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佚是清代学者治学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论文根植于历史文献，从学术研讨角度概述了清儒黄奭辑佚魏晋六朝隋唐韵书的相关问题，以完善辑佚学领域深入研究黄奭辑佚成就之不足。
黄奭（1809——1853）是清代道光年间著名的辑佚家，在我国辑佚学史上的地位功垂后世，其辑本《黄氏逸书考》（一名《汉学堂丛书》）闻名于世，深为历代学者推重。梁启超先生说：“嘉道以后，辑佚家甚多，其专以此为业而所辑以多为贵者，莫如黄右原（奭）、马竹吾（国翰）两家。”叶仲经先生评价说：“甘泉黄右原先生虽起家赀郎，而能够学靡倦，至为阮文达公所称许……与马氏（国翰）一南一北，同时互相辉映。”评价之高，不言而喻。
一、黄奭辑佚时代背景
辑佚是清代学者治学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清代出现大规模的辑佚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和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就其政治背景而言，乾隆时代的专制政治达到高峰，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但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则是康熙、雍正时期所未有。为回避现实，文人们只能躲进故纸堆里，专心考据文献，校勘版本，辑佚古书，形成后来以考据为中心的乾嘉学派。就其文化背景而言，长期历史过程中，古代典籍由于人为（禁毁、兵事）和自然（水火、虫、鼠）原因，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名亡实存。古书的大量亡佚，使清代“好学之士，每读前代著录，按索不获，深致慨惜”。于是，为保存文献和便于治学，清儒们纷纷地从类书、选注及经注、史注中所引，缀拾补录，考求佚书及佚文。此外，官府组织修纂《四库全书》也是清代辑佚成为治学风尚的重要原因。乾隆四十六年（1782）末，纂辑成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部书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辑出大批珍贵的古佚书，对清代辑佚产生了巨大影响，清儒看到辑佚存在着的巨大潜力和功用，纷纷效仿。一时间，私家大规模的搜辑佚书之风广泛盛行，并延续到晚清。
这样的历史原因及文化氛围推动了清代辑佚大家辈出，以辑佚闻名遐尔、显名后世者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乾隆末嘉庆、道光间五大辑佚书家章宗源、严可均、马国翰、黄奭、王谟。他们竭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古籍的考据、辑佚、校勘工作，并将其成果反映在他们刊刻的丛书中，致使丛书刊刻门类繁多，有新疏之群经，精校之古子，重辑之佚书，纷然杂陈。这些丛书内容遍及四部，为恢复亡佚的典籍概貌贡献巨大。因此，梁启超说：“吾辈尤有一事当感激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国无足轻重，名著失堕，则国民之遗产损焉”。
二、《黄奭逸书考》内容、书名及版本
黄奭辑刊古籍佚书的时间约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以后，咸丰三年（1853）二月，因太平军攻占扬州而结束。这期间，黄奭承师训托，搜逸掇残，用功精深，几近毕生之精力辑刻古佚书，辑刊成书者有：《清颂堂丛书》八种，《知足斋丛书》六十六种，《黄氏逸书考》近三百余种。其中《黄氏逸书考》对后世影响最大，并由此奠定黄奭在清儒辑佚中的地位，成为清代五大辑佚家之一。该书将所辑经史子集各类佚书分四类：“曰《汉学堂经解》一百一十二种；曰《通纬》七十二种；曰《子史钩沉》八十四种；曰《通德堂经解》十七种。共二百八十五种，通计七千三百九十三篇。”
关于《黄氏逸书考》之书名，据王鉴《黄氏逸书考·序》中语：“原书……各类篇首下方统曰'逸书考’”。朱长圻《黄氏逸书考·序》“其（指黄氏）著述博瞻有根柢，所辑'逸书考’网罗至数十百种”，叶仲经《黄氏逸书考·序》“曾辑《经解逸书考》、《通纬逸书考》、《子史钩沉逸书考》、《通德逸书考》等”。[7]由此推测，大概黄奭辑刊古佚书汇刻成书时，取丛书名为《逸书考》。今人曹书杰先生在《黄奭辑佚书书名辨》一文中，曾专门对此事进行过考述，其结论是“黄氏辑佚书汇印之总名，应以《汉学堂逸书考》概之。”今天，我们与古人去远，可证资料有限，书名孰是孰非，不可妄下雌黄，姑且沿用流传广远、颇有影响的《黄氏逸书考》为之名。
黄奭辑本流传于世的有多少版本不得而知，目前笔者查到如下四种：
（一）《汉学堂丛书》：清道光中甘泉黄氏刊光绪印本
该本为黄奭次子黄澧整理印行，为黄奭辑佚书第一部正式汇印本。其内封面印有《汉学堂丛书》，背面印有“经解逸书考八十五种，通纬逸书考五十六种，子史钩沉逸书考七十四种。”加上附叔苻印《高密遗书》十一种，全书合为二百三十一种（含附书）。卷首有光绪十九年仪征刘富曾序，黄澧跋，及重编的《汉学堂丛书目录》和《高密遗书目录》。该本并非书版之全部，仅为其中卷帙完好者，故所录各书皆据道光旧版刻印，未作修补。
（二）《黄氏逸书考》：民国十一年（1922）江都王鉴据甘泉黄氏原刻补刊印本
