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之夜
抽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后，奥·曼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立马返回莫斯科，然后每天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打电话，央求她赶到莫斯科来。她迟疑不决，他生了气。她已经打算去买车票了，却仍站在窗前思忖。“您是在祈祷您自己别遇到这种厄运吧？”普宁问道，他是一个聪明热情、十分出色的男人。就是他，一次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转悠时突然说了一句：“现在我们去看看您将来怎么上绞架吧。”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往后，灵车将在黄昏碾过脏雪……哪位疯狂的苏里科夫将描绘我的结局？”这两句诗引自阿赫马托娃1939年所作《我知道，原地不动……》一诗。但她最终并未踏上这样的旅途。“他们最终会揪住您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宁常说，每当此时，他脸上便会掠过一阵抽搐。但是，他们最终忘记了她，并未抓她，相反，是她送包括普宁在内的许多友人踏上了最后的路途。
去车站迎接安娜·阿赫马托娃的是廖瓦即列夫·古米，他当时住在我们家。我们把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情托付给他是个错误，他自然要设法错过母亲，她很是生气，脸色不同以往。那一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常来我们家，她早已习惯在车站就听到曼德施塔姆讲的最新笑话。她还记得，一次列车晚点，曼德施塔姆说了这么一句动气的话：“您是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赶来的。”又一次，列宁格勒下雨，她身着雨靴和带风帽的胶皮雨衣，莫斯科却艳阳高照，于是曼德施塔姆说：“您干吗打扮得像个潜水员似的？”他俩每次见面都满心欢喜，无忧无虑，就像当年在诗人行会
1911—1914年存在于彼得堡的诗人团体，参加者有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洛津斯基等，他们构成阿克梅诗派的中坚。碰面的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得了，”我常常高喊，“我可无法和你们这两只鹦鹉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一回，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他俩却高兴不起来了。
这一天十分漫长。翻译家大卫·勃罗茨基傍晚过来，他屁股坐得很稳，几乎无法让他挪动地方。家里一无所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奥·曼去邻居家，想找点东西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当晚餐……勃罗茨基跟着他冲出门去，我们指望勃罗茨基在失去男主人公的关照后会感到无聊，转而离去。奥·曼很快就回来了，带着一份收获，即一枚鸡蛋，可是他仍旧未能摆脱勃罗茨基。勃罗茨基重新坐进扶手椅，继续清点他喜爱的诗句，这些诗句出自他喜爱的两位诗人，即斯卢切夫斯基斯和波隆斯基，他对我们俄国的诗歌和法国诗歌均了如指掌。他就这样坐着，不住地引用诗句，不住地回忆往事，直到午夜过后我们才明白他如此死乞白赖留在这里的原委。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来我们家时就住在小厨房里，煤气还没通，所谓的午饭我通常就在过道里用煤油炉做，出于对客人的尊敬，毫无用处的煤气灶被盖上一张油布，摇身一变为一张桌子。这厨房被称为神庙。“您干吗像个神像似的待在这神庙里？”纳尔布特有一次看了一眼厨房里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问道，“最好到哪个座谈会上去坐一坐……”厨房就这样成了神庙，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在厨房里，让奥·曼孤身一人遭受诗歌爱好者勃罗茨基的折磨。半夜一点左右，突然响起一阵声音清晰、意味深长的敲门声。“是来抓奥夏的。”我说了一句，过去开门。
门外站着几个男人，我觉得他们人数很多，他们全都着便装。我脑中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希望他们不是来抓人的，因为我一时还未注意到被风衣罩住的军装。实际上，这种风衣也是军装，就像沙皇密探的那身灰黄色便服，不过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不速之客刚迈过门槛，我的希望便立即烟消云散。
我希望照例听到：“您好！”或者：“这是曼德施塔姆家吗？”或者：“家里有人吗？”最后，或者是：“请接收电报……”要知道，造访者通常会与开门者打声招呼，等待开门者把他让进屋去。可我们时代的这些夜间造访者们，却不遵从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每个秘密警察兴许都会遵从的仪式。他们什么话也不问，也不等主人开口，不在门前有片刻迟疑，便动作不大地推开我，身手敏捷地走进前厅，房间里立马挤满了人。他们已经开始检查证件，并动作相当熟练、准确、得体地摸索我们的腰间和口袋，看是否藏有武器。
