制洞窟联络平面图，进一步思考洞窟组合问题；也许是在选择各类型中的典型洞窟，考虑阶段划分问题；也许是在筹划下一步将要进行的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编写事宜……因为实习组来克孜尔石窟之前，作了充分准备，除翻拍流失域外的壁画照片外，还搜集了包括佛典在内文献上有关龟兹的记载，不仅资料完备，而且全部用蝇头小楷工整地抄录在自制卡片上，２０多万字，厚厚一摞，用功之勤苦可见一斑即附录于《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３卷中的《龟兹事辑》。这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我便利用这段时间借来抄写，没有一直随同先生。不过，在此期间，先生对大像窟格外关注，又专门安排时间，与研究生一起，对７个大像窟逐个再看了一次，我也忝列其中。
那天仍是我带着窟门钥匙走在前面，首先来到位于招待所对面的７０窟。再往西即４７、４８两个大像窟。在７个大像窟中，７０窟保存状况是最差的，窟顶和两侧壁均已塌毁，只在后壁残存若干当年用于插置固定大立佛像的木橛小圆孔，地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芦苇。９月下旬的新疆，天气转凉，草木开始发黄，这里的芦苇更是早早地变成枯草，临风摇曳，给人一种破败萧索之感。
我曾多次路经这里，每次皆是匆匆而过，这次也同样，径直朝４７、４８窟走，而宿先生却停下来驻足观看，发现此窟与一般大像窟形制有所不同：它已废除中心柱，而是在大立佛像下部向里凿出一横长方形低窄的后室，以大立佛像腿脚部位成为主、后室的分界，使僧众不再绕中心柱而是绕大立佛像礼拜，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东、西两大立佛像布置极其相似。他边看边走到里面，比划着给大家解释，又用脚跺跺窟内堆积的泥沙，说７０窟大立佛像可能是克孜尔石窟中最高大的一身立佛像。在接下来看另外几个大像窟时，亦见有类似的新样式。
这又是一个重要发现，而且就在眼前这荒芜的废墟之中。先生的锐利目光，不由得不让人叹服事后，他又联系文献关于龟兹历来重视供奉大型立佛的记载，联系龟兹石窟盛行开凿大像窟的传统，联系周边地区所见大像窟与大型立佛像时间要晚，数量要少的情况，认为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石窟，除其它类型洞窟的形制和壁画外，还有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这一重要内容，它给予新疆以东葱岭以西石窟更为重要影响。这使我们对克孜尔石窟所具特色及其在东西方佛教文化交流史上重要地位有了进一步认识。
宿先生不仅以自身的学术造诣，从不起眼的大像窟中，指隐发微，揭示出龟兹文化的重要片段，提出极具创见的论点。同时，这一期间，先生所表现出的执着探索精神，同样令人敬佩。
克孜尔石窟９６—１０５窟开凿在苏格提沟西侧峭崖绝壁上，一副凌空蹈虚的气势，是整个窟群中最为险峻的一组窟。经岁月沧桑，崖面情况已非当年，如今要上这一组窟，先得从一条陡斜的坡道，行至峭壁下，然后再从架设在９６、９７、９９窟前的３座简易木梯，分别登临各窟。
考虑到这些梯子已陈旧，尤其是从９９到１００窟以后各窟，要穿过一条很窄的崖间小道，非常危险，稍有不慎，随时会摔下崖去，后果不堪设想。而宿先生当时已年近６０，体态有些发胖，为安全起见，初看时，有意绕开，没让他上去。后来他听说这一组窟，不独壁画保存较好，在组合上很典型，发展过程也很明晰，执意要看不可。
一天下午，先生由马世长、丁明夷陪同，从９９窟看起，一窟窟看过去，一直看到１０５窟，都还比较顺利，可在折返回来看９８窟时，出现了惊险一幕。
９８窟系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门道便单独成为一个长条形小窟未编号。后来不知是谁，也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上下窟方便，又将它们之间封闭的门重新打开，串通起来，而长条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门，与９９窟前室敞口侧壁相隔仅有１米多。这样，往来于９８、９９窟，除走梯子外，还可攀岩，直接从长条形小窟进出。这看起来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脚踩不稳，都有可能跌入沟底，后果同样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文管所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此处时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