该本为王鉴补修《汉学堂丛书》印本而成。其内封面印有《黄氏逸书考》，背面印有“汉学堂经解一百一十二种，通纬七十二种，子史钩沉八十四种，通德堂经解十七种。”
故全书合为二百八十九种（含附书），较《汉学堂丛书》增加五十八种。增补数目为：汉学学堂经解二十六种，通纬十五种，子史钩沉十种，通德堂经解七种。卷首有王鉴1925年序及凡例，详细记述了书版流传、校勘经过、易名原因等过程，卷末附有仪征刘富曾《跋》一篇。
（三）《黄氏逸书考》：民国二十三年（1934）江都朱长圻据甘泉黄氏原刻补刊印本
该本为朱长圻据王本旧版补刻重印而成，十六函，一百六十册。朱氏不仅补订王氏书版刊误多处，而且在王氏印本之外，又增加了黄奭辑佚书二种：吴谢承《后汉书》、晋曹嘉之《晋纪》各一卷。故全书总数达到二百九十一种。此外，全书后还附刻王鉴《怀荃室诗存》五卷，清江都王甲曾《不波山房诗钞》，清王尔铭《云史日记》等六种。卷首除保留王鉴《序》之外，并增加朱长圻自《序》一篇，记述刊刻始末，同时请朱氏好友叶仲经为该书作《序》一篇。该《序》涉猎内容广泛，特别是对辑佚书的发展历史给予详尽的论述及评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汉学堂经解》：广陵书社出版社，2004年4月版，全三册
该本为广陵书社据一九三四年江都朱长圻据甘泉黄氏版补刊印本影印，精装本，全三册。全书选录《汉学堂丛书》中的《经解逸书考》和《通纬逸书考》两大部分内容成书，分易、书、诗、礼、春秋、五经总义、小学、河图等类，共计一百四十一种，皆为汉至六朝之遗书及逸书，一种一卷。该书重印目的是为了治学者能“更广泛、深入地把握两汉、六朝经学地全貌，科学地论定汉学地成就与不足，认清它在学术史以至整个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
朱本印行最晚，且将前两本书内容尽收其中，因此较为完备，尚属佳善之本。今版存于江苏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扬州古籍书店有重印本；1984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略作校订后再次重印，两印本皆为线装。
三、清儒辑佚家对黄奭韵书辑佚的影响
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清人辑佚魏晋六朝隋唐佚韵书者除了黄奭而外，还有其余三家：任大椿、马国翰和顾震福。我们将黄奭、任大椿、马国翰、顾震福四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辑文献版本进行梳理，可以考察所辑文献的原貌，发现各自辑佚的特点，并由此考察其对于黄奭韵书辑佚所产生的影响。
（一）黄奭与任大椿
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江苏兴化县人，早于黄奭（1809——1853）七十多年，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经训学家，曾与清代儒学大师戴震（1727——1777）同科举人。辑佚书《小学钩沉》共十九卷，是一部辑录古代训诂资料的书，首发大规模专辑小学佚书的先声，学术价值高，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著录其不同版本有四种，第一种即为“《小学钩沉十九卷》清任大椿辑
清嘉庆二十二年汪廷珍刻本 清黄奭校补（现存北京图书馆）”。
该书为线装，黑格抄本，全一册，清人王念孙校前十二卷，黄奭补校，所补校之处皆用朱笔标明，清晰可见。韵书部分主要校补任氏辑佚文不足之处，诸如征引文献出处不够详尽，未注明原书作者名等，黄奭考证后一一补齐，同时校勘佚文多处。
（二）黄奭与马国翰
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历城南权府庄（今济南市历城区全福庄）人。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藏书家、辑佚大家，辑佚隋唐前韵书主要收录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小学类》。黄奭与马国翰可谓同时代之人，辑佚活动都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但是比较发现，即使辑佚同一部书，由于底本选择、材料来源、理论素养等原因，所辑佚文在篇目、数量、编排体例等方面很少雷同。同为《声类》，马国翰辑得佚文235条，黄奭辑得佚文236条，尚有补遗16条，佚文编排顺序也有很大差异。这充分说明，黄奭与马国翰的辑佚活动同时进行，各自为之，恰似两条平行直线彼此没有关联。但是，清代流传任大椿《小学钩沉》版本除《善本书目》著录之外还有很多，以学术传承性和任大椿辑佚学史地位来看，马国翰有所借鉴也是自然的。
（三）黄奭与顾震福
顾震福（1872——1936）字竹侯，江苏淮安人，清末民初文字学家、经学家、著名谜家。是继黄奭之后的清末辑佚家，相对黄奭而言属于晚辈，辑佚活动时间比黄奭约晚五、六十年，但能在前人辑佚基础上继续发掘、整理并有所收获，如《小学钩沉续编》八卷，完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时年仅二十一岁。该书意在辑补任大椿《小学钩沉》之缺漏，得书凡48种。辑佚成果丰硕，仅《声类》一书比他人多辑出100条。有些材料可以弥补黄奭辑佚韵书之不足。
（四）顾震福与任大椿