奥·曼从大房间走出来：“你们找我？”他问道。一位身材不高的特工几乎面带微笑地看了他一眼：“您的证件。”奥·曼从口袋掏出护照。
那位契卡人员看了看证件，向奥·曼出示传票。奥·曼读了传票，点点头。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这叫“夜间行动”。正像我后来获悉的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坚信，在每一个夜晚，在我们这样的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可能遭遇抵抗。为了鼓舞士气，他们那个圈子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夜间危险的浪漫传说。我本人曾听说一个故事，说巴别尔就曾开枪，重伤一名“我们的人”，讲这故事的人是一位契卡高官的女儿，她父亲在一九三七年得到高升。对于她来说，这些传说与为上“夜班”的父亲担惊受怕的心情密切相关，她父亲和蔼善良，非常喜爱孩子和动物，在家时总是抱只小猫在腿上，但他教导他女儿永远不要承认自己有错，对任何问题都要坚决说“不”。这位怀抱小猫的和善之人，却断不会替那些被迫承认各种指控的被调查者开脱。“他们干吗要这么干呢？”女儿常学着父亲的样子说道，“要知道，他们这么干，结果让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了进去！……”“我们”，也就是那些带着传票在夜间造访的人，就是那些进行审讯和作出判决的人，他们同时也会在闲暇时分将关于夜间险情的有趣故事讲给朋友们听。这些关于夜间激情的契卡传说时常让我想起巴别尔脑门上的那个小窟窿，这个小心翼翼、脑门高耸的聪明人，一生中或许从未举起过手枪。
他们走进我们安宁的、家徒四壁的家，就像走进强盗老巢，走进贼窝，走进秘密实验室，在这里，头戴面具的秘密分子正在准备炸药，打算展开武装抵抗。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闯入了我们家。
他们检查了证件，出示了传票，并确信不会有抵抗，然后开始搜查。勃罗茨基忧郁地陷在扶手椅里，一动也不动。他身材巨大，就像某个野蛮民族的一尊木头雕像，他坐在那里呼哧着，他呼哧着坐在那里。他神情凶狠，怒气冲冲。我很偶然地求他帮个忙，好像是让他在书架上找本书给奥·曼，他却抢白道：“让曼德施塔姆自己来找。”然后便又呼哧起来。天快亮时，我们已经能在两个房间里自由走动，疲惫不堪的契卡人员甚至不再紧盯着我们，勃罗茨基突然缓过神来，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请求准许他去趟洗手间。负责搜查工作的官员面带嘲讽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您可以回家了。”“什么？”勃罗茨基惊讶地反问一句。“回家去吧。”契卡人员重复了一句，转过身去。军官们都很蔑视他们的平民帮手，勃罗茨基或许就是被他们安排到我们家里来的，好让我们在听到敲门声后来不及销毁某些手稿。
抄家
奥·曼常常吟颂赫列勃尼科夫赫的这句诗：“这片区域是件伟大的东西！是我和国家的相会之地……”此诗无题，作于1922年，所引即始句。但这种相会方式十分纯洁，要知道，赫列勃尼科夫所说的就是检查可疑流浪汉证件的常见行为，可他所道出的也几乎正是国家与诗人的经典关系。我们与国家的相会是在另一个更高层次上展开的。
不速之客们按照严格的仪式行事，他们不用商量，便迅速进入各自的角色。他们一共五人，三个特工和两位证人。两位证人躺在前厅的椅子里打瞌睡。三年之后，到一九三七年，他们一准会被累得打鼾。有哪份文件保障我们在遭到搜查和逮捕时有权要求证人在场呢？我们中间有谁还记得，这样两个睡意惺忪的证人曾向公民提供社会监督以保障逮捕的合法性？要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在黑暗中消失的时候都伴有传票和证人。这是我们对以往时代法律概念所作出的贡献。
担任逮捕行动的社会监督员，在我们这里几乎成为一种职业。在每一幢大楼里，每逢某人遭逮捕，都会叫醒那几个事先指定的老面孔；在外省，一条街道或一个街区由两个证人负责提供服务。他们过着双重生活：白天，他们是房管所的工人，是钳工，是看院子的，是水暖工（因此我们这儿的水龙头才老是跑水？）；夜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别人家里一直待到天亮。我们的物业费有一部分就花在他们身上，要知道，这也是房管所的一项支出。他们的夜班费究竟多少，我不得而知。
年纪大一些的那位特工在对付文件箱，两位年轻些的在搜查。他们的工作之呆板显而易见。
他们是遵循工作规定操作的，也就是说，要对那些狡猾的家伙通常藏匿秘密文件和手稿的地方进行搜查。他们逐本翻看图书，检查书脊，撕开硬书皮，对桌子里的密屉很感兴趣（这些秘密谁人不知呢？），围着衣袋和床铺忙乎。手稿可能藏在任意一口锅里，躺在那里永不见天日。或者最好就干脆放在饭桌上……
我记得两位年轻特工中的一位，这小伙子脸盘很大，面带讥笑。他翻着图书，探究那些陈旧的硬书皮，还让我们少抽点烟。他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让我们吃里面的糖块，以取代有害的烟草。我如今有一位熟人，他是个作家，苏联作协的活动家，他在热心收藏图书，经常吹嘘他那些古老的硬书皮和搜寻来的旧书，比如萨沙·乔尔内和谢维里亚宁的初版诗集，他也老是请我吃铁盒糖果，那小糖盒装在漂亮紧身裤的裤兜里，这裤子是在专为文学家服务的内部裁缝铺定做的。这位作家三十年代在秘密机构谋得一个不高的位置，然后便顺利步入文学界。这两个形象，一个是五十年代末的中老年作家，一个是三十年代的年轻特工，在我这里合二为一了。我感觉到，这位年轻的硬糖爱好者变换了职业，解甲为民，穿上便装，正在解决一名作家必须解决的道德问题，同时继续请我吃那同一个铁盒里的糖块。