宿先生那天也是从９９窟直接到９８窟，我正好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看的真切。只见他先用右手抓住９９窟侧壁，转过身，迈出右脚，蹬到一块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长条形小窟侧壁，将整个身体紧贴住崖壁。毕竟上了年纪，他这时并未能迅速跨出右脚，顺势进入长条形小窟，却在一次次用左脚试着寻找落脚之处，让所有在场的人着实捏了一把汗。好在先生很镇静，过了片刻，终于化险为夷。２０多年前的这一幕，先生可能早已忘却，而我依然记忆清晰。可以说，他在石窟考古方面那一篇篇宏文，不仅仅是书斋的产物，也是历经艰险写就的。
经过１个多月的考古调查和类型分析，在宿先生主持下，实习组作了一次小结，主要由４位研究生汇报各人工作情况和对分期的意见。他们将调查获取的各类数据资料以及自己的看法，在先生居住的房间内汇集、交流、融合。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点都不假。由于调查深入，观察细致，不啻全面弄清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包括洞窟组合、打破关系特点，同时对壁画内容考识有了显著突破，新识了上百种题材种类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画。一些克孜尔石窟特有的题材画面亦都被识别。对壁画内容实质、艺术特色和渊源关系等也作了探讨。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闪耀着中西文化交融的异彩，反映的主要是小乘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内容，在我国佛教文化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使克孜尔石窟的真正价值得到了最为准确和深刻的揭示。
所有这些成果以及晁华山对德国人工作和研究情况的介绍，后来都整理成文。除洞窟形制方面的篇目尚未刊出外，其余皆分别以《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与后室的壁画》和《２０世纪初德国人对克孜尔石窟考察及后来的研究》为题，收录进《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３卷内。作为代序的开篇之作《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便是宿先生综合分析克孜尔石窟形制、塑像和壁画上的现象特征，并结合历史文献，参考１４Ｃ测定的年代数据，而得出的有关克孜尔石窟部分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的意见。
先生认为克孜尔石窟可以较为明显地划分出３个阶段，主要为４—８世纪的遗存，这是实习组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最具份量和体现学术水平的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克孜尔乃至新疆其它石窟提供了可信的年代座标，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应该说，就是实习组师生们这１个多月的辛勤努力，最终造就了《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３卷学术性图籍的初稿。
那时，是我到克孜尔石窟工作的第８个年头，很想尝试着写点东西，参加完实习组小结，觉得自己一下子明白不少，知道了它是怎样一处佛教文化遗址，也感知到它的一些独特性，即根据记录，整理成一篇短文，惶恐不安地送请宿先生审阅。因为没有完全领悟，整理时难免有些生吞活剥，专业术语连篇，先生让我“自个儿再琢磨琢磨”。我又根据先生意见重写一次，尽量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先生看过后说可以了，并顺手拿起铅笔改定了几处。这就是笔者后来以《克孜尔石窟艺术简介》为题刊于《美术》１９８０年第４期的那篇处女作。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宿先生陆陆续续谈及做学问的话题。凡接触过他的人，大概会有同感：先生虽然学养深厚，但出言为文都很谨慎。他对后学晚辈倾心扶持，但除了讲课，却很少长篇大论，多半是言简意赅，点拨一下，启发你去思考。