顾震福所生活的年代要久远于任大椿，但是顾震福《小学钩沉续编》与任大椿《小学钩沉十九卷》却是一脉相承。清人辑佚家中，顾震福极力推崇任大椿，又在《小学钩沉续编·自序》中说：自己看到任大椿未见到的材料，因此编撰目的主要补“任氏所未及者，依其体例为补辑之。”并在凡例中说明补辑任氏的原因及指出任氏辑佚的不足、订正任氏辑佚的错误等。在引用材料方面比任大椿更认真，主要取材于慧琳《一切经音义》。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中说：“慧琳《一切经音义》在晚唐五代之间曾经一度失传……直到光绪初（1875）中日通使时，高丽和日本的刻本才流传到中国来。”而此时，黄奭，马国翰、任大椿已经过世而未见，因此，顾震福增补前人辑佚材料更加丰富。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人整理、辑佚隋唐以前韵书并形成文献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作为辑佚内容的一部分。任大椿《小学钩沉·小学类编·附编》、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小学类》中所著录的佚韵书既是。二是建立在前人辑佚成果基础上并有所发展。黄奭《黄氏逸书考·汉学堂经解》、顾震福《小学钩沉续编》中所著录的佚韵书既是。理清这个线索，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清代学者辑佚情况，并客观地理解评价黄奭辑佚韵书的成绩及局限性。
四、黄奭辑佚韵书研究价值
“辑佚的直接动机一般说来有二：一是以辑佚为目的的辑佚，一是以辑佚为手段的辑佚。以辑佚为目的的辑佚活动，即把辑集古佚文献作为工作目的，其实现的形式是辑佚成书。以辑佚为手段的辑佚活动，即在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工作中以辑佚为手段，其实现的形式是将佚文散见于研究、整理成果之中，进一步发展也可辑编成册。”黄奭辑佚当属前者，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古佚文献整理价值。隋唐以前韵书均属亡佚之书，黄奭根据类书、选注及经注、史注等文献中所引，考求佚文，缀拾补录，重新辑出，对隋唐以前佚韵书进行系统的归纳梳理，通过发掘、整理和保存，以求恢复中国古代韵书之原貌，或恢复其一部分，为后人治学和韵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材料。特别是佚文辑佚的引书部分，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充分利用引书的保存文献，考察古籍文献或佚失文献的流传情况，其文献整理价值不言而喻。
（二）语言文字价值。隋唐以前佚韵书中保存着大量的反切、古籍的音注以及释义词，为我们研究古代音韵、文字训诂，汇辑了丰富的数据，无论在韵书或字典方面来说都不失为重要的著作。为传统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语言数据及宝贵的史料价值。
（三）韵书史研究价值。在音韵学史上，《广韵》一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我们研究古音最重要的材料。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看，韵书是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从韵书萌芽时期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到六朝时期“音韵锋出”的李槩《音谱》、阳休之《韵略》，再到韵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以及后来《切韵》系韵书《唐韵》、李舟《切韵》等，这些韵书在当时社会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通过黄奭的辑佚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捕捉韵书史的发展脉络，促进汉语音韵学的理论研究。
（四）认识价值。对隋唐以前佚韵书的梳理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认识黄奭辑佚韵书的内容、材料、方法、体例、局限等特点，将其与清代任大椿、马国翰、顾震福辑佚韵书相比较，找出黄奭辑佚韵书的成绩及问题，为我们全面认识、客观评价黄奭及其辑佚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可资参考的理论依据。（牛洪顺 罗琦）
参考文献
[1] 黄氏逸书考·汉学堂经解[M].江都朱长圻据甘泉黄氏原刻补刊印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
[2] 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
[4] 王重民.清代两个大辑佚家评传[M].北平：辅仁大学，民国二十一年.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曹书杰.辑佚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内容和意义[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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