这个举动，即请吃糖块，曾在许多逮捕行动时反复出现于许多家庭。莫非这一举动也已进入仪式，一如进门的方式、检查护照、摸摸身体看是否携带武器以及敲敲打打地搜寻秘密抽屉？我们所面对的肯定是一个连细枝末节都已考虑周全的程序，它与革命最初年代和国内战争时期那些疯狂的搜查毫不相同。何者更为恐怖，我说不清。
年长些的军官个子不高，身材枯瘦，是个沉默寡言的金发男子，他蹲下身子，在翻看箱子里的纸页。他的活儿干得很慢很细。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有幸接待的人，是相当专业的文学处工作人员。据说，这个处属于第三厅，可我那位身穿紧身裤的作家朋友，也就是常请人吃糖块的那位，却嘴边喷着唾沫星子一再证明，负责我们这个案子的好像是第二厅，要么就是第四厅。这毫无意义，但对旧时行政警察传统的遵从却与斯大林时代的风气完全合拍。
从箱子里取出的每页纸在审查之后要么扔在地下，要么放在桌上，纸页在桌上渐渐摞成一堆，这是打算抄走的。根据他们对纸页的取舍，总是可以想象出他们打算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因此，我主动为那名军官提供咨询，帮忙辨认奥·曼那些难认的笔迹，确定手稿的日期，并尽可能地讨回些东西，比如比亚斯特藏在我们这儿的两部长诗以及奥·曼翻译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译稿。我们大家发现，那位军官感兴趣的是诗歌近作手稿。他向我们展示一下奥·曼的《狼》一诗的手稿，皱着眉头，小声地把这首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抄起这首讽刺房管员的诗，诗中的那位房管员砸碎了住宅里一台违禁的管风琴。“干吗写这个呢？”军官不解地问道，把手稿扔到椅子上。“的确，”奥·曼也说，“干吗写这个呢？”
一九三七年前后两个时期的所有区别，都体现在我们所遭受的搜查方式之不同上。在一九三八年，无人搜寻任何东西，也无人花费时间审查纸页，特工们甚至不清楚他们前来逮捕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草草地把床垫翻过来，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下，把纸页胡乱塞进一只大口袋，再转悠两圈，就带着奥·曼走了。在一九三八年，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而在一九三四年则是彻夜搜查，直到天亮。
但无论前一次还是后一次，看到我在为奥·曼收拾东西，他们都同样开玩笑地（遵循工作规定！）说道：“干吗带那么多东西？干吗呀？他难道打算在我们那里长期做客吗？谈谈话，就放人了……”这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那个“崇高人道主义”时代的遗迹。“我并不知道我们落在了人道主义者的手里。”奥·曼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样说道，当时他在报上读到了对雅戈（苏联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人）的指责，说他把建造集中营的钱用来建造真正的疗养院……
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讨来的那枚鸡蛋还摆在桌子上，没人碰它。我们大家，当时住在我们家的还有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他不久前刚从列宁格勒过来，我们大家在房间里走动，交谈，竭力不去关注那几个在我们这里东刨西翻的人。突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奥·曼临走前应该吃点东西，她把那枚鸡蛋递给他。他同意了，坐到桌边，在鸡蛋上撒了点盐，吃了下去……椅子上和地板上的纸堆越摞越高。我们竭力不踩到手稿，可那几位外来人却不管不顾。让我十分惋惜的是，在鲁达科夫遗孀偷走的文件中就有奥·曼二十世纪头十年和二十年代的诗作手稿，它们不在被抄之列，因此被扔在地板上，上面满是军靴踩下的脚印。我很看重这些手稿，因此把它们交到一个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地方，交给可靠的青年鲁达科夫保管。他曾被流放沃罗涅日，在那里待了一年半，我们在那里与他分享每一块面包，因为他在那里没有任何收入。回到列宁格勒后，他热心保管古米廖夫的档案文件，那是信任他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雪橇给他送去的。无论我还是她，后来都再也没有见到那些手稿。她偶尔听到一些传闻，说某人又购得了这份档案材料中她熟悉的某些书信。
“奥西普，我羡慕你，你会死在阁楼上。”古米廖夫常常这样说。他俩的预言诗作在此时已经写就，但两人均不愿相信自己的预言，他们用法国式的诗人之不幸命运来宽慰自己。要知道诗人也是人，是普通人，那些最平常最普通的事情，那些对于国家和时代而言最为典型的事情，那些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会赶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诗人身上。这不是个人命运的闪光或恐惧，而是一条“成群结队”的寻常路。阁楼上的死亡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在声援萨柯和范齐蒂期间（当时我们住在皇村），奥·曼曾通过一位教会人士向教会上层提交一份建议，希望教会也出面组织反对这次死刑判决的抗议行动。很快便有了答复： 教会同意声援两位死刑犯，条件是： 如果哪位俄国神甫同样遭遇到麻烦，奥·曼也必须组织声援和抗议。奥·曼叹了一口气，立马承认自己失败了。这是奥·曼当初试图与现实妥协时所获得的最初教训之一。