相处时间长了，他对我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说：守着宝可要识宝。又说：做学问，路要走正，要扎实。对洞窟、壁画，要使劲看，确实看清楚了，看准了，觉得有必要写了，再提笔成文。还说：年轻人不要急于发表东西，要谨慎，否则将来老了，白纸黑字，都是负担。话不多，说的也非常浅近，而含义却很深远。我的粗浅理解是，先生希望我们要认识克孜尔石窟的价值，珍惜在这里工作的机会，加强学习和研究。如果这么好的环境条件不去利用，实在是暴殄天物了。而做学问、搞研究，一定要态度端正，脚踏实地，戒急用勤。对洞窟、壁画要下工夫考察分析，等有了新发现、新见解，才可撰写论文。不能自己还未弄清就写，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要留下人生遗憾。
我记不清是谁讲的了，说名人一、两句话，往往影响到人的一生。确实如此，宿先生这些话，这些涉及学术规范的话，尽管都是以一种平静、质朴的言语说的，对我而言，真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说起来汗颜，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在研究上取得什么成绩，可在态度上，我却一直奉行先生的教诲。
宿先生对实习抓得很紧，分期断代工作才告一段落，还未顾得上喘口气，即刻着手安排编写记录性的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他的这一想法，是目睹克孜尔石窟现状之后形成的，抑或早有此考虑，我没有问过。不过，通过文字、实测、照片和线图等手段，将各个石窟的资料，客观、全面地收集记录下来，编印出版，应属远见卓识之举。这不仅有利于对整个石窟开展系统的研究，有利于他人远距离进行研究，并且一旦洞窟遭受损坏，也能依据掌握的资料进行恢复，实为一项根本性的保护措施。
按宿先生当时设想，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将分作３０卷末后一卷为索引，并拟定一份每卷所包括窟的清单。他与我们商定：第一卷原包括２—６窟、１４—１６窟和１８—１９窟，为使头尾完整起见，后又补入１窟和２０—２３窟及４个附窟，共１９个窟由实习组负责记录编写，开个头，以后各卷以文管所为主组织编写，北大提供必要的协助，并逐步退出。他说：编写考古报告，随时需要在现场观察比较，即使最后报告完成，有时仍需到现场核对复查，只有本单位人员最具备这样的条件。
为了编写好考古报告，先生除经常到清理现场指导外当时仅清理２—６窟前端被掩埋的基址，又于１１月２日晚专门给大家讲了怎样记录问题。这是他在克孜尔石窟讲的第３课。先生的授业解惑，不仅使我们获得知识，更促进了探讨学问的风气。在这次讲课中，先生除讲授一些记录方法和注意事项外，还再一次强调“要使劲看，看明白了再记录”。开始勾线图时，他亲自参加，还叫上我们，说“体验一下有好处”。不巧，那些天，正值拜城县领导来与公社协商解决窟区保护范围土地问题，我未能参加。事后听说，在勾线图时，先生一再叮嘱大家要认真，不能有任何遗漏，哪怕是菱格图案内的一朵小白花，都要如实勾画出来，达到画面准确、完整。搞过壁画临摹工作的人都有体验，勾线图是要随时根据壁画位置和线条走势变换姿势，有时要站在架子上，仰着头，抬起胳膊画，有时又要蹲着趴着地上画，既累又别扭，细微的地方就容易马虎过去。由于先生严格要求，身体力行，仅用半个月时间，包括线图在内的各项资料收集记录即告完成。
