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最看不惯曾国藩的精明与算计。曾国藩请客，因为担心有的客人不来，坐不满桌，他每次都会多请几个人。某次，群贤毕至，坐满一桌后，断断续续还有人来，曾国藩一次次起身让座，最后只能站在桌边作陪了。惹得左宗棠当场作诗嘲讽他。

1872年，曾国藩病逝，左宗棠总算谦虚一回，敬献了挽联，并在落款处署名“晚生左宗棠”字样。这大约是左宗棠人生中仅有的一次在曾国藩面前自称晚生。

1867年，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被朝廷补授协办大学士。按朝廷规制，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应自称晚生。

但左宗棠写信给曾国藩说：“照例应称晚生，但弟仅少公一岁，似不算晚，请仍称弟。”面对左宗棠的撒泼耍赖，曾国藩也只好无奈地表示同意。

李鸿章做为曾国藩的大弟子，深得曾的绝学。曾国藩擅长用相法识人，为此还总结出来几条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云云。

另外，曾国藩还自创出十八条摆脱困境和绝处逢生的“挺经”，李鸿章感觉受益匪浅。老师去世，他撰联缅怀其丰功伟绩，也追念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1864年，攻克天京城仅一个月后，曾国藩怕功高震主，向朝廷自请裁撤湘军。

而李鸿章更精明，他的淮军就是不裁，结果还真让他捡了大便宜。淮军和嗣后创办的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安身立命的本钱。

与北洋水师同时创立的，还有南洋水师。

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向清廷建议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筹办南洋水师。

正当一切初具规模，捻军进犯陕甘，朝廷着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北平叛。朝廷经费不足，左宗棠又开创了向胡雪岩借钱（自筹资金）打仗的先例。

他把刚刚创立的船政局交给了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个为官清正，不畏强权的人物。

当年，左宗棠与林则徐初次相识，仅通过一夜长谈，林则徐便认定左宗棠是百年难遇的人才，于是主动向他介绍起新疆的物产与战略地位。

后来，左宗棠率领湖湘子弟出征新疆，他随身携带的地图等第一手资料就是拜林则徐当时所赠。

南洋水师建成的第一仗，是赶跑了企图霸占台湾岛的日本人。沈葆桢荣升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可是他随之却做出了不再扩建南洋水师的决定。

沈从国家大局出发，认为北洋水师负责拱卫首都，意义更大。在朝廷财政捉襟见肘，无法支撑两支水师的情况下，他的决定应该让李鸿章感到汗颜。

曾左李三人中，左宗棠做过东阁大学士，又当过两任军机大臣，是正儿八经的宰相，曾国藩没有做过军机大臣，所以不能被称为宰相。

李鸿章虽不是宰相，但他在曾国藩的湘军裁撤之后，先依托淮军，后又凭借北洋水师的家底，在朝廷里的实际权力，比有宰相之名的左宗棠那是大多了。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围绕镇压太平军互相争功，属于个人恩怨，后期则源于对朝廷大政方针所产生的分歧。

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体现的是李鸿章的务实、短视，以及左宗棠独到的战略眼光。

随着朝廷对李鸿章的进一步倚重，垂垂老矣的左宗棠，在与李鸿章的抗争中每每败下阵来。这不只是左宗棠个人的，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自请上前线督战，但未获朝廷批准。

前方镇南关大捷，后方的李鸿章却奉行不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事的妥协政策，怂恿朝廷与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让主战派的左宗棠愤怒至极，大骂李鸿章误尽苍生，终要落下千古骂名。

李鸿章也毫不示弱，很快罗织了罪名，将左宗棠手下的两名重要将领充军流放。

李鸿章还不罢休，又使用手段将左宗棠的至交好友胡雪岩弄得生意失败。最后，胡雪岩被朝廷革职抄家，一代巨贾在贫恨交加中惨然离世。

梁启超对于李鸿章，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他认为李鸿章是个“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

其实，李鸿章本人也是万分委屈。这从他的《临终诗》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人，有时活着比死更难；有些锅，还非得你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