五月十四日的清晨到来了。所有客人，请来的客人和不请自来的客人，全都走了。不请自来的客人带走了这家的男主人。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两人眼对着眼，坐在空荡荡的、还留有夜间浩劫痕迹的房间里。我俩好像就面对面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睡觉，也想不起喝茶的事。我们忘记了自己，在等待天一亮就出门。干吗去？去哪儿？去找谁？生活在继续……或许，我们就像是溺死鬼。请上帝饶恕我这个文学比喻，我们当时脑袋里可压根儿没有什么文学。
晨思
听到照例有人被捕，我们从来不会问：“为什么抓他？”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恐惧而疯狂的人们相互提出这一问题纯粹为了自我安慰： 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抓了，这就意味着我不会被抓，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挖空心思，要为每一次逮捕想出个理由：“她的确是个阴谋分子！”“他太放肆了。”“我本人就听到他讲过……”还有：“一准会这样，他那性格太可怕了。”“我一直觉得他不大对劲儿。”“这个人太另类了……”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自一九一七年起就开始弹奏一个主题，即“这不是我们的人”，这一切都是那一主题的变奏……社会舆论和惩处机构杜撰出各种恶毒的变奏，不断地火上浇油，否则便起不来烟雾。因此，“为什么抓他？”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便成为禁忌。“为什么？”当我们一位受公众风格传染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愤怒地喊道，“什么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不明白，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但是，在奥·曼被带走后，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直在向自己提出这个禁忌的问题： 为什么？逮捕曼德施塔姆可以有很多理由，当然是根据我们的法律原则来判断的。仅凭他的诗和他的文学言论，或是他那首写斯大林的诗，他们就完全可以抓他。因为他给托尔斯泰的那个耳光，也可以抓他。挨了耳光后，托尔斯泰当着许多人的面声嘶力竭地喊道，所有的出版社都不会再出曼德施塔姆的书，他的作品永无出头之日，他会被赶出莫斯科的……我们得知，托尔斯泰当天就去了莫斯科，向苏联文学的首领高尔基控告欺负他的人。不久，我们就听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揍俄国作家……”这句话毫无疑问被算在了高尔基头上。如今又有人在向我证明，高尔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高尔基也完全不是我们当时所想象的那种人。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潮流，欲将高尔基塑造成斯大林体制的受难者和为自由思想、为知识分子而抗争的斗士。对此我不打算评判，我相信高尔基与那位主人的观念有很大差异，他也承受过很大压力。可是却无法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高尔基会拒绝支持托尔斯泰反对曼德施塔姆这样一类作家，高尔基对此类作家始终充满陌生感和敌意。
要想了解高尔基对自由思想的态度，只要读一读他的文章、讲话和书籍就足够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这次被捕是因为抽了“俄国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而遭到的报复。无论他们如何处置此事，最可怕的结果就是驱逐，这个结果我们并不害怕。驱逐和流放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在大恐怖尚未达到疯狂状态的喘息期，在春季，通常是五月，以及在秋季，都会进行规模相当大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行动。知识分子在经济照例出现问题时便会再次引起关注。彻底消失的情况在当时还几乎不曾有过： 人们能从流放地发出信件；刑期一满，他们也能回来，然后再度离家。我们一九三三年夏天在科克捷别里科克捷别里是克里米亚一处作家疗养地，由俄国诗人沃洛申创办，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同时接待红白两方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见过安德烈·别雷，他常说，他简直来不及给他众多的“归来者”朋友发电报和写信。显然，扫帚在一九二七或二八年扫过了人智学由德国哲学家斯坦纳创立，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智慧以及人与世界万物的联系，别雷曾迷恋并宣传这一学说。领域，于是导致众多人士在一九三三年的归来……在奥·曼被捕前的那个春天，比亚斯特就回到我们这里……三年或五年的流放之后，归来者又落户于距莫斯科一百来里远的一些小城。既然大家都曾“离去”，我们怎么会有更好的结果呢？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奥·曼摆摆手：“那有什么？让他们驱逐吧……让其他人害怕吧，我们可不怕！……”不知为何，我们的确不怕被驱逐。