这是实习组继分期断代之后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在两个多月的日子，宿先生他们白天看洞窟、壁画，晚上整理资料，也没有休息日，可谓是夜以继日的连轴转。由于工作强度大，时间一长，师生们日显疲惫。虽然很辛苦，可在生活上，先生本人，或是研究生们，从未自视特殊，提过任何要求，一日三餐都与我们一起，在食堂吃少油少菜的饭食，喝苏格提沟内的苦咸泉水。我们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可又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便在中秋节这天，特意安排了一次赏月活动，让先生他们放松一下。那时食品紧缺状况尚未根本好转，粮油肉仍是定量供应，自然也丰富不起来，只是从县城买回一些月饼。再一个内容，即是从木扎特河拉回一大桶水，用河水泡茶喝。晚饭后，将食堂４张大圆桌搬到户外，摆上月饼，泡上茶，请师生们就座，和大家一起赏月。尽管活动很简朴，而月饼因油放得少，加上新疆气候干燥，时间一搁长，硬梆梆的，深秋夜晚也已略带寒意，但那天天气很好，天空清澈无比，一轮皓月早早挂上了山巅，将窟区衬映得分外幽静，好像它懂得我们的心意，专门为这次赏月升起来的。这是我在克孜尔石窟工作期间仅有的一次赏月活动，因而也就深深印刻在脑海里。如今思及，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实习行将结束，宿先生将要离开克孜尔石窟的前３天晚上，我拿上纪念册，请他题字，留作纪念。先生没有推辞，接过册子，翻看了一下，思索片刻，即执笔写起来。原以为先生也只是写上几句或一段勉励的话，却没想到竟题诗一首，全文如下：
远山抹红屏，近柳织紫毡，婆娑老桑树，婀娜泪流前。石窟若蜂房，嵌缀崖中际，丹青俱妙手，应赞龟兹艺。
龟兹艺，融东西：经营自由化，赋彩凹凸奇，日车风神传西样，菱格山峦出新枝；赭稿易墨线，流云现后期，偏衫双领千佛像，龟甲团花唐式移。
西掇东采独创新，选胜择幽国城西，今夜闲龟兹盛，头筹当属克孜尔读如尼。
在克孜尔千佛洞学习二阅月，获益良多，临行杂咏所感如上，求正于保管所诸同志。
宿 白 １９７９．１１．２０
这里稍作解释：诗中“远山”是指与窟群隔河木扎特河相望的雀尔达格山，裸露的山体呈红色，俨然一道呵护克孜尔石窟的天然红色屏障。“近柳”指谷西区窟前的红柳丛，春秋两季开红、紫色花朵，诗中形容它们宛如“织紫毡”，是为与上一句“抹红屏”相对。“老桑树”和“泪流前”则分别指招待所门前几株茂枝如臂的百年老桑和流经其前的苏格提沟泉水。因泉水发轫于山崖水滴，相传此系古代库车一位公主痛失恋人后流下的眼泪，故称作“泪泉”。先生在诗中通过对这些特有气象与景色的摹写，描绘了克孜尔石窟独特的自然风光，并用简练语言，精要地概括说明了克孜尔石窟壁画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艺术特色，赞誉它为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祖国西北边陲这处佛教遗迹的情愫。
正因如此，宿先生在返回北京后，仍关注着克孜尔石窟，尤其是考古报告编写事宜。时隔１年，实习组完成第一卷报告草稿，为订正记录和清理后来补入的９个洞窟，晁华山、马世长、许宛音、丁明夷又都先后至少１次到克孜尔石窟，每次都带来先生殷殷嘱咐——不要中断考古报告的编写，有什么困难，让他们帮助解决。马世长１９８０年底到克孜尔石窟时，还结合第２卷所包括各窟实际，给我们讲了如何记录和实测等问题，真是用心良苦。１５年后，当第１卷报告书成之后，先生在序文中回顾了编写过程中的诸多艰辛，又一次感慨地说：外单位人员，即使有当地保管所、研究所密切合作，也难以顺利完成一处重要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他希望在克孜尔石窟改属自治区，并扩展为龟兹石窟研究所后，仍能按过去商定意见继续进行。此后，又多次在文章和谈话中，呼吁尽快将编写石窟报告提到日程上来。
好事多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１卷终于在１９９７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石窟考古报告。然而第２卷，由于主客观原因，笔者难以全力投入，不久又工作变动，至今仅是部分文字记录。假如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坚持不间断地编写，按每２年完成１卷，至今少说已编写１０卷以上——巨轶一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先生的嘱咐，读到他呼吁的文字，内心深感愧疚，辜负了先生的希望。而今我也已成了先生所说的外单位人员，更不可能继续这项工作，只有抱憾终生但我相信，先生倡导、期待的事业必将切实开展起来，一定会通过编写考古报告，将克孜尔石窟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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