如果那首写斯大林的诗被发现，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奥·曼临走前吻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人怀疑这首诗会让他送命。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如此细心地盯着契卡人员的一举一动，试图弄清他们在寻找什么。那组写“狼”的诗不会导致大难，最多也就是集中营……
他们会如何认定所有这些潜在的罪名呢？结果还不是一个样！用罗马法、拿破仑法典之类的法律思想成果来诉诸我们的时代，这是可笑的。惩处机构的工作严谨而又自信。它们有许多目的，诸如铲除脑中留有记忆的证人、建立统一思维、为下一个千年王国的到来做好准备等，不一而足。人们依据范畴被划分为不同层次（年龄也会被考虑进去）： 教会人士，神秘论者，唯心主义学者，机敏的人，不听话的人，思想者，饶舌者，沉默寡言的人，喜欢争论的人，具有法律思想、国家思想或经济思想的人，还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农学家，因为出现了“破坏分子”这一概念，一切挫折和失误都要算在这些人头上。“别戴这顶帽子，”奥·曼常对鲍里斯·库津说，“不能与众不同，否则结果很糟。”后来结果果然很糟。但幸运的是，对于帽子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终于认定，苏联学者应该比西方的纨绔子弟穿得更漂亮些，于是，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在服满刑期后还得到一个相当体面的科研位置。帽子是个玩笑，而帽子下面的脑袋才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那些专门负责铲除异己的人想出了这么一句行话：“只要有人在，就能立案。”我们在雅尔塔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一九二八年），是听作家富尔曼诺夫的兄弟这样说的。这位契卡人员刚刚成功地步入电影界，但通过他妻子还与秘密机构藕断丝连，对那种事情有所了解。公寓里住的人大多是为治疗肺结核病而来，而这位富尔曼诺夫却在用海边的空气强化他衰弱的神经，这里还住着一位快乐大度的耐普曼（“耐普曼”即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者），他很快便与富尔曼诺夫打得火热，两人想出一个“侦查”游戏，这游戏的真实性能抚慰他们的神经。富尔曼诺夫在图解他关于人和案子的那句俗语，对那位浑身发抖的耐普曼进行审讯，后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张大网，这张网是用对每个字眼不断扩展的巧妙解释织就的。当时，还很少有人能凭借自身经历彻底地理解我们司法审判的特性： 进过熔炉的只是我前面罗列的那几类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帽子底下有颗脑袋的人，以及那些被剥夺了财富的人和耐普曼，即那些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企业主。因此，除奥·曼之外，并无人留意到这位前侦查人员的消遣方式，这场猫鼠游戏并未引起关注。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游戏的，如果奥·曼不对我说：“你快去听听……”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奥·曼有意把这一切指给我看，他是想让我记住这一切……富尔曼诺夫的游戏使我对我们这个新建国家的司法制度有了最初的认识。这一司法制度的根基就是辩证法和一个牢不可破的伟大思想：“不跟我们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很早就开始细致观察生活，她比我懂得多。我俩坐在被夜间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里设想一切可能，猜测未来，却几乎没说一句与此相关的话……“您要保持体力。”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这就是说，要做好长期等待的准备： 人们在被驱逐或被消灭之前，往往会一连被关上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也可能超过一年。定案需要时间。他们不打算不给定案，于是便起劲地在文件上写满各种胡言乱语……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子孙后代在查阅档案时也会像如今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一样盲目地相信一切吗？或许，这只是官僚制度本能在起作用，是墨水瓶的恶魔在卖力？这恶魔不是靠法律，而是以决议为生，它吞食着成吨的纸张。再说，法律也常常是各式各样